- 相關推薦
歐洲發達國家公民環境權的發展趨勢（下）
二、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權
（一）人類中心主義還是生態中心主義
根據動物解放主義者彼得·辛格的觀點，人類只是大自然中對其他有生命物種沒有任何特權的一個有生命的物種。 按照動物解放主義者的邏輯，人類在實際生活中僅僅根據他們固有的天性而利用環境資源：作為一個有生命的物種，人類使自己努力去適應其他有生命物種和環境中的無生命客體，同時，非人類生物和無生命客體也努力適應人類。與其他有生命物種沒有什么不同，當人類利用環境資源時，僅僅是依賴環境資源為生而已。這是所謂生態中心主義立場。這一立場，給人類法律帶來了無窮的困惑和眾多的挑戰。
但問題在于，自從人類祖先建立有組織有規則的人類社會以來，人類真的為著自己的目標創造和改造了環境。作為環境中一個占支配地位的物種，無論如何，人類歷史地和現實地將環境資源作為財產和所有物。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根據自己的規則，得到了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這是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當然，這一立場，也已經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環境問題。
不管怎么說，人類法律實際上只能遵循人類中心主義立場而規范出一個又一個的人類利益共同體。世界上不會有一個動物解放主義者和生態中心主義者占絕對優勢地位的議會；從而，生態中心主義的國家法律體系也無從產生。在現實的環境法中，人類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權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對包括野生動物、天然林、土地、水、空氣、礦藏等自然資源的權利；另一方面，對主要被當做個人私有財產的包括市、鎮、鄉村、建筑物、港口、歷史文化遺存等在內的人工環境的權利。即使是生態中心主義者，也無法做到完全忽略這一人類的法律現實，而不將動植物等生命體作為財產。
（二）人類的能力和環境的能力
如果利用環境資源不產生有害于或者不利于人類的后果，那么，人類無需獲得所謂“良好環境權”。良好環境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現，實際上取決于消除對環境的不利影響所盡義務的多寡。對人類污染和損害環境能力的法律限制，應當以環境自身能夠承擔和吸收的最小不利影響為依據。
有兩種類型的能力應當加以界定：一是人類污染環境和預防環境污染的能力，一是環境吸納污染物和承受不利影響的能力。嚴格地說，人類需要做的是，創造最佳可用技術以治理、預防污染和發展經濟。然后，才可能在不損害人類生命與健康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發展，同時，環境本身也能按照其自身的規則發展自己的歷史。從而，使上述兩種能力實現均衡。這是環境法所追求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這種關系體現了同一個時空中的兩個平行的歷史發展進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和自然歷史發展進程。
歐洲發達國家對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權設定了一系列的法律限制。最重要的限制措施規定在技術性和工具性制度中。例如，環境質量標準，排放標準，行政許可，漁業捕撈和野生動物狩獵許可證和配額等。這些限制性規定禁止對環境資源的濫用，要求每一個人以理性的和可持續的方式行使其財產權利。在歐洲發達國家的環境法中，行政許可制度和許可證運用得非常普遍。這些制度使得傳統的個人財產權利在環境法中發生了改變。
（三）以人道的方式利用野生動物
任何保護自然資源的意圖，都是為了人類將來對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而不是像某些倫理學者主張的那樣賦予動物或者大自然以“權利”。 環境法中對動物的人道立場，從某種程度上暗示著，如果人類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為，那么，人類具有足夠的不仁慈去毀滅世界上所有的物種。但是，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種種限制，并不意味著人類的一些權利轉移給了動物。動物仍將作為人類的重要財產而存在，至少也是作為人類創造財富的重要資源，例如，基因利益和對新發現的物種的權益。開發利用作為財產來源的野生動物的權利，伴隨著環境倫理爭論的困擾，是一個相當有爭議的問題。 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了野生動物具有與人類平等權利的立法主張。如美國環境法學者在其編著的教科書中提出了這樣的立法建議：“⑴不會再有鯨類動物被視為人類財產，也不被當作是一種工業原料，也不被當作是動物家族成員。⑵在人類法律中，個體的鯨被賦予人類個體的法律權利。 ⑶ 人類個體和人類團體代表被人類置于危險境地的鯨類個體行使控告權或者出庭。⑷倡導、鼓勵和支持科學研究，以建立與鯨類動物溝通的方式。⑸如果這樣的溝通方式得以建立，進一步保護人類和鯨類之間的聯系方式的法律將被研究出來，并提交給人類和鯨類的等額代表組成的美國國會。⑹然后，人類與鯨類合作，研究出新的種際法、種際協議和種際條約。是認識到這一問題的時候了：因人類無法實現與那些生活在海洋中的和人類大腦尺寸相仿的鯨類的聯系，人類一直堅持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孤獨地生存在陸地上。鯨類具有一種與人類現實相分離的現實。他們的現實，是用他們的術語、他們的社會能力和他們最近1500萬年的生存來加以描述的。他們的現實將得到尊重，得到研究，其結果將被制定為人類法律。”
但是，無論如何，對野生動物的保護體現了環境法倡導的人類應當熱愛和珍惜所有生命的法律價值。此外，還意味著當代人意識到了野生動物保護對維護生態平衡和人類持續開發利用野生動物基因資源與財產資源的重要性。
（四）自然資源的雙重價值：利用價值和非利用價值
只要一想到環境，總是指對一個特定對象的特殊利用。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權的權利客體是自然資源，如水、土地、海洋、漁業資源、礦產資源、動物和植物。每一種自然資源的價值都是雙重的：利用價值和非利用價值。無論是當代人還是未來世代人都可以既從自然資源得到經濟利益，又從自然資源得到精神利益。當代人的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權的內容，只能是自然資源的部分利用價值，即直接利用價值；間接利用價值可以實現當代人的良好環境權；而非利用價值，則用來滿足未來世代人的兩種類型的環境權。考慮到自然資源的雙重價值，歐洲發達國家的環境法以最大的努力去追求良好環境和可持續發展這一雙重目標。以森林資源為例。森林不但給人類帶來了經濟利益，也帶來了生態利益。根據John Asafu-Adjaye博士的觀點，當人們一提起森林，腦海中一下子就想到了森林的利用性價值，即直接采伐木材和進入森林娛樂休閑。森林的總價值可以分為兩大類：利用價值和非利用價值。利用價值意味著一種商品或服務滿足人們需要或者喜好的能力。它可以被進一步分為直接利用價值（例如采伐森林，非消耗性的野營，徒步履行，觀鳥等）和間接利用價值（例如保持水土，穩定氣候等）。非利用價值包括遺產價值（例如保持森林為未來世代娛樂休閑之用）、生物價值（例如保存基因庫）和選擇價值（例如將來的娛樂休閑）。 在《挪威森林法》的目的條款中，直接指明了森林的兩種價值（即利用價值和非利用價值）：“本法的目的是促進林業生產，植樹造林和森林保護。本法的目標要使營林者以理性管護的方式取得滿意的結果，并保證有效和經常的對工業的原材料的供給。同樣，森林作為大眾娛樂休閑資源，自然景觀的主要組成部分，動植物的生存環境，以及狩
獵和漁業資源捕撈區域的重要性，也要得到加強。”這部法律還詳細規定了森林對于滑雪、戶外休閑、徒步旅行等方面的價值用途：“在生長良好的幼林地區，只能從保障林業生產和林木質量出發，采取促進森林進一步發展的采伐措施。其他如更新采伐等采伐方式，必須經過林業主管部門許可才能進行。在其他森林地區，間伐或者更新采伐措施只能以促進未來林業生產或者森林更新的方式實施。采伐期間，保留的樹木或者鄰接的森林不能受到不必要的損害或者破壞。林木采伐必須按照計劃進行，充分考慮自然環境和戶外休閑的需要（參見第1條第3款）。林木采伐結束后，必須考慮公眾繼續對林間小路、滑雪小道和其他通道的使用，不能給公眾帶來不必要的困難。如果林業主管部門發現森林所有人已經計劃、開始或者完成更新采伐（包括皆伐），在對將來的采伐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對戶外休閑或者自然環境產生了重大有害的后果的情況下（參見第1條第3款），農業部可以建議縣土地局在一個特定時間內禁止或者限制該森林所有人進行更新采伐。”
三、良好環境權
公民的良好環境權是環境共享權，涵蓋了生命權、健康權、安全權、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環境審美權以及在符合人類尊嚴的水平上從事娛樂休閑活動的權利等種類。同時，公民良好環境權也是當代人和未來世代人的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權的基礎。加強共享權最終保障了所有個體的人的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權。
（一）何時需要良好環境
良好環境是來源于自然規則和自然條件下的一種自然的存在。如果自然環境足夠好，人們不需要獲得所謂良好環境權。實際上，良好環境權建立在一個糟糕的環境的基礎上。當今的環境已經糟糕到了人類需要良好環境權的程度。眾所周知，酸雨、沙漠化、湖泊的富營養化、物種滅絕等等正在威脅人類的生命、健康、安全、尊嚴甚至道德。面對嚴重的環境惡化，自然資源的權利人不僅需要取得配額和許可證，而且需要支付邊際成本。 自然資源也是人類健康和福利的源泉。當一個人給環境造成不利影響時，他就會給別人的良好環境權帶來妨礙。
（二）主體范圍
有些歐洲學者認為，要將公民良好環境權成為現實的權利是困難的。阿里斯塔爾·麥克格婁恩（Alistair McGlone）的觀點可以代表反對者的立場：“很清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施的環境權的創設，在促進重要的環境價值方面沒有直接的作用。可持續發展是保護未來世代人的利益的發展，而這樣一種權利僅僅能夠被活著的人行使。未來人和尚未出生的人不能從為保護活著的人的利益而設計的權利中尋求利益。還有，從國際合作是保護環境所必需的范圍內來看，賦予個人以一種可實施的良好環境權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如果環境當缺乏國際合作時受到了危害，那么，良好環境權能夠針對誰去實施？最后，眾所周知，環境有一種與人性分離的固有價值，當完全的生態系統而不是生態系統中一個特殊的人類或者人類群體應當受到保護時，那種不可避免的以人類為中心的環境權概念的價值是非常明顯的有限的。因此，在闡明一種可實施的健康的、適宜的或者可行的環境權方面，被認為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種困難，而且這也許是為什么國際法文件普遍沒有明確提到良好環境權的原因之一。”
的確，現行法律主要保護活著的人的利益。但是，現行法律并不僅僅是保護活著的人的利益。不難發現，歐洲國家的現行法律也保護死者和未出生的胎兒的利益。例如，繼承法中存在胎兒的繼承權， 著作權法中存在對作者死后一定時期內的著作權保護。 如果擴大未出生的胎兒的概念，就比較容易接受未來世代人作為法律主體。為什么為胎兒預留一份遺產？因為一個人不得不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界，但他的錢袋卻不能是空著的。推而廣之，每一個人都有權從他的上代人那里得到財產。良好環境權是一種共享權，其權利主體是全體公民（即一定范圍內的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包括當代人和未來世代人。未來世代人當然沒有機會在我們這個時代享受他們的權利；但是，他們即使在傳統民法中也已成為了可能的和潛在的法律主體。
（三）具體精神利益
在良好環境權中，有多種與良好環境有關的精神利益。例如，在挪威自然保護法中，公民對自然公園、風景、自然保護區和自然遺跡等國家資產享有“美麗的”， “科學的”，“教育的”，“歷史的”等方面的權益。還可以列出的有：清潔（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精力充沛和精神愉悅（戶外娛樂休閑權）、日照（在制定城市土地利用規劃的情況下，需要考慮日照權）、通風（在建筑物密度大的情況下，需要考慮通風權）、安寧（針對環境噪聲而言）等。在某些方面，還未找到合適的術語來命名環境利益和環境權利。例如，對野生動物和花卉的幸福的情感，從祖國的文化遺存和自然風光中獲得的自我認同感和自我肯定等。不管怎樣，這是肯定的：所有具體的為人類共享的權利和利益都是為了實現健康、福利、幸福、尊嚴、娛樂、安全、精神愉悅和精神振奮的目的。
在歐洲發達國家，公民良好環境權至今也仍然還是局限在國家的道德上的責任和對人類的精神關懷的范圍內。 說到底，環境權建立在經濟利益的基礎上。國際環境法所關心的和發達國家所需要的依然是經濟的增長，開發利用環境權處在環境權的基礎位置。所以，在現實生活中，開發利用環境權和良好環境權有時還是會互相沖突。正如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所說的，“許多人似乎認為，自然保護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與動物友好相處以及在鄉間小路上漫步。遺憾的是，也許事情要復雜得多。首先，大自然不但包括動植物，也包括它們賴以生存的空間和環境。其次，每一種動物以及一些植物僅僅以消耗其他動物或植物為生。而人類已經逐漸成為了對大自然以及一切動植物的最重要的利用者。”
四、《阿爾胡斯公約》對環境權發展趨勢的回應
上文已經討論，《阿爾胡斯公約》中設定的程序權利不宜納入公民環境權的兩種類型中。這些程序權利仍然屬于程序法，適用程序法的特別規則、原則和技術。另一方面，這些程序權利對傳統程序法提出了挑戰。這是對歐洲發達國家公民環境權發展趨勢的一種回應：每一個人需要被程序法賦予的程序法律地位，因為每一個人已經在實體法中獲得了法律地位-每一個人已經成為了環境共享權的權利主體。
獲得信息權、公眾參與決策權和獲得司法救濟權來源于歐洲的法律傳統。在1974年于斯德哥爾摩簽署的《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關于環境保護的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between Denmark，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中，出現了一種較為廣義的獲得司法救濟權。該公約寫道：“受到或者可能受到由另一締約國中損害環境的活動而引起的公害的影響的任何人，有權向另一締約國的合適的法院或者行政當局控告這樣的活動的容許性問題，包括預防損害的方式問題，以及作為從事這一活動的國家的法律主體在同樣的范圍內和針對同樣的問題控告法庭或者行政當局的決定。在由損害環境的活動引起的損害
賠償程序中，同樣適用本條前款的規定。對受害方所作出的賠償問題的判決所采取的規則，與從事這一活動的國家的賠償規則相比，不應不利于受害方。” 挪威于1970年7月19日通過了關于公眾有權在公共事物行政當局獲得文件的法律，1997年1月10日將其修正案命名為《信息自由法》，其第2條第2款規定：“任何人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要求有關行政部門公開地告知其可透露的文件內容。這一規定同樣適用于案例記錄和類似記錄，以及公開選舉的市和郡的政府機構的會議議程。”英國也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制定了多部關于公眾獲得信息的法律，如1985年地方政府（獲得信息）法，1988年環境與安全信息法等。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考慮到“公眾獲得環境信息促進了環境質量，以及成員國之中的不同規則將導致競爭條件被破壞”， 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關于環境方面的獲得信息自由的指令的前言中說到，“保障任何自然人或者法人通過共同體自由獲得公共當局掌握的，與環境狀況、對環境或者可能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活動、措施以及那些保護環境的計劃有關的，可利用的書面的、可視的、可聽的或者數據庫形式的環境方面的信息，是必要的”。 這一指令無疑促進了成員國的國內立法。例如，在1993年，奧地利議會通過了環境信息法（聯邦立法公報1993年495號）。該法第1條闡明了其立法目的：“本法的目的是使公眾知道在環境方面特別是有權被安排自由地獲得行政機關支配的環境數據，以及要求行政機關公開地公布環境數據的權利。”又如，丹麥于1994年4月27日制定了獲得與環境有關的信息法。其第2條規定：“任何人應當賦予符合關于公眾有權獲得行政檔案文件法和公共行政管理法規定的條件和例外的資格，而適合了解與環境有關的信息。但是，參考本條第2款第2項和第3條第2款的規定。根據本法的獲得文件的權利不應受到其他立法的有關獲得文件的特別條款的限制。但是，這一規定不適用于為履行共同體法律的義務而制定的條款。”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阿爾胡斯公約》的出現，是對歐洲發達國家環境權發展趨勢的回應。它表明，修改和完善傳統的程序權利，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環境保護和理性地實現對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成為了各國政府的系統工程。在這一系統工程中，各國政府扮演著人類（包括當代人和未來世代人）的環境受托人的角色。同時，科學化和民主化是環境管理的基本要素。如果法律制度喪失了科學化和民主化的基礎，對個體而言，享有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權和良好環境權只是枉然。所以，最大可能范圍的公眾參與，是作為環境保護的民主基礎所必需的。而如果沒有獲得環境方面的信息權作為保障，則沒有人能夠找到“參與”的途徑。因此，獲得信息成為公眾參與的前提。無疑，如果公眾得不到環境方面的有關信息，則可以通過司法救濟而得到最終解決。獲得司法救濟權是獲得信息和參與決策的一種司法保障。這是一種通過改造法律主體制度而補救環境共享權的方式。一般而論，根據私法、公法和國際人權法，歐洲發達國家司法程序的核心無疑是保護個人權利。但是現在，根據《阿爾胡斯公約》，人人在環境問題上享有法律地位。除了某些限制外，任何人都有程序上的權利代表作為整體的人類捍衛環境共享權。
[1]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使用了“人民”作為人權主體，被歐洲學者引入公民環境權研究中。
[2] 英文中，“良好環境”的“良好”一詞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如：health，sound，good，health and sound，clean，viable，decent等。
[3] 如，《挪威規劃與建筑法》（the Norwegian Planning and Building Act）第2條第3款關注兒童環境權：“When carrying out the planning pursuant to this Act， special emphasis shall be placed on securing children a good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grow up.”
[4] 這些新的權利，都是在不同的法律文獻中對于特定的公民群體的環境權的具體描述。
[5] 參見《阿爾胡斯公約》（the Aarhus Convention 1998）序言和第1條。
[6]《挪威土地法》第1條第3款（The Norwegian Act No. 23 of 12 May 1995 relating to Land）。
[7]《瑞士聯邦環境保護法》第1條（The Swiss Federal Law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1983）。
[8]R·R·丘吉爾：《現行人權條約中的環境權》（R. R.Churchill，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xisting Human Rights Treaties）。 載阿蘭·波伊爾/邁克爾·安德森編：《環境保護的人權路徑》（Alan Boyle Michael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Oxford 1998 （Paperback）， p.89-p.108）。
[9] “sustainable growth”的表述存在于《1992年歐洲聯盟條約》第2條。菲力普·桑茲/理查德·G·塔拉索夫斯克編：《歐共體環境法文獻》（Philippe Sands and Richard G. Tarasofsky（eds.），Documents in European Commulity Environmental La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p.5.）。對“可持續增長”的詳細批評參見楊·H·楊斯：《歐洲環境法》（Jan H. Jans， 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Kluwer 1995， p.6.）。
[10]漢斯·克里斯蒂安·布葛：《人權和資源管理概述》（Hans Chr. Bugge， Human Right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 An Overview）。載厄爾林·卑葛/尼爾斯·克里斯蒂安·斯滕塞特編：《法律和可更新資源管理》（Erling Berge Nils Christian Stenseth （ed.）： Law and the Governanc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ICS Press 1998， p.111.）。
[11]環境權主體的進一步的討論可參考：詹姆斯·克羅佛德編：《人民的權利》（James
Crawford （ed.）， The Rights of People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2）； 阿斯比尤恩·愛德/楊·何葛森編：《在一個變化中的世界的人權保護的未來》（Asbj？rn Eide and Jan Helgesen （eds.），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etsforlaget， Oslo 1991）。
[12]同注[5]，第1條。
[13]漢斯·克里斯蒂安·布葛：“挪威公害法的歷史起源與發展”，周訓芳譯，載何勤華主編：《20世紀外國經濟法的前沿》，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頁，第356頁。
[14]2002年4月，挪威奧斯陸大學發展與環境中心舉行的學術會議上已有學者指出了“環境烏托邦”（Environmental Utopias）傾向。在人類法律中通過賦予人類以外的有生命物種以平等的法律主體地位并保障它們的環境權的做法，我個人認為也是“環境烏托邦”傾向。
[15]愛蒂斯·布勞恩·魏伊絲/丹尼爾·巴斯萄·馬哥勞/鮑爾·C·扎茲：《國際環境法：基本方法和參考書目》（Edith Brown Weiss， Daniel Barstow Magraw and Paul C. Szasz，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Basic Instruments and References，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92， p.172）。
[16]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締結和簽署的國際環境條約集》，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頁。
[17]據2002年2月25日《中國工商時報》報道，李昌道教授在上海政協會議上指出，“西方國家學者早已提出‘法律全球化’的說法，其核心主張不過是‘全球化法律是不受任何國家控制的經濟或政治勢力’，是‘超國家的法律’，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立法過程’。”
[18]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1987， p.57.）。
[19]彼得·辛格：《動物解放》（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paper back Avon 1990）。
[20]同注[19]，第1頁。
[21]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進一步討論，參見前引阿蘭·波伊爾書，第34頁。
[22]約翰·C·利里：“人類與海豚科動物的的交流：接受其他物種的可能性”（John. C. Lilly，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Dolphin： The Possibilities of Taking with Other Species），載大衛·S·費偉：《野生動物判例、法律和政策》（David S. Favre， Wildlife Cases， Laws and Policy ， Associated Faculty Press， Washington 1983， p237-238）。
[23]約翰·阿撒夫-愛德亞伊：《非經濟學專業的環境經濟學》（John Asafu-Adjaye，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for Non-Economists，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 2000， p.102-103）。
[24]參見《挪威林業和森林保護法》第16條（The Norwegian Act of 21 May 1965 relating to Forestry and Forest Protection， as amended by Acts no. 77 of 11 June 1976 and no.41 of 13 June 1980）。
[25]漢斯·克里斯蒂安·布葛：“經濟學和法學中的污染者付費原則”（The Principle of “Polluter-pays” in Economics and Law），載厄爾琳·愛德/洛格萬·登·卑爾格編：《環境的法與經濟學》（Erling Eide Roger van den Bergh （ed.）， Law and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 Juridisk Forlag， Oslo 1996）。
[26]阿里斯塔爾·麥克格婁恩：《人權方法》（The Human Rights Approach）。載于厄爾琳·塞維（Erling Sevig）/漢斯·克里斯蒂安·布葛編：《國際環境法》（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Juridisk § Forlag， Oslo 1994， p.86-87）。
[27]例如，挪威繼承法使一個未出生的人享有繼承權成為可能。該法第71條第2款規定，“不管怎樣，如果在立遺囑人死亡時，父母一方已經生育或者懷孕，那么，一個未出生的人可以獲得繼承權。”
[28]例如，挪威著作權法第40條規定：“作者在有生之年以及死后七十年享有著作權”。
[29]的確，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并非所有的自然世界都是美得令人愉快的”。（Alexander Gillespie， p.88） 但一般而言，自然有其固有的審美價值。
[30]厄爾琳·塞維，同注[26]，第21頁。
[31]西蒙·里斯特：《國際野生動物保護法》前言（Simon Lyster， International Wildlife Law， Grotius Publications Limited， Cambridge 1985）。
[32]《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關于環境保護的公約》第3條。
[33]菲力普·桑茲/理查德·G·塔拉索夫斯克編：《歐共體環境法文獻》（Philippe Sands and Richard G. Tarasofsky （eds.）， Documents in European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la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第275頁。
[34]菲力普·桑茲，同注[33]，第276頁。
[35]其第3條第2款規定，“本法包含所有與環境有關的
書面的，可視的，可聽的或者數據庫形式的可利用的信息，不管信息是何時獲得的。”
中南林學院法學院·周訓芳
【歐洲發達國家公民環境權的發展趨勢下】相關文章：
歐洲發達國家公民環境權的發展趨勢（上）02-20
論公民環境權02-20
法學視野下的環境權保護研究02-20
論網絡環境下的著作權保護08-18
公民的健康權及其保障02-20
采訪權是公民言論自由權的延伸02-23
采訪權是公民言論自由權的延伸02-23
公民依法享有批評建議權（二）08-17
公民依法享有批評建議權（三）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