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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形象
農民的發展權益，現在終于有正經地端到臺面上來了。就連一向“辦給市民看”的報紙和“為中產階級服務”的雜志，都要談一談農民問題哩。 對于一些人來說，過去不談農民，怕的是沾染“農民意識”，怕因此而落伍于時代；現在談論農民，怕的是失去了表現自己深具良知和道義的一個良好途徑。 在這農民問題被“舉國上下高度關注”的時候，我想到“誰是農民”這樣一個可以說是沒有問題的問題。 誰是農民呢？當然是以土地為生的人，然而一個“地產大王”也以土地為生，就不能說他是農民，哪怕做農民真的只是“分工不同”，“地產大王”也絕對不能與農民為伍。或者農民就是在農村生活的人，但生活在農村的“商品糧戶口”還是不少的，這里面包括干部、公辦教師、居民，就不是農民。過去，農村中的非農民乃是“革命干部”、“革命教師”、“革命群眾”，農民則是“公社社員”，不能冠以“革命”這種最崇高的字眼；現在，不講“革命”了，但區別還是不可忽略。 當說到“農民”的時候，我腦海里會出現一張面孔。這張面孔是黝黑的，留著整日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痕跡；是布滿皺紋的，代表著“汗滴禾下土”的經歷；是木訥的，否則不符合“老實巴交”的需要。 二十多年前，四川畫家羅中立畫過一幅《父親》。那張農民的面孔可謂震撼了一個時代，但他竟然在衣兜里給“父親”插了一枝圓珠筆，這到底算不算一個敗筆，或者說一個作了“父親”的農民是否應該有一枝筆、會不會有一枝筆。 綜合而言，在我們的意識中，農民只指稱那些土里刨食（為自己刨，也為國家刨）的人。因此，面孔不可不黑，皺紋不可不深，表情不可不木，圓珠則不可有。這樣，一個農民便不僅以其職業、生活地點，而且以其外在形象征與社會其他人群區別開來了。 我想，這固然在某種程度可算是農民的“典型特征”，然而這樣一幅造像也實在是提供了歧視與忽略農民的依據。通過這樣一幅典型形象，我們把進城打工的農民、開工廠的農民、執教于學校的農民、鄉村里行醫的農民，總之一切沒有從事耕作活動的鄉里人，都從農民的隊伍里剝離出來了，剩下一幫沒有出過門、沒有見過世面、只知道“汗滴禾下土”的人，我們指著這堆人說：這便是農民。顯然，這樣的一群人，沒有組織，所以過去不能“革命”，只能為革命者送糧送水；沒有知識，所以今天也不配“改變命運”。 然而，被我們從農民的概念中剝離出來的民工、企業家、鄉村教師、鄉村醫生等等人，難道就有什么好對待嗎？非也非也，他們在法定地位上仍然是“農業人口”，也就是說仍然是農民。把他們剝離出來，只是方便于畫一個“典型”農民的畫像的，畫像完了，根據法定地位，他們還是要回到農民里面去，以便于給以“農民”的對待。民工不是正宗的工人，農村教師不是正宗的教師，農村醫生不是正宗的醫生，還有“農民畫家”、“農民詩人”、“農民企業家”等等，這些稱號都含有“次一等”的意思，某種程度上有如同“沐猴而冠”一詞的形容效果，只是不那么明確地說出來罷了。 今天已經很少有人使用“鄉村社會”這個概念，而更愿意使用“農村”這個說法。農村，自然就是農民世界，是一群又一群沒有知識、沒有見識的“土地耕作家”的所在，還談得上什么社會構成呢？這種認識使得關于鄉村社會的認識變得扁平化。 千百年間人們既看到了鄉村有閏土，畢竟也承認鄉村里有正宗的藝人、工匠、教書先生和醫生，鄉紳雖不如縉紳大夫那么氣派卻也讓人尊重，但現在，農村只使我們頭疼，哪里還有什么讓我們尊重的東西呢？我們將農民中所有的才藝人物從農民中分離出去，不是為著尊重，而是為著雙重的蔑視，既使閏土成了農民的代表，從而更加沒有掛圓珠筆的資格，也使農民中的才藝人物獲得“次一等”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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