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共識的思想界——焦慮·異見·對策

缺乏共識的思想界——焦慮·異見·對策

缺乏共識的思想界——焦慮·異見·對策
　　
　　口黃軍甫，東華大學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美國心理學大師羅洛·梅認為，“焦慮是人類的基本處境”，更是現代社會“普遍而深刻的景象”。“其中個人焦慮的部分包括內在困惑、疏離、心理混亂，以及價值和行為標準的不確定。”從這一意義上講，某一社會公民的普遍而強烈的焦慮，必然導致意識形態的分裂和傳統價值體系的解構，從而導致社會成員尤其是知識精英共識的喪失。而共識的缺失進一步加劇著因不確定性而生的恐懼和基于恐懼的焦慮。
　　
　　一
　　
　　中國思想界缺乏共識是中國社會轉型進程中過度焦慮現象的表征，更是社會焦慮的重要原因。
　　
　　在當下幾乎所有問題上，思想界都是缺乏共識的。中國雖然存在眾多政治思潮，但沒有一種思潮成為多數人接受的主流思潮。這就使人們在社會轉型進程的眾多問題上意見分立。在政治共同體層面或者基本價值層面，2008年以來，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問題、普世價值問題等，思想界意見嚴重對立。自由主義者推崇普世價值，但對政治教科書上所表述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表示質疑；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及各種形式的國家主義者雖然異口同聲地否認普世價值，但它們在包括社會主義問題上的態度卻大相徑庭；而社會主義思潮的信奉者內部也存在左、中、右的分野和理念上的對立。
　　
　　政體層面的共識在阿爾蒙德、薩托利等人看來是政治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中國思想界對諸如現代政治規則、法治社會規范，甚至政治共同體本身等都缺乏足夠的認同和廣泛共識。烏有之鄉和重慶模式的信奉者們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公然蔑視眾多現代文明規則。這種顯而易見的反智主義現象卻贏得了大批知識精英的狂熱喝彩！由于在終極價值和社會基本規則問題上的異見，思想界在中國發展道路、改革的方向和內容、進程等問題上的激烈對抗、斗爭便顯得順理成章了。
　　
　　在這些問題上，根據人們對中國發展道路和改革的態度，思想界的精英可做三種分類。第一類包括因失意、失落而被邊緣化的學者和部分大學生為主體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以張木生為代表的體制內的“新民主主義”者，以張宏良、范景生為代表的、依附于烏有之鄉等網站的原教旨社會主義者，以司馬南、孑L慶東為代表的以所謂重慶模式為言說對象、以“文革”為目標模式的狂熱國家主義者。他們雖然觀點和成分復雜，但共同特點是回到過去。因此，他們對現實的態度，如同馬克思時代之反動的“社會主義”者對現實的態度：半是挽歌，半是榜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
　　
　　第二類主要是馬立誠所說的鄧小平思想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奉者和支持者。他們人數相對較多，散見于社會各個層面， (范文網　www.baimashangsha.com) 不論居廟堂之上還是處江湖之遠，都具有體制賦予的強烈自信，并借助于這種自信，旗幟鮮明地謳歌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合理性，肯定鄧小平改革的進步性和當下制度模式的合法性。但是，中國下一步該如何走，他們的藥方顯然不足以服人。
　　
　　第三類大體上包括馬立誠所講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們對改革的進步性和對鄧小平歷史貢獻的肯定方面與第二類人高度一致，而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及現實問題的批判上和第一類人有交集。然而，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對普世價值的高揚，對基于政治改革的現代性政治制度建構的信念，為上述所有的知識精英所詬病。
　　
　　焦慮作為一種對不確定性的恐懼，雖然對于個體和社會往往具有積極意義，但過度的和缺乏必要管理的焦慮無論對個體還是社會，都會產生致命的負面效應。當下中國思想界缺乏共識的現象，如果被置于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語境下，它當然具有更多的進步性。它是對改革開放前中央計劃經濟和全能主義政治秩序的無情解構，它意味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選擇。但是，自由伴隨著責任，選擇帶來不確定性。對于后發現代化國家，尤其是具有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其社會轉型往往伴隨著社會的失序、政治的失范和文化的祛魅及精神家園的喪失。在這些傳統秩序、政治權威被顛覆的轉型社會，如果社會精英尤其是知識精英沒有必要的對自身和社會大眾的現代性啟蒙訓練，沒有對社會轉型復雜性、艱巨性的足夠的理性認識，沒有對社會轉型方方面面的整體把握，必然發生對選擇和多樣性的放棄，對自由的逃避，并且必然像弗洛姆、阿倫特等思想者所警告的那樣，向兼具排他性、確定性、權威性特征的法西斯主義之類的極端勢力尋求庇護。
　　
　　不可否認，中國思想界缺乏共識，帶有后發現代化國家社會轉型的必然性特征，也和中國那種權力與市場結合所形成的獨特體制有關。但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對此并沒有清醒的認識，反而是對缺乏共識的現象不斷地放大，從而導致思想界本身和整個社會到處彌散著恐懼和焦慮。而中國社會日益嚴重的焦慮，是自2008年以來改革受挫和國家主義、民粹主義、進攻性民族主義及原教旨社會主義等極端思潮甚囂塵上的重要原因。這大概也是溫家寶總理今年3月份記者招待會上說的“我對社會感到有點憂慮”的原因之一。
　　
　　二
　　
　　顯然，一個社會沒有在基本問題上的共識，就會有持續的焦慮，就會有極端主義思潮和政治運動的興起。如何克服焦慮、達成共識？就是要建立和諧、有序的社會。這種社會，中外先哲和時賢們有不同的表述。孔子稱它為大同社會，而這種大同社會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老子則認為：“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消極，但相當和諧。大概同一時期的西方人柏拉圖所勾勒的和諧社會則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人們分工有序，各司其職的所謂“理想國”。馬克思早年把這種社會稱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后來稱它為共產主義。如果我們讀一讀《共產黨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就會明白，共產主義簡直就是人間天堂。那里消滅了奴役人的私有制，人與人的所有身份界限都已消失。人克服了異化，自由成了人的真實存在。
　　
　　這些先哲們所描述的理想社會如此和諧，當然不會帶來人的恐懼和焦慮：然而，理想畢竟不等于現實。即便是基于科學推斷的共產主義，也一定是遙遠未來的事。在鄧小平看來，它的實現需要幾十代人的努力。我們雖然不可能也沒必要把先哲們的政治藍圖變為現實，但可以對他們的理論見微知著，找到他們構建和諧社會的邏輯前提。這種邏輯前提其實就是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里表述的國家的理由：即國家“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而“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近代思想家斯賓諾莎進一步把國家的理由界定為：“讓每個人免于恐懼，使個人因此可以在沒有安全顧慮下生活與行動，不會傷害自己與鄰人，”也就是講，建立沒有恐懼，沒有焦慮的社會是國家的目標，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建立公平、正義的制度和規則。也就是在這一意義上，溫家寶總理強調：公平正義比太陽還光輝。
　　
　　在社會急劇轉型的今天，如何構建公平正義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對執政黨來說，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但關鍵是怎么改；單力‘面的改革肯定不行，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全方位改革勢在必行。但政治體制改革又是關乎全局的敏感問題，如何改？實際上，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問題是明確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如果我們認真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論述巴黎公社革命的著作，就會非常清楚：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過渡時期及在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也就是列寧說的社會主義階段，必須是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并且這種民主必須建立在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公正選舉和可以隨時撤換的基礎上。因此，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我國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一定是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它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積極成果肯定基礎上的全面超越。因此，資產階級民主有缺陷，但不能作為拒斥民主的理由，而只能作為超越它的原因。當然，政治體制改革還涉及到改革的動力問題，改革的依靠力量問題。這里，靠喚起亡靈的手段，借助于已死的政治力量而進行的改革，可能事與愿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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