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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的選擇理論
[摘要] 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職業教育的影響，是職業技術教育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以往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存在許多誤區：以“關系”為焦點，而不是以職業教育問題為焦點；局限于線性分析，忽視了各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過分追求確定性，忽視了不確定性；追求宏觀規律，缺乏對微觀機制的研究；完全排除主觀因素的作用。本文在突破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選擇理論模型”，以求達到對復雜問題的復雜理解。
[作者簡介] 徐國慶，常州技術師范學院講師，華東師范大學課程所在讀博士生。
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與職業教育之間的關系，是職業技術教育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研究這一問題，對于理解職業教育的現狀，以及預測和控制職業教育的未來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正處于模式轉換的關鍵時期，研究這一理論問題更是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但是以往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存在許多誤區，因此要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上取得突破，首先必須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
一、研究范式的轉變
這里借用庫恩的“范式”概念，以表達本研究在方法論上轉變的深度與廣度。原有研究范式在下列幾方面存在根本缺陷。
1．以“關系”為焦點，而不是以職業教育問題為焦點
以往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與職業教育的關系的研究，其著眼點往往在于這些因素與職業教育的“關系”，而不是職業教育問題，當然也不是政治、經濟等問題。這顯然是受了“規律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這一觀念的影響。這種研究范式，容易把研究者的目光投向職業教育問題以外，而不是職業教育問題本身，這就難免使得其研究結果缺乏應用價值。因此，本研究在方法論上要突破的第一點便是從“以關系為焦點”，轉向“以問題為焦點”。
但是，職業教育是由許多要素構成的一個復雜系統，比如職業教育模式、職業教育規模、職業教育課程等。對不同的職業教育問題而言，對它產生影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的具體因素是不相同的，其作用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因此，籠統地以“職業教育”為核心來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仍然是不夠的，而必須進一步深入到職業教育中的各個具體問題。本文擬選取職業教育中的三個核心問題，即職業教育模式、職業教育規模、職業教育課程為對象進行研究。
2．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與職業教育的關系的線性分析
以往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與職業教育的關系的研究。往往都有一個假設，那就是認為這些因素對職業教育的影響是線性的，即認為前面的原因只會導致后面唯一的結果，井且這種因果關系是孤立地發生的。比如認為經濟的發展必然會促進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充。但問題是，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和20世紀90年代初相比有了很大發展，而職業教育規模卻小了很多，如何解釋？另外，美國的經濟水平遠比德國發達，但為什么美國的職業教育不如德國發達？顯然，傳統的理論都無法解釋這些現象。
事實上，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職業教育的影響并非線性的：（1）每一種因素對職業教育的影響都有多種可能性，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作用；（2）每一種因素最終的影響作用，不是取決于它自身，而是取決于它與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3）影響作用的性質還要取決于已有的職業教育自身的狀況；（4）要充分考慮到偶發因素的作用，因為它雖然是偶然的，但卻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3．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與職業教育的關系的確定性分析
以往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有一個基本假設，那就是認為這些因素對職業教育的影響作用是固定的，其中存在一個確定不變的規律，而我們的研究就是要努力揭示這一規律，以便一勞永逸。用現在所流行的話語來說，這就是現代主義所努力追求的“基礎主義”和“本質主義”。
且不論是否像后現代主義所批評的那樣，“基礎主義”和“本質主義”是完全錯誤的。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試圖在這些因素與職業教育之間建立一種固定的、確定的關系是不可能的，即使打破線性的分析方法，采用交互分析的方法也是如此。如果一定要尋求確定性的話，那么我們最多只能獲得“它們對職業教育是有影響的”這一毫無實質意義的命題。事實上，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中，我們能夠獲得的，只能是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
4．追求宏觀規律，缺乏對微觀機制的研究
以往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往往是直接分析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職業教育的影響，追求宏觀規律；似乎這種影響作用是直接發生的，完全排除“人”在其中的作用。這是一種不見“人”的研究。事實上，既然職業教育是人的活動，那么任何因素的影響作用都必須以人為中介。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就必須把人的活動納入研究范圍，對其中的微觀機制進行研究。
對教育行政部門和職業學校來說，離她們最近的便是人，包括學生、家長、工商業雇主、技術人員等等，而不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因此對微觀機制的研究，對她們來說可能更具有現實意義。
5．完全排除主觀因素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
把“人”完全排除在研究的范圍之外，就必然排除主觀因素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而這又為傳統研究范式追求確定性、追求宏觀敘述提供了支持。這就是所謂的對“客觀規律”的追求。這種研究范式顯然是受了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的影響。且不論自然世界中是否存在客觀規律（這一觀點也正在受到許多理論流派的挑戰），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有一個根本區別，那就是社會現象都是通過人的活動來實現的，而人是有主觀意識的。既然人有主觀意識，那么人就不是在準確無誤地反映現實，而是在建構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因此，完全排除主觀因素，力圖追求客觀規律的研究才真正是“不客觀”的。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本文在題目的表述中使用了“選擇”一詞。這一詞的使用，本身便包含了對主觀性的突出強調。事實上，對主觀性的強調與研究目前已成為許多社會科學的共識和趨勢，并因而形成了許多新的理論流派，如哲學中的解釋學、經濟學中的博弈論等。在職業教育研究中，自然也不能回避這一事實。
二、分析框架的建立
根據本文的觀點，要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與職業教育之間建立某種確定的定律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它們之間建立一種分析框架，這一分析框架能夠為我們理解和分析職業教育問題提供思維工具。這一分析框架用下圖表示。這一分析框架表明：
1．職業教育模式、職業教育規模、職業教育課程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具有特定時空范圍的概念，要隨著國家、歷史時期的不同而變化。這就使得理解這種變化成了職業教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這一命題雖然很簡單，卻是以下七個命題的前提。
2．之所以會變化，是因為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和它們所存在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關系，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職業教育的模式、規模與課程必然也要發生變化。這些社會環境因素可粗略地劃分為六大類：經濟、文化、工作、教育、社會、政治。因此，從宏觀上看，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的現實形態有它存在的客觀性。
3．在這六類因素中，每一類都包括許多更為具體的因素。經濟因素主要有：GDP增長狀況、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模式、市場的理性化程度、產業結構、企業結構、勞動力市場模式、勞動力失業狀況等；文化因素主要指一定社會特有的文化價值觀念；工作因素包括工作崗位的技術含量、工作組織形式等；教育因素主要有：教育哲學、教育體系的發展、職業教育自身的現實狀況等。
4．這些因素對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的影響作用不是線性的，其中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例如技術的發展一方面可能使得職業教育越來越必須，另一方面卻可能出現技術排斥工人的現象，造成工人失業，使得許多人為了尋求就業的穩定而去追求高學歷，從而阻礙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充。其最終作用到底如何，要取決于它與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5．因此，每一種因素都不是單獨發生作用的，而是要和其它因素發生交互作用，最后作為合力對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產生影響。比如日本企業內培訓模式的形成，一方面它和日本企業管理的兩大制度，即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它和日本企業結構以大型企業為主，以及日本戰后失業率很低也密切相關。
6．這些因素對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與學生和家長、企業、政府、學校的職業教育觀發生相互作用，影響他們的職業教育觀來實現的。現實的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是人們選擇的結果。從這個角度可以說，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有它存在的主觀性。如果某種因素的影響沒有被學生與家長、企業、政府或是學校所認識，那么它的影響只能是潛在的，也許永遠不會發生現實作用。
7．現實的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是學生與家長、企業、政府、學校多方面交互作用達成的一種平衡。學生與家長、企業、政府、學校在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選擇中的作用是不均衡的；每一方作用的大小在不同國家以及不同歷史時期也是不確定的。比如當前我國職業教育規模的下滑，以及綜合高中的出現，在其中起了極為關鍵作用的便是學生與家長的升學愿望。這里不僅把政府看作為社會共同利益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個獨立的利益群體。
8．經濟、文化、工作、教育、社會、政治這六大類因素在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選擇中的作用也是不均衡的，某些因素由于其作用特別強大，有可能會掩蓋其它因素的作用。比如當前我國職業教育規模的下滑，關鍵因素便不在教育外部，而是在教育內部，那就是高校擴招所帶來的普高熱。它的負向作用遠遠超過了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職業教育相應發展這一正向作用。
三、因素描述
下面對經濟、文化、工作、教育、社會與政治這六大類因素的內涵及其對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選擇的可能影響作用做一粗略闡述。
（一）經濟因素
1．GDP增長狀況
一般地說，GDP的增長，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促進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充，當然，這一效應到底如何，還要視其它因素的作用而定。另外，就業機會的增多，社會處于低失業狀態，有可能使得雇主為了爭奪工人而積極地參與職業教育，帶來職業教育模式的變化，并進而影響到職業教育課程。比如日本的企業內培訓和德國的雙元制在二戰以后的迅速發展。都和當時她們的失業率很低有密切關系。
2．經濟發展水平
根據經濟現代化的程度，可以由低到高把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四個階段：傳統農業型經濟；正在進行現代化，但仍貧窮的經濟；富裕但仍在進行現代化的經濟；富裕并且已完成現代化的經濟。從目前世界各國的經濟狀況來看，尚沒有國家進入第四個階段，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基本上處于第三階段，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正處于第二階段。
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其間的差距絕非僅僅是GDP在量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其整個社會形態可能存在本質上的不同。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國家由于非常重視經濟的發展，因而可能會非常強調職業教育，導致其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充，并且其課程往往功利主義比較強。而富裕國家的職業教育課程，則可能更多地考慮它對人的發展的作用，以及它的社會作用，如它在消除社會不公正中的作用。
3．經濟發展模式
當前國際上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有兩種：新福特主義（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和后福特主義（以德國、日本、新加坡為代表）。新福特主義主張通過減少國家、社會和工會對經濟干預的力量，建立更加靈活的市場，減少工資、稅收開支等手段，來增強企業的經濟競爭力。他們對競爭性個人主義很推崇。后福特主義則反對新福特主義的通過降低勞動力報酬和抨擊勞動力保護法來建立高度彈性的市場以發展經濟的戰略，主張通過政府、雇主和工會的合作，給所有工人提供好的工作條件、高工資，鼓勵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在勞資之間建立高度的信任等措施，以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創造一種“高技能、高工資的魔術經濟”，來增強企業的經濟競爭力。當然經濟發展模式除了這一劃分外，還有我國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一劃分等。
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會對職業教育模式產生影響。如新福特主義國家職業教育運作通常采取自由市場模式，而后福特主義國家職業教育運作則通常采取國家社會模式。
4．市場的理性化程度
即市場的混亂程度。混亂的市場帶來的一個后果是，市場獎勵的不是市場經濟的根本——產品質量，而是假劣、克扣工資、廣告效應等其它要素。市場主體不是通過提高產品質量來獲得利潤，而是通過假冒偽劣，坑害顧客，或是克扣、甚至拖欠工人工資，來降低成本，獲得利潤，或是通過不真實的廣告，欺騙顧客，來達到贏利目的。
異化了的市場經濟損害的并不僅僅是市場經濟本身，它同時對職業教育的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只有當市場主體致力于提高產品質量時，他們才會對職業教育發展提出要求，才會積極地參與職業教育，從而促進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充和模式的轉換。而在一個蔑視產品質量的市場經濟中，職業教育是不存在發展的根基的。
5．產業結構
現代職業教育制度的建立，規模的大量擴充，以及現代意義上的職業教育課程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業革命。正是工業革命使得產業結構由農業為主轉向了以工業為主，才使得現代職業教育的發展成為可能。而當產業結構由以工業為主轉向以服務為主的時候，職業教育必然又要面臨一個新的全面的變革。盡管這一變革已開始發生，但對于它在未來的發展我們知道得事實上并不多。
6．企業結構
企業結構是一個內涵比較豐富的概念，這里暫時只討論企業的規模結構。無疑，一個以大型企業為主的國家，和一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國家相比，其職業教育模式會有很大差別。大型企業由于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及對企業文化的個性的突出強調，更傾向于實施企業內培訓，而中小企業由于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以及企業的個性不是很突出，因此更傾向于勞動力的社會公共培養模式。
企業結構會對職業教育課程產生影響。在以大型企業為主的國家或地區，由于企業更傾向于自己培養勞動力，因此學校職業教育的課程更傾向于普通性，而不是崗位相關性；而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國家或地區，由于企業對勞動力的公共培養依賴比較大，因此其課程往往更傾向于崗位相關性。
7．勞動力市場模式
目前世界各國的勞動力市場大致可劃分為兩類：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外部勞動力市場。外部勞動力市場是一種鼓勵員工在雇主之間自由流動的市場，但限制不合格員工進入市場。內部勞動力市場是鼓勵員工在公司內部沿提升階梯垂直流動的市場。流動的憑據是其對公司的績效。在這種市場中，從外部直接進入高于初始職位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勞動力市場的類型會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職業教育模式，乃至課程。一般地說，實行外部勞動力市場的國家，其職業教育模式多為學校本位；實行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國家，其職業教育模式則取決于其它因素。
8．勞動力失業狀況等
一個國家的失業狀況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職業教育的規模。如果與學術教育相對應的職業的就業率高，而與職業教育相對應的職業的就業率低，則人們更傾向于接受學術教育，對職業教育的需求自然降低。反之，如果與學術教育相對應的就業狀況比較差，而與職業教育相對應的職業的就業狀況較好，則許多人會選擇職業教育，從而提高人們對職業教育的需求。這就是為什么九十年代初我國職業教育發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因為九十年代初，職業學校學生的就業甚至比大學生還好，并且職業教育年限短，因此那時許多學生愿意選擇職業教育。另外，失業狀況還會影響到職業教育模式，日本的企業內培訓和德國的雙元制就是很重要的例證。
（二）文化因素
主要指一定社會特有的文化價值觀念。這是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素，因為它在我國表現得特別突出。
（三）工作
1．工作崗位的技術含量
一般地說，隨著工作崗位的技術含量的提高，職業教育課程發生根本轉變是必須的。在當前，設備越來越高級，它直接導致了工人技能的變化，要求提高工人的技能水平以操作復雜的設備；工作的任務逐漸從體力任務轉向腦力任務。而抽象任務需要心智技能，如符號的和抽象的思維能力，這就使得職業教育課程要由以行為主義為基礎轉向以認知主義和建構主義為基礎。同時技術更新速度越來越快，使得終身職業教育成為必須，它對職業教育課程變革的影響更是具有根本性的。美國人稱這種新的職業教育為“生涯教育”，英國人則稱為“新職業主義”。
但是，工作崗位的技術含量對職業教育規模的影響卻是難以確定的。工業經濟時代，技術提高確實對職業教育規模擴充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工業階段，職業教育規模將繼續擴充，還是萎縮，或是把大量職業教育轉向服務行業，目前尚難以確定。
2．工作組織形式
近年來，企業的管理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如即時生產（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參與式管理、過程控制，以及對團隊的日益強調等，這些也都導致了工作性質的變化。工人們不再僅僅要求完成一些重復性的任務，而要求能夠做許多工作，需要對他們在工作組織中的角色有更為廣泛的理解，能夠和團隊一起工作，掌握高水平的交際能力以及計算機技能。這不僅要求他們掌握更多的學問知識（如數學和自然科學），更重要的是他們要能創造性地思維、解決問題和作出決策，并學會如何學習。這些變化必然要求職業教育課程做根本性變革。
（四）社會因素
1．人口狀況
人口中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學歷結構、技能水平結構、出生率等要素，一直是職業教育發展規劃要考慮的非常重要的要素，它對職業教育規模發展有較大影響。比如當前我國技師非常緊缺，那么技師培訓就可能成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生長點。出生率的高低也是職業教育規模起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2．社會分層
一個社會的分層過于明顯，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過大，并且社會的垂直流動很困難，則有可能使得社會成員希望通過教育來改變自己原有社會地位的愿望很強烈，促使他們更多地選擇普通教育，而不是職業教育，從而給職業教育發展帶來困難。
（五）政治因素
1．政治民主化程度
非常強調民主的國家，必然也非常強調教育民主，反對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分離，主張實施綜合高中。在課程上，則非常強調職業教育課程與普通教育的整合，美國和英國的綜合高中的建立，都和其突出地強調民主有很大聯系。
2．戰爭
戰爭對職業教育的破壞作用是無疑的，但戰后卻可能對職業教育發展產生意想不到的巨大推動作用。如美國社區學院在二戰結束后的大規模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退伍軍人就業法》。
（六）教育因素
1．教育哲學
教育活動是由教育者們進行的，因此他們的教育哲學必然會對職業教育的規模、模式與課程選擇產生直接影響。當某種教育哲學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觀念時，便可把它看做為脫離個體而存在的一個宏觀因素。比如美國社區學院的發展，和美國教育哲學中認為職業性也應成為高等教育的內容之一就有直接關系。美國綜合高中的發展，則和他們對教育民主的突出強調，反對教育中的雙軌制有直接關系。
2．教育體系的發展
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的一部分，因此教育體系中其它部分的發展，必然會影響到職業教育發展，有時這種作用甚至是非常巨大的。比如，當前我國職業教育規模的下滑，便和高校擴招帶來的普高熱有非常密切的聯系。日本學校職業教育在20世紀70年代的萎縮，也和日本當時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有很大關系。而日本高等教育在20世紀90年代再次急速發展后，目前甚至出現了中等教育階段是否還需要職業教育的討論。
教育體系的發展，還可能影響到職業教育模式乃至課程。因為當職業教育發展遇到困難時，職業學校有可能會去尋求新的職業教育模式。如我國綜合高中的出現，便和當前職業教育的困境有很密切的聯系。我國目前許多職業學校在積極地尋求校企合作也和此密切相關。
3．職業教育自身的現實狀況
職業教育自身的設施條件、教育教學質量、專業、課程設置的合理性等，也是影響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比如我國職業教育目前辦學的困難，就和職業教育自身質量比較差有很大關系。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與職業教育之間的關系這一職業技術教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要想建立某種確定的“定律”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建立某種分析框架。在此基礎上，本文對一些主要的宏觀因素的內涵及其可能的作用做了簡略論述，限于篇幅，尚未能涉及到微觀機制。當然，這并非意味著已窮盡了所有宏觀因素。事實上，不僅未來可能出現哪些對職業教育發展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宏觀因素是難以預料的，就是窮盡已發生過作用的因素也是不可能的。
責編：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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