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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職業院校校企合作中政府角色與功能定位
我國職業院校校企合作中政府角色與功能定位謝臣英
[摘要]職業院校校企合作基于不同的利益主體，具有天然的沖突性。我國職業院校以學校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加劇了這一沖突。在此前提下，政府應加強從法律、經濟以及協調者三個角度入手，鍛造自己的角色，確定自己的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影響力。
[關鍵詞]校企合作政府職業院校
[作者簡介]謝臣英（1964-），男，海南陵水人，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教育管理。(廣東 廣州510515)
[基金項目]本文系2007年度廣東省職業技術教育綜合改革推進計劃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和保障體系重點研究項目“有利于職業院校校企合作辦學模式順利開展的政策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71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0)36-0014-02
當前，職業院校的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校企合作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意義已獲得廣泛認同。在校企合作中，具有不同利益的企業和院校始終存在著博弈，導致了在不同國家和地域，校企合作顯示出不同的特征。政府作為獨立于校企雙方的、強勢的第三方，可以針對校企雙方的不同位置做出不同應對，最大限度促進校企合作的運行效率。
一、我國職業院校校企合作的特征：問題的起點
從世界范圍看，校企合作形式多樣，形態各異，但是一般不脫離兩種模式。根據兩個主體——學校和企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校企合作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以企業為主的模式，其代表是德國的雙元培訓制、英國的工讀交替式培訓以及日本的產學合作；一是以學校為主的模式，其代表是美國的合作教育計劃和前蘇聯的學校基地企業培訓計劃。可以說，兩種形式形成于不同的歷史情境，互有消長，各有特色。
校企合作中，企業和學校歸屬不同的部門，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存在著天然的沖突。這種沖突即使在被公認為校企合作教育楷模的德國也不例外。導致校企沖突產生主要來自校企雙方利益上的天然對立，如雙方都遵循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或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作，或遵循教育規律運行。前者更傾向于遵循企業的自我管理規律及相互協調發揮功能而排除職業學校的參與；后者則希望在獲得企業資助的前提下保持教育的獨立性，反對企業的過度介入。對企業而言，企業按照價值規律的要求運行，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在資本背景下就是利潤最大化。凡是與利潤無關的活動常常被排斥或忽視。教育往往因為不能帶來現實利益而與該目標相背離，如德國的小企業缺乏教學車間，或常忽視理論知識的傳授，或常有破壞培訓的事情發生，或不能即時調整培訓的專業等，都與此價值取向相關。對學校而言，教學具有周期性和滯后性，本質上并不能迅速、完全地適應經濟和科技發展飛速發展的需要，教學計劃容易變得陳舊，師資容易變得脫離市場，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而容易忽視對學生的審美和個性教育，等等。
在二十余年的發展中，我國職業院校形成了大量的校企合作模式。由于根深蒂固的教育與市場脫節的傳統，這些校企合作基本上屬于以學校為主的模式。這個結論是我國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所有問題的邏輯出發點，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與以企業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相比，以學校為主導的校企合作模式有兩個特點：一是企業的需求更容易被忽視。學校發展遵循的是教育的規律性，以學校為主的模式把校企分開，企業成為學校的附屬機構。受傳統慣性的影響，學校的優勢體現在書本、理論、顯性知識的傳授，往往忽略職業教育中廣泛存在的實踐知識和緘默知識。學生注重于追求各種證書的獲取和各種考試的過級，忽視了實踐能力的培養。二是企業更容易處于一種被動的地位。校企合作中，企業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定期獲得充足的合格、優秀職業人才，不必擔心人力資源的缺乏；利用學校資源對職工進行培訓，實施繼續教育，提升職工職業能力；與學校合作進行新產品的研制開發、新技術的引進、設技術服務備的技術改造；通過對教育的支持擴大企業人脈，提升員工忠誠度，等等。只有這些現實和潛在的利益目標得以達成，企業才會有意愿和動力進行校企合作。而目前我國職業院校中大多數校企合作缺乏對這種利益的有效穩定的機制。校企合作的建立和維系主要還是靠信譽。這種機制是校企合作的最初形式，形式簡單方便靈活但缺乏穩定性，不利于充分調動企業進行校企合作的積極性。
校企合作中學校和企業屬于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具有天然的沖突性。以學校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企業的地位和利益更容易被忽視，這是導致我國當前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運行不暢的重要原因。這種沖突，是學校和企業兩個利益相關者本身無法解決的，急需具有獨立功能的第三方——政府的強勢介入。
二、政府的角色與功能：具有獨立、強勢功能的第三方
從國外校企合作發展的歷程看，政府普遍對職業教育進行干預。總體而言，政府對教育的干預主要通過立法和財政資助手段來間接地實現。
1．立法。立法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是政府干預職業教育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法律法規普遍比較完備和深入，使得校企合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通過立法對校企合作實施了有效的干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國迄今已在國家和省級層面建立了一系列關于職業教育的立法。如《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05]35號）和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16號），以及《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粵發[ 2006 ]21號）和《廣東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實施綱要（2006-2020年）》（粵府[2007]11號）。這些法令提升了職業教育的地位，均處于宏觀、中觀層面，較少涉及微觀。比如，它們普遍缺乏對企業的獎勵性措施和企業的強制性義務規定，缺乏對企業利益的保護和對企業的監督，這直接導致企業缺乏校企合作的內在動力。此外，還缺乏對教育標準的嚴格認定。教育標準具有通用性和權威性，不可能由各個院校自行確定。在行業和市場弱勢的情況下，理應由政府來確定。韓國在1973年制定了《國家技術資格法》，規定產業界各種技術人員和技能人員要具備國家統一的技術技能標準，要求凡是接受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后參加工作者，必須按該法規定的內容進行考核，對獲得技術資格者，給予相應的經濟和社會待遇。這種技術資格考核相當嚴格。據統計，1975 - 1980年間．韓國共有35萬人應試，合格者僅為20%。《國家技術資格法》的頒布與實施大大提高了韓國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在澳大利亞，有較嚴格的教育培訓質量監督體系，全部的注冊培訓機構必須滿足量化了的辦學質量保障體系——質量培訓框架(Aus-tralian Quality Train Rame work)進行監控。這個機構就是政府實施干預教育標準的重要方式。
在立法層面，浙江寧波的舉措可供參考。(范文先生網www.baimashangsha.com)《寧波市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是我國第一部由地方政府頒布的關于校企合作的專門法案，具有重大啟示意義。該方案對校企合作中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細致的規定。比如，該條例確定了建立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強調在加強政府統籌引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行業組織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的獨特作用；明確了職業院校的權利與義務，鼓勵和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明確了政府各部門的職責；界定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概念，如確定了校企合作的目標、內容、形式的多樣性。這些規定從地方需要出發，明確了職業院校、企業和政府部門職責，使校企合作進一步細化，具有很強的操作性。該條例的頒布實施，為預防學生在實習期間意外傷害事故、保護企業商業秘密、進一步開展校企聯手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促進校企合作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寧波市關于校企合作的法律規定體現出地方政府應是立法的主力。當前我國地方政府普遍重視基礎教育，對職業教育則比較忽略。隨著職業教育對城市發展所起的作用日漸明顯，地方政府對職業教育立法的動力也會越來越強烈。
2．經濟手段。職業教育是一種成本較高的教育，一般認為其成本比普通教育高一倍以上。要確保職業教育的質量和成效，必須投入大量的經費，以確保校企合作的運行。據我國江蘇太倉和德國企業合作實施雙元制的經驗，從成本上來說，包括人員和各類材料、設備費用在內，培養—個符合德國公司要求的合格畢業學生大約需要7萬元人民幣，學生所繳納的學費為1.5萬元，企業聘用畢業生時需要為每位學生支付約4萬元的培養費，另外每人約1.5萬元的缺口，則是由太倉市當地財政補貼。 在這點上，廣東深圳的寶安模式或許值得借鑒。2008年，寶安區政府出臺了《寶安區關于加快職業教育發展的實施辦法》等專門扶持校企合作的文件，其中規定：“全區各中職學校申請、經區教育局批準設立的區級職業教育校外實訓實習基地，基本建設經費由區財政以基地一次性能容納的實習學生數為基數，按平均每生1萬元的標準核撥；中職學校學生在實習期間，每人每月享受650元的生活補貼；對接納中職學校學生實習的企業，給予每人每月300元的實訓補貼。”結果在相關政策的推動下，寶安職校先后與多家知名企業共建了10個“企業校區”，基本形成了“企業出場地，政府出資金，學校出師資，校企共同管理”的標準模式，具備了“實施‘六層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接納聯辦學生、承擔專業教師到企業實踐、訂單式人才培養服務、為企業提供員工培訓服務”等五大功能。這種契約式合作產生的效果顯著。通過校企之間的深度合作，學校的辦學效益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企業也獲得了優秀和適用的人力資源。
在經費上投入上，“十一五”期間政府擬投入100億元用于職業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相應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的經費支持，這使得政府對職業教育的影響力顯著增強。但總體而言，我國對職業教育的撥款比較單向，主要集中在對學校的支持，缺乏對企業的相應補助。一是和政府統籌能力有關。教育和企業隸屬于兩個系統，政府部門沒有設立在校企合作上進行統合撥款的機制。二是政府缺乏對撥款使用效率的監控。主要原因在于這種監管具有一定的技術含量，超出了政府的專業能力，同時增加了工作量，結果降低了學校使用撥款的效率和效益意識。
金融和稅收政策也是促進校企結合的重要手段。學校和企業作為經營實體，其運行需要資金的不斷推動。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可以調動學校、企業、社會力量、個人積極性。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可以充分扮演行政干預角色，制定相關利好政策鼓勵企業參與教育。行政部門可以依據企業參與教育的貢獻大小，對其進行相應的稅收傾斜和政策照顧，這是刺激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一個有效手段，也是幫助學校打通校企合作瓶頸的得力措施。這種相關政策在德國雙元制中非常普遍，在我國的東南沿海地區也有試點。如可以對職業院校服務于各業的技術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承包取得的技術性服務收入免征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職業院校舉辦進修班、培訓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歸學校所有，免征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對學生勤工儉學提供勞務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韓國政府早在1976年12月就頒布《職業培訓資金法》，決定以《職業訓練基本法》為依據征收稅金，建立韓國職業培訓基金；1981年制定《職業培訓法》，規定凡擁有200名以上職工的企業必須設職業訓練班，對不搞技術培訓的企業，征收培訓負擔稅，并提高納稅額。
3．協調者。校企合作具有天然的沖突，以學校為主的模式則加劇了這一沖突。因此，急需具有獨立地位的政府強勢發揮出組織協調功能。政府可以采取以下舉措：一是建立合作教育協調機構，如職業教育工作委員會，領導、統籌、協調職業教育工作；二是建立健全各級行業協會，充分利用政府中的高級技術人才、管理人才、教育人才；三是制定職業教育的框架結構和職業教育特別是高職教育的專業與課程標準；四是與本地的高職院校實行政校互動，在行業、企業和院校的合作教育中起溝通作用。 政府聯絡作用的重要體現在于建造一個創新平臺。校企合作需要大量的信息，這些信息僅靠學校和企業的努力是不夠的，二者并無能力去收集、整合和加工這些信息。政府應及時發布人才需求信息和趨勢、地方產業的發展狀況與趨勢、產學研合作項目等信息，用以指導職業院校的改革和發展以及校企合作工作。政府可以根據地方經濟的需要引導建立政、校、企共建研發中心、測試中心、創新中心、實驗室等，實現資源共享、共同研究、成果分享，促進地方產業升級與調整。
當前，政府的聯絡機制最大的問題在于尚未建立專門的校企合作的協調機構負責設計、監督、考核和推行校企合作，很多項目難以獲得企業主管單位、勞動部門、教育部門的充分協調。最近，廣東搭建“百校千企”校企合作平臺活動值得關注。據報載，2010年5月16日在廣州召開的廣東省技工院校“百校千企”校企合作大會，現場進行了100所優質技工院校代表與228家國內外知名企業的簽約儀式。目前共有1205家企業報名參加該平臺。技工院校與企業簽約項目達到3223個，涵蓋校企共建“生產實訓中心”；產品研發、工藝改進；企業在職員工培訓、技能等級提升；校企共建課程專業建設、科研共融、產學合作；訂單培養、合作辦學等多個領域。在當前情況下，這種平臺的搭建往往需要政府來協調，政府也具備這樣的能力。
三、結語
在校企合作中，學校、企業和政府三者的關系一直是人們關注的重點。解決了三者的關系，校企合作就走在了正確的軌道上，從而可以大大促進職業教育的發展。如何合理地發揮出政府的功能，是決定職業教育成效的關鍵，而這必將是一個要被長期關注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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