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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與文明同行？
講演者小傳 高晞 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中華醫史學會委員，上海醫史學會副主任委員。長期從事醫學史，生命科學史和醫學導論教學。主持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國西醫學體制創建和醫學傳教等課題研究，著有《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合編《醫學史》和《醫學導論》，在《醫學與哲學》，《中華醫史雜志》《自然辯證法通訊》和《中國科技史料》等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十余篇論文。 人與自然，生命與死亡是永恒的哲學話題，隨著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展而演繹出無數的解釋。但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卻是恒古不變的真理。——高晞 上世紀末，世界衛生組織（WHO）曾發表報告，指出有六大傳染病正威脅全人類，“全世界每小時有1500人死于傳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數是兒童和具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 這一警告本應受到充分注意，趕緊“亡羊補牢”，從公共衛生與科學研究相結合的角度，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包括艾滋病在內的疫情蔓延。可惜事實并非如此，無視乃至隱諱疫情狀況到處可見。 于是人類就不能不因蔑視科學而繼續受到自然界的報復。艾滋病、梅毒等已知的傳染病仍在肆虐，前所未知的一種新型瘟疫又突然降臨人間。被稱作SARS或“非典”的這種新瘟疫，病原病因和傳染途徑等仍不甚了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除了采取古老的隔離措施外，至今還找不到對付此疫蔓延的良策。 日前有位病毒學家嘆道：病毒比病毒學家聰明！因為這類微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經驗遠遠比人類豐富。消極的隔離措施，可以暫時減弱疫情的蔓延勢頭，卻只是治標的下策。或可援引防疫史先例，強調研制預防SARS病毒的疫苗，正像人類發明牛痘以防天花傳染一樣。就病治病，那當然可稱治本之策。但據說SARS病毒與流感病毒屬于同一家族，而流感病毒每以變異而令群醫束手，似乎借此昭示它比人類“聰明”，那么SARS病毒會不會效法呢？ 因此，對付SARS，固然必須求助科學，盼能及早研制抗病疫苗，但真正的治本良策，還在于人類必須在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學會尊重科學。人類在自身取得發展的過程中，也嚴重破壞了自然界。結果遭到受破壞的自然界怎樣憤怒的報復，致使生態環境怎樣日趨惡劣，還需舉例嗎？歷史表明，人類決不可以“文明”發展而傲視自然，相反必須以科學態度尊重自然，以科學措施保護自然。 流行病的孳生地——城市 古代病理學的研究結果明確告訴我們，疾病與地球上的生命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它是人類文明前行中形影相伴的同道者。專家們在古生代的動物身上發現有齲牙和寄生蟲病。金字塔內封存了4000年的木乃伊透露古埃及曾有過類似血吸蟲的寄生蟲病流行。對一具女尸的病理分析，發現其身上留有梅毒的痕跡，至今人們還能見到患有脊髓灰質炎病人的古埃及雕像。 對“流行病”的討論和記錄可上溯到公元前400年的《希波克拉底文集》，這部被西方醫學界奉為經典的醫學專著，其中有兩個章節是以“流行病學（Epidemic）”為標題的。《文集》分析了公元前4世紀希臘的“流行病的方式”，是與季節、氣候、地理環境相關聯的，并通過當時大量的病案，對疾病的癥狀、治療方式以及生存率作了細致的記錄。 那個時代對人體的生理和病理的解釋是建立在希波克拉底所創建的四體液基礎上，在此知識結構內，疾病多數被冠以急性熱病或瘧性熱病。公元前430年發生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的那場導致雅典潰敗的傳染病，盡管希羅多德作了詳細的描述，后人也認為根據描述的癥狀，列出可能有鼠疫、麻疹、斑癥傷寒、天花甚至梅毒等，但至今就是不能確定真正的病因。 古代中國亦不例外地遭受到無數次瘟疫的襲擾。中醫用“疾疫”、“瘟疫”、“厲疫”、“厲氣”、“時行”等詞最初所表示的只是流行病意思而非傳染。直至明代吳有性在＜＜溫疫論＞＞指出：“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之役，眾人均等之謂也。”“疫”才代表具有高傳染性的疾病。 不得不承認的是，疾病的產生和傳播是與人類文明的進程相伴而行的，當人類還處在文明初期，居住分散，生活在相對獨立的區域中，患病和傳染疾病的危險相對要小些。但當人類停下腳步邁進城鎮公共空間時，健康與疾病，人群與動物，跳蚤與寄生蟲，死尸與糞便擁擠在一小片土地上，就為疾病的滋生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所以醫史學家說，“疾病的孳生地——城市”。羅馬名醫蓋倫在世紀初提到，希臘文用“loimos”來表示死亡率高、同時會侵染許多人的嚴重疾病，類似拉丁文的“pestis”，表示“瘟疫”。據醫史學家考證，在羅馬時代曾有過多次大規模的瘟疫大流行，公元79年伴隨著維蘇威火山爆發后而產生的瘟疫，日死萬余人，125年的一次蝗災之后，傳染病導致80余萬人死亡，發生在164年到180年于羅馬帝國東部圣安東尼時期的黑死病，被疑斑癥傷寒，又有認為是為腺鼠疫的瘟疫使羅馬城每天有千余人走上不歸之路。而被醫史學家確定為鼠疫的是6世紀爆發的“賈斯汀瘟疫”，每天有近一萬人死于這場災難。瘟疫對羅馬和羅馬人所產生的破壞力足以摧毀這個強盛一時的帝國，成為羅馬帝國癱瘓的因素之一。 中世紀黑暗的另一個寫照 傳染病對人類生活和文明進程的影響常被史學家所忽視，但中世紀肆虐歐洲大陸的流行病，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涉及面之廣、死亡人數之多、出現的疫病種類之繁堪稱空前絕后，隨之而來的災難帶給歐洲的悲慘后果，成為中世紀黑暗的另一個寫照，并由此引發了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和醫藥衛生的危機。 首先是在6至7世紀流行于西歐諸國的麻瘋病，隨著十字軍東征，其勢變得兇猛，到13世紀達到頂峰，當時人們對付麻瘋病的方法就是建立隔離院，將患者收容起來，禁止隨意外出，僅在法國就有二千余所麻瘋病院，到1225年，整個歐洲大約有1.9萬所這樣的機構，麻瘋病患者因其形象丑惡而被社會遺棄。然而，14世紀麻瘋病突然絕跡，就像隨即突然而至的梅毒一樣，至今令科學家困惑。 其實在原始人的骸骨上就留有梅毒的印記。1493年梅毒肆虐歐洲大陸，首先在巴塞羅那傳播，引起恐慌。鑒于梅毒傳播方式的特殊性，各國便以假想名來稱呼它，以維護自己國家的名譽，意大利人說這是法國病，法國人認為是那不勒斯病，荷蘭說是西班牙瘡、西班牙抱怨是波蘭瘡，于是由一國傳到一國，很快就在歐洲蔓延開來。連亨利八世和查利五世都染上梅毒。 當時一個更為普遍而又可推脫罪名的說法，是哥倫布和他的同伴們將新大陸的疾病帶到了歐洲，然后傳遍全世界。 當時在歐洲流行的傳染病，還有麥角中毒的“圣安托尼之火”，壞血病以及白喉、腹瀉、傷寒、痘癥、天花、斑疹傷寒、小兒麻痹、“登杜”、疥癬、百日咳、猩紅熱、流行型感冒；英國有萎黃病、黃疸病、肺癆、癲癇、頭暈病等。 鼠疫讓歐洲大陸發狂 14世紀初，歐洲進入各種災難騷擾時期。頻繁發生的饑荒使居民疲弱不堪，更容易受各種流行病的侵襲；接連不斷的戰爭后果一方面造成政治混亂，另一方面加速傳染病的流行。這些現象不僅限于一個地區，而是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在整個歐洲大陸出現。 1361年，意大利圣方濟教會的修道士皮阿薩于在《西西里史》敘述了鼠疫如何在歐洲傳染的，“因為這是一種借著呼吸傳染的疾病，當人們談話時，即從一人傳到另一人，所有患者都感到難忍的疼痛，有的渾身劇烈顫抖；由于疼痛、顫抖和呼吸受感染的結果，臂部和股部都呈現出豆核狀的膿皰，它感染并貫穿到體內，因而患者猛烈吐血，此種可怖之癥，醫治無效，持續三日后，即行死亡。不只是與患者交談可招致死亡，就是從他們那里買進或接觸到拿到任何東西，都能受染致死。”這場橫掃歐洲許多地區的鼠疫，尤其是在1348年，幾乎毀滅當時人類三分之一的人口，使11世紀開始繁榮起來的許多歐洲城市化為荒涼之地。 1346至1347年，中亞、埃及和歐洲南部幾乎都被黑死病的恐懼所籠罩，然后勢不可擋地沖擊到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法國南部。傳播到英國、德國和波蘭，又傳到俄羅斯，1359年佛羅倫薩再度受損。1439年到1640年間，中世紀歐洲貿易的重要集市法國的貝桑松曾發生過四十次鼠疫。鼠疫一直延續到18世紀才消失。 據史書記載，佛羅倫薩在1348年的災難中死去10萬人以上，威尼斯和倫敦也達到各10萬人，巴黎5萬人，科隆在1451年有2.1萬人死于鼠疫。1350－1400年間歐洲人均壽命從30歲縮短到20歲。據牛津大學校長理查費次臘爾弗稱，當時學生人數由3萬人降到不足6千人。 當時的情景是難以想象的，“這種病傳染性非常大，特別有咯血者，與之接近探視都無不染上此病，親如父子亦不能相互探望，此時仁慈已告絕滅，希望也瀕于絕境”，在瘟疫期間堅持留守的法國著名外科醫生喬利阿克說，“就我個人而論，為了避免受人唾罵，我不敢擅自離去，但是我又無時不在提心吊膽地自衛”，“這種病是如此致命，以致于人們在上床時還是好好的，而在早上醒來之前已經死了。醫生在病人的床前感染了這種病，卻比他的病人死得還早”。在接近瘟疫流行的尾聲，喬利阿克也感染了，但他最終躲過了這場災難。那時輿論勸告居民：“快逃，遠逃，慢回”。 被喻為“死神”的鼠疫，不僅使當時社會經濟生活陷于動蕩不安，而且給人們的生理和心理上留下嚴重的后遺癥，隨之出現精神性流行病。1486年至1551年間在英格蘭流行“出汗病”，患者渾身發抖，大汗淋漓，同時伴有心臟病、肺病和風濕病等癥狀，往往在幾個小時內死去，死亡者不計其數。14世紀在比利時、荷蘭等地流行舞蹈病，集體圍在一起不間斷地跳舞，直跳到人渾身出血而死，舞蹈病與宗教的狂熱和身體缺陷有一定關聯。 瘟疫在歐洲還引發了鞭刑者運動、滅巫運動和迫害猶太人運動。“黑死病”讓歐洲人堅信，《舊約》中所預言的末日審判即將到來，贖罪情結推動了鞭刑運動，成百萬的歐洲人卷入自我鞭撻和自我戕害的浩大行列，成群結隊半裸男女互相鞭笞著，在鄉鎮附近走來走去。1312年有3萬多兒童遠途參謁圣墓，開始了集體精神錯亂的所謂兒童十字軍，沒有一個最終到達目的地。人們同時認為，女巫們勾結魔鬼對牲畜施法是瘟疫產生的原因，這種謠言引發了漫長的虐殺“女巫”運動，大批“問題女人”在經歷酷刑之后被燒死。當時還有種說法，疾病是由于水源中毒，并認為是麻瘋病人和猶太人所為，于是憤怒的群眾常常會失去控制，審判燒死猶太人。這種自虐和他虐、被殺和他殺的集體歇斯底里，進一步襯托出歐洲中世紀的黑暗。 當鼠疫和其它傳染病無法遏制地在歐洲大陸橫行時，無論是主教、貴族、商人還是窮人都無法逃脫這場瘟疫的屠戮，大量的神父染病死亡，動搖了“瘟疫是上帝對罪人懲罰”這一基本信念，使教會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嚴重削減。此時在醫學領域，人們開始放棄傳統的信仰療法，試用世俗的方法解決威脅人類生命的問題，急需研究抵制瘟疫的措施；人類開始在被疾病肆虐的廢墟上重建文明。 找到了對付傳染病的“魔彈” 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當大規模傳染病在世界各地流行時，醫生在那里？醫學如何應對？19世紀以前，關于傳染病傳染的概念，實際與疾病毫無直接關系，是指通過接觸而傳病這個概念。“疫病”被認為是上帝遷怒于人間的罪人，或是從星象學上予以解釋，黑死病是1345年3月24日土星、木星和火星會合的產物。因此，薄伽丘說：“沒有醫生的忠告，沒有藥可以克服或減輕疾病”。 的確，以四體液為基礎的醫學沒有直接有效的措施對付傳染病。博學的醫生為了使彌漫鼠疫的空氣清潔，勸民眾使用強烈的臭味來“以毒攻毒”，讓病人空著肚子在廁所間中，吸幾個小時的臭氣。主要的治療術以蘆薈丸暢通大便，用放血來減少血液，以焚火來消毒空氣，以番瀉葉和一些馥香之物舒通心胸，以杏仁丸劑不定期安神和氣，以酸物來抵御腐敗。對付膿腫用吸血器吸、剌割或燒灼，或者用無花果與洋蔥混入酵母菌，將膿腫破開，以治潰瘍方式治療。事實證明這一切都無濟于事的。 1546年，一位內科醫生在觀察了16世紀侵襲意大利的梅毒、鼠疫和斑癥傷寒后為“傳染病”下了一個科學的定義：“由感覺不到的顆粒的感染所引起的某種極其精確地相似的腐壞”。盡管在17世紀顯微鏡已經觀察到了肉眼看不見的物質，但用微生物理論解釋傳染病傳染和流行是通過微小疾病“種子”進行的思想，到了19世紀仍不為醫學界重視。 1796年5月4日，英國鄉村醫生貞納在人身上試種牛痘獲得成功，證實了牛痘能預防天花，使人類在抵擋傳染病的過程中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但牛痘接種在英國的推廣并不順利，遭到醫學界及社會各界的反對。9年后，牛痘疫苗乘著東印度公司的船只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正值廣東地區發生天花流行，牛痘術在兩廣地區推廣，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讓遠在英倫半島的貞納羨慕不已。 遲至19世紀末，對于傳染病的病原學和疫苗的研究在法國的巴斯德和德國的科赫實驗室內才開始有所突破，醫學界開始認同微生物在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并把這一觀點應用到治療中，使人類看到了醫學是可以對付急性和惡性傳染病的發展前景。醫生真正能夠自信地對抗傳染病和細菌病毒類疾病，是在磺胺類藥的發明和廣泛使用，1940年青霉素成功地運用于臨床治療球菌感染后，人們找到了應對梅毒、結核病的“魔彈”，醫學在對付急性傳染性疾病方面才真正顯得卓有成效。 公共衛生拯救了人類 1750年左右，鼠疫在歐洲大陸滅絕，其真正的原因有二，一是褐鼠的大量出現，將導致并傳播黑死病的黑線碩鼠趕出了城市；二是衛生檢疫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出現。 1377年，在亞得里亞海東岸的拉古薩共和國首先規定，所有被疑為鼠疫傳染者，必須在距離城市和海港相當距離的指定場所，同時是在空氣新鮮陽光充足的環境里停留至30天才準入境，后延長至40天，稱為四旬齋（Quarantenaria），即為今天的海港檢疫。1383年，法國馬賽正式設立海港檢疫站。1863年在中國通商口岸成立海關醫務所，由傳教醫生擔當海關醫務官，負責對港口進出的船只作傳染病和流行病的檢查，開始中國的海關檢疫制度。 從11世紀，歐洲教會專設隔離院收容麻瘋病人和黑死病人，患者或被安頓在城外指定的地方，實行隔離。這一收容隔離機構逐步演化為療養和治療場所，是“醫院”的雛形。 歐洲各國政府在對付這場災難時擔當了重要作用，市政府規定：所有有傳染嫌疑的房屋，要通風和熏蒸，室內家具必須在日光中曝曬消毒，有傳染可能的衣服與被單等全部焚燒。18世紀歐洲許多城市如倫敦、曼徹斯特、伯明翰等相繼通過衛生法令，遮蓋污濁的流水，修筑街道，添置待燈，改良下水道。 1854年在一場霍亂爆發之后，英國醫生約翰斯諾將曾患過霍亂的人的居住地在地圖上標出，然后挨家挨戶拜訪，了解患者的生活細節和行為特征，最終發現水是傳播的媒介，通過政府的行為在自來水廠控制水源，從而阻止霍亂的繼續感染。這方法以“斯諾地圖”命名，證實流行病學研究是可以在阻止傳染病方面帶來積極效應，為現代流行病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895年在中國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以介紹19世紀西方各國政治經濟文化和醫學衛生為主，其中“預防疾疫”一節介紹了英國所施行的衛生管理和監督制度，如“昔者英人隨路傾倒穢水，不問其能流出否也，今則各城市俱于地上砌成陰溝溝，穢水皆可流出。又設一法，務使各戶居民俱飲潔清之水”。該書在晚清政府和宮廷中普遍受到青睞，光緒和慈禧都曾閱讀此書。1911年東三省突發鼠疫大流行，清廷最后選派曾留學英國，在巴斯德研究所和科赫研究所進修過的伍連德博士出任全權總醫官，領導東北防疫工作。伍連德在東北所采用的主要防疫手段就是劃分疫區和非疫區，阻隔瘟疫繼續傳染，消毒、焚燒死尸等，成功撲滅鼠疫，被國際社會譽為“鼠疫斗士”，而現代公共衛生預防觀念和措施在晚清政府的任命下開始在中國境內實行。 疾病可能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方式所導致的這種意識，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通過人們的共同覺悟和實踐經驗普遍傳播開來。由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公共衛生開始大規模有組織地實施，向民眾普及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知識，改善城市規劃，倡導良好的生活方式，流行病預防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由國家管理醫學知識和技術，提高醫生的地位和待遇，醫生成為受尊敬的職業，擔負起國家的公共衛生責任。 尊重生命 尊重自然 有史以來，人類就一直在應付不斷涌現的各種各樣瘟疫和疾病，除了醫藥和衛生措施，還有一個生理層面上的應對。 醫學專家和歷史學家都發現一個事實：人對疾病的抵抗力與免疫力的大小與疾病的升降起伏有關，而疾病本身也有一個適應環境和抵抗藥物的應激機制。 人類曾經為抗生素奇跡般地控制結核病和梅毒的蔓延而歡欣鼓舞，認為沒有人類對付不了的疾病，但20世紀以來，流行病再次以各種形態挑戰人類的智力和機體，1918年導致全世界2000余萬人口死亡的“流感”是早為人類熟知的疾病，但是當它以一種新病毒形態亮相時，醫學就變得措手不及了。今天，梅毒又在世界范圍內卷土重來，甚至更為嚴重。 醫學史家以為，每一種病原體都各有其獨特的、與病害史相平行的歷史，由于細菌和病毒的演變，疾病便出現反復起落，有時會廣泛流行，有時會長期處于休眠狀態，甚至永遠消失。HIV病毒的發現者法國醫學家就認為艾滋病病毒也許就蟄伏了千百年，直到它終于在現代文明的刺激下，才舒腰展臂，露出猙獰面目。 文明科學的進步，使人類可以借用各種技術對付疾病，技術手段進化了，病毒病菌也在進化。不僅如此，現代的手段和方式反過來又幫助和加速疾病的傳染和擴散。當科學家開始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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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的方法對付疫病時，病原菌也全球化了。那么疾病究竟是隨著文明和科學技術的進化而進化，還是隨著文明的發展而被不斷削弱呢？ 同樣的事實是，歷史上有相當多的傳染病是不治而愈的，麻瘋病到最后來就不再具有傳染性了。而人類的機體在每一次感染后，會自動產生抗體，抵擋類似疾病的再次侵擾。在機體與疾病間此消彼長的無數次較量中，人類將自己的生命能力發揮到了極致，為生命機體構筑了一個持續向上攀升的平臺，生命在與疾病的對抗中進化。這是個自然完善的過程。 早在公元前4世紀，醫學先哲希波克拉底就已認識到疾病是一個自然過程，機體有自然治愈力，他認為醫生的作用是幫病人恢復自身的自然能力，應對疾病，完成身體內部的自然平衡。 人與自然，生命與死亡是永恒的哲學話題，隨著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展而演繹出無數的解釋。但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卻是亙古不變的真理。 那么，這場SARS意味著什么？流行病與文明是同行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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