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可持續發展戰略和教育改革的關系

論可持續發展戰略和教育改革的關系

摘要 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是１０多年以來世界各國社會發展研究的新課題，也是目前我國社會、經濟、教育各有關學術領域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從對可持續發展戰略內涵的理解出發，重點論及可持續發展戰略同我國教育改革的關系，并旁及教育自身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考。

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的發展
觀２０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和冷戰的緩解，“發展”日益成為世界性的時代主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致力于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發展”的理解一般集中在經濟領域的產值增長、速度加快、規模擴大、人均ＧＮＰ提高等意義上。近１００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使經濟增長了幾十倍，促進了人類物質文明的進程。現代人在一致驚嘆科技革命的奇跡及其對經濟高速增長的貢獻時，陶醉于從未有過的物質享受之中。然而，國內外一些有識之士早已透過歌舞升平的繁榮表面，敏銳地察覺到了人類生存的危機，并尖銳地提出了伴隨經濟發展所出現的三方面的嚴重問題：（１）人口的爆炸性增長，２０世紀世界人口翻了兩番，已達到５７億，并仍以每年８０００萬的速度繼續增長；（２）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導致了全球性資源短缺，以及與此相關的嚴重污染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３）工業化國家的貧富懸殊帶來的人類道德衰退，“損人利己”作為一種驅動力導致了人類責任感、歷史感的淡漠。這些嚴重問題反映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新的矛盾的產生和加劇，需要及時加以調整，否則將危及人類的生存和繼續發展。于是，１９９０年在我國北京召開的“面向２１世紀教育國際研討會”提出了重建２１世紀道德規范的任務；１９９２年，“環境與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在巴西召開，通過了《里約宣言》和《２１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得以正式形成，并出現在國際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文件之中。

作為一種嶄新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包括以下主要內容：（１）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保持良好生態環境的統一，努力做到依靠科學技術進步，使經濟、社會、生態效益達到全面提高；（２）維護生態平衡，合理利用資源，使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有可靠的環境和物質基礎；（３）控制人口增長，消除貧困，重建道德規范，解決好人與自然、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

我國于１９９４年３月編制并正式通過了《中國２１世紀議程》，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中國２１世紀議程》把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確定為“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應的可持續利用的資源和環境基矗”該議程提出了至２０００年該戰略的主要內容：（１）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不斷改善發展的質量；（２）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與進步，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３）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持可持續利用的資源基礎；（４）逐步建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體系、法律體系，建立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決策機制和協調管理機制。顯然，我國的上述可持續發展戰略同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到２１世紀５０年代“三步走”的宏偉藍圖，不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為實現這一藍圖提供了一種可靠的保證。

眾所周知，中國的現代化是“外發后啟型”的現代化。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我國是正在向現代化邁進的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近半個世紀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又使我們在一些領域具備了相當的綜合國力。因此，我國正經歷和將要經歷的是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的雙重洗禮。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將使我國順利地邁向以后工業社會、信息化社會、學習化社會、持續發展社會為形態性特征的現代社會。中國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是一個轉變觀念、調整決策的偉大事業，是根植于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造性活動。

從上述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內涵、目標、內容，我們也可以看到，實現這一戰略的制約因素盡管有很多，但根本的和關鍵的因素是人，是現代人的觀念和素質，而提高國民素質的奠基工程是教育。因此，教育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二、教育改革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保證
為了闡明教育改革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系，有必要對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面臨的障礙和困難作一簡要歸納。８０年代以來，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下，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發展已處在工業化的高速起步時期，連續多年經濟增長率保持在８％～１０％的高速度。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各國在相應時期所出現的某些尖銳矛盾，在我國都有所體現。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人口形勢嚴峻。
我國人口數量目前已超過１２億，且每年仍凈增約１５００萬。盡管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２０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人口基數大、農村計劃生育政策遠沒有到位，加之對數以億計的“流動大軍”中的“超生游擊隊”的失控，致使我國控制人口的效果尚不能令人滿意。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而言，人口多雖是一種資源優勢，又同時是最大的制約因素。我國按美元折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和綜合國力從７０年代的世界排名第３０多位上升到１９９３年的第１０位，而社會發展水平目前卻排在第７０位，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排于第１００名以后。人口膨脹必然導致擴大資源的開發，致使資源相對短缺。關系到人類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類資源，我國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８．１％、３２．３％、１４．３％和３２．３％。除人口數量外，人口質量更是潛在的嚴重問題，人口增長和“超生”往往集中在經濟和文化教育相對落后的農村、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致使新生一代的素質總體低下，這又實際上制約了經濟增長中的科技和教育含量，形成惡性循環。

（２）資源和環境意識淡薄。
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調動了社會各界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法規、政策、制度無法及時到位，導致了對自然資源不合理的、掠奪性的開發，亂伐森林，亂采礦產，亂獵動物，亂占耕地。以珠江三角州為代表的１９９２年房地產開發后遺癥，致使大量農田荒蕪，令人堪憂。凡此種種，造成生態環境惡化和失衡，削弱了自然生態的承載能力，導致自然災害頻生。環境污染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在全國６００多座城市中，大氣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不足１％；全國每年排放污水３６０億噸，除７０％工業廢水和不足１０％的生活污水外，其余全部未經處理流入江河湖海。對于如此嚴重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多數人熟視無睹，毫無危機感和對歷史的負罪感。

（３）社會道德狀況嚴重滑坡和社會心理失衡。

對于經受現代化和后現代化雙重洗禮的我國的改革開放，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是打破原來低水平平均主義的“有序”，經過幾十年的變革與發展，達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有序”。作為改革的代價和陣痛，必然會出現暫時的“體腦倒掛、貧富不均、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無序局面。由于法制和政策很難及時到位，亦會出現少數人鉆政策空子，靠不法手段成為暴發戶，嚴重污染著社會風氣和人際關系。于是引起了相當程度的社會心理失衡，致使人們既不能正確對待和承受改革的代價，又不能對社會的負面效應區分正誤和是非。這一切集中表現為社會道德狀況滑坡，對人類和社會的歷史感和責任感嚴重淡漠，個人主義、享受主義、拜金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泛濫。這是我國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隱蔽、最深層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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