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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寫作的興起是否會沖擊專業作家
最近黎將的小說《在美麗間我們交換愛情》再版了。黎將沒有固定職業，做過導游、廣告人、編輯，她說：“寫作不是我的惟一，但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它和我如影隨形。我不知道以后會不會以寫作為生，但我會一直用真誠的態度去寫。” 近幾年，越來越多像黎將這樣的普通人加入寫作的行列。這種現象被在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工作的律師田宏解釋為社會對普通人的一種“報答”。他說：“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每個人對社會有自己的貢獻，而社會用允許個體自由表達的方式回報我們。” 同時也有觀點提出，普通人寫作的興起也許會對專業作家帶來一定沖擊。 在普通人的寫作大軍中，一個重要力量是少年作家。 4年前還是高中生的韓寒，如今已經是少年作家中的元老。隨后的郭敬明、張悅然、胡堅，也都是以學生身份進入寫作領域的。 周毅然也是他們中的一員。他是東北財經大學的一名大四學生，最近他19萬字的長篇小說《舞殤》上卷在榕樹下網站開始連載。周毅然說他大一時看日韓偶像劇很入迷，一直想寫一部類似的小說，大三下學期覺得“自己考研也不會有什么指望”，所以開始寫《舞殤》。因為是一個悲劇故事，寫作過程中“我經常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狀態，同宿舍的一看到我莫名其妙地拉長臉，就知道我又在寫小說”。周毅然一直很喜歡寫作，也希望成名，但是他說：“成名太難，而工作和生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會以寫作為生，但是我會一直寫下去。” 在普通人的創作中，紀實性的作品更容易引起關注。 2001年，曾經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的《最后的宣戰———一個艾滋病感染者的手記》，它的作者黎家明是一名公司職員，對于為什么寫下手記，黎家明當時對媒體說：“我想讓看見我的文字的人能夠真正了解艾滋病，盡可能少的人重蹈覆轍；能夠了解我們真實的生活狀態，給像我一樣的弱勢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而因為程維高案備受關注的河北石家莊建委干部郭光允，也將他的經歷寫成了《我告程維高》一書。他說：“這本書僅就我個人的真實經歷反映社會發展的一些問題，希望能對讀者起到一定警示作用。” 北京五中的美術教師張震中說：“我自己出過書，我覺得想真正寫出一些東西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寫作的過程是對自己的一種總結，也是一種提高。更多的人寫作，就有更多的人回觀自己。”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這樣解釋普通人寫作的繁榮：“這是大眾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表現。同時社會需求的多元化使得寫作多元化，網絡的普及使普通人寫作成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出版業近幾年非常活躍，需求量很大，這使圖書出版相對簡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寫作的繁榮。” 面對普通人這個寫作群體，被稱為“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的邱華棟說：“我覺得人權就是人人都有表達和寫作的權利。作家本來就是一種非正式職業，每個人都有獨特的閱歷，都是潛在的作家。像美國、法國就有很多人，比如醫生、廚師因為一本書而一夜成名。但我并不認為這樣一個寫作群體的出現是對作家的威脅，作家就是要關注每一個個體的遭遇，這樣的作品就是一個個心靈的檔案，可以激發我的想像力。” 女作家林白告訴筆者：“普通人寫作表現的是真正的個人的歷史。在正史中，他們作為普通人是被遮蓋的，他們也許一輩子都不會被人關注。這部分人能夠寫作，能夠表達自己，我覺得這對人們更全面地了解社會是有幫助的。” 學者們對這種現象也普遍持肯定態度。 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軒說：“一個人去親近文字、表述內心、表述世界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而時代多元化使這種合情合理的事成為現實。但是我不主張借助寫作進行炒作。” 他認為：“普通人進行寫作對專業作家是一種沖擊。因為文學創作需要自由的空間，專業作家在體制之內，而普通寫作群體在體制之外，他們所受約束更少，能夠用更自由的心靈感應世界。但是這兩者之間不是沖突的，假如專業作家不及這個群體的水平，那是作家的失敗。” 著名文學評論家、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認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寫作是一種進步。他說：“寫作是一種根于個人表達的東西，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它都被賦予很強的政治內涵，被用于宣傳，承擔啟蒙民眾的作用，更多的是和歷史、民族相聯系。作家成為制度化結構體制中的一種職業，成為維護制度的一種需要。由國家成立專門機構，一批人專門從事寫作，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而現在各種各樣的人進行寫作，一部分作品通過市場化運作獲得承認，這至少說明寫作不再是制度的產物，而成為生命回歸自我的一種形式。當然大量的作品出現可能導致人們沒有耐性閱讀，但是在如此龐大的總量中脫穎而出的經典作品，可能更勝于以前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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