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中國如何安全

全球化時代，中國如何安全

　全球化時代，中國如何安全

●“9·11”事件及其連鎖反應，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問題，使全球化進程越出了經濟軌道，進入到國際關系的上層建筑領域

　　●中國的安全問題隨著國家利益的拓展也已遠遠超出了國界。如果缺少一個兼顧國內和國際，周邊和地區，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的全面籌劃，就不能有效應對威脅

　　●在全球化時代，很難劃出涇渭分明的敵我界限，也鮮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斷，更找不到絕對適用的萬全之策。在“兩難”中進行選擇是安全決策的常態

　　上世紀90年代，現代歷史的“戰后”時期結束了。從那時以來，又過去了將近一代人的時間。人類在最近1/4世紀的遭遇，似乎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還要來得深刻。一個強大的超級大國，兵不血刃就分崩離析了；一個小國的貨幣貶值，招來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當代惟一的超級大國，被幾個游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場“全面戰爭”，并導致了美國全球戰略的大調整和大國戰略關系的新調度；對感冒病毒和雞瘟的防范，耗費了眾多國家的舉國之力，動員了跨國防范，催生了“全球預警”機制；颶風、海嘯、氣候變暖已經到了“水漫金山”、“歐亞陸沉”的地步。世界性的震蕩和沖擊接踵而至，普天之下，再也沒有人能夠回避一個字眼———“安全”。

　　三個事實，標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有人用“全球化”來度量今天的安全問題。這是沒有太多實際意義的。全球化的進程與資本擴張的進程一樣久遠，但惟獨到20世紀90年代，它才發生了質的飛躍———全球化進程步入了全球化時代。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有三個最為鮮明的標志。

　　一是它是伴隨著冷戰的落幕，兩極對立格局的解體，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的消失而到來的。對于蘇東劇變、蘇聯解體等政治事件的發生，無數的歷史學家曾經探詢其背后的原因，給出了各式各樣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導致東西方分裂局面徹底瓦解的深層動因，是市場擴張。也就是說，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為一個統一的生產空間來進行生產，才能最有效地釋放它的巨大能量，這個歷史的“絕對命令”，是一切“鐵幕”和“柏林墻”倒塌的真正原因。

　　二是計算機的普及和互聯網的出現。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關鍵特征不是通訊速度的改變，而是信息傳輸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廣泛分享和自由傳播。它使全球化時代擁有了屬于它的物質技術手段。

　　三是“9·11”事件開辟了全球化的政治進程。這一事件及其連鎖反應，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問題，使全球化進程越出了經濟軌道，進入到國際關系的上層建筑領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課題。“和平、發展、治理”構成了全球化時代的完整議程。

　　上述三個條件的出現，使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歷史意義”，標志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安全問題，不是一般的、籠統的“全球化”的安全問題，而是“全球化時代”的安全問題。全球化時代是我們觀察、理解和處理當代安全問題的綱。

　　別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

　　全球化時代給安全問題帶來的最大影響，莫過于國家之間利益關系格局的深刻變動。因為安全歸根結底是基于利益的關系。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決定一定時期安全的總體面貌。全球化時代下國家利益關系的性質與過去相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全球化時代國家關系的性質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兩重性。全球化絕沒有消除對立與對抗，相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激化了各種矛盾，加劇了全球范圍的沖突，但與此同時，國家之間的同一與合作因素也在增長。相互依賴與相互競爭的同步加深，使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對安全行為的驅動也雙向化。對立的利益導向沖突，共同的利益導向合作。

　　隨著地區間相互依賴的不斷加深，國家及地區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雖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對立與沖突，但卻能與對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情況在當前的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美歐關系、美俄關系，乃至中國大陸和臺灣的關系中都屢屢呈現。這種狀況要求在安全的哲學觀念上與時俱進，更新思維。既要堅持“一分為二”，又要倡導“二而為三”，善于在國家利益的對立與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異中找尋出路，以達到維護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時代，安全的整體性空前加強。布熱津斯基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名為《大選擇》。有意思的是，冷戰后美國戰略家所發表的有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系列叢書，多以“大”字冠名，如“大失敗”、“大混亂”、“大分裂”、“大外交”、“大棋局”等等。這里面“大”的含義，是指站在全球視角謀劃美國的國家安全。布氏在他的新著中說，美國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它必須在“領導”世界和“統治”世界這兩個角色中做出選擇。美國單槍匹馬地干，將會遭到全世界的怨恨，最終自己也不會有安全；只有聯合盟友，擔當領導，美國才能成為強勢超級大國，才能在全球安全中贏得本國的最大安全。

　　全球化的根本推動力是生產力的擴張和資本的擴張，這兩個擴張深入到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生產力的擴張把全球的生產和生活日益整合為一個整體，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義上和全球層面上維護安全的課題；資本的擴張使老的安全威脅具有了新的形態和比過去大得多的活動空間。于是我們看到，美國的霸權威脅過去是區域性的，現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戰略重心已經由歐洲擴展到整個歐亞大陸。世界上各個國家在理論上都存在著面對美軍全球到達的可能性。中國的安全問題隨著國家利益的拓展也已遠遠超出了國界，同四面八方發生了相關的利益關系。如果缺少一個兼顧國內和國際，周邊和地區，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的全面籌劃，就不能有效應對威脅，維護好自身的安全利益。

　　今年初發生的印度洋海嘯災難，引來了世界各國的援手，演化為一場國際安全大營救，身處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們越來越明白了一個道理：在全球化時代，救別人就等于是幫自己。當前，多邊外交在各國維護國家安全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明顯上升；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受到了空前的關注，已成為各國維護自身安全利益激烈斗爭的舞臺；最大的安全斗爭表現為全球治理的路線之爭———是謀求單極還是推動多極，是美國化還是國際關系民主化，正成為國際力量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種種，都是全球化時代安全整體性日益增強的表現。

　　敵我界限與是非界限不再涇渭分明

　　毛主席曾經說過：“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自從全球化時代以來，各國的安全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全球化時代，各國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目標，必須適應全球化安全整體性的特點，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來籌劃國家安全。要根據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國安全利益的拓展，樹立大周邊、大安全的觀念；要加入到全球穩定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機制中去，在其中發揮建設性的推動作用；要從地區、周邊和全球的層面塑造良性互動的安全結構；要把本國、本地區最緊迫、最要害的安全問題放到全球總的安全關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決，在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變動的大棋局中加以謀劃。不僅要重視國家關系和地區關系的互動，而且也要重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的互動，還要高度重視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在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動。全球化時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個安全的全球化時代。

　　此外，由于全球化深入發展，我們現在面臨的安全領域不知要比戰爭年代和冷戰時期擴大了多少倍。就安全類型講，現在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影響，相互激蕩、相互轉化；從安全的行為體講，在國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區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國家安全之下，又有社會安全和人的安全；各類利益關系縱橫交錯，形成了處理安全問題的“多維”困境；通訊技術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進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復雜性，信息技術及信息網絡的放大效應和工具效應，大大改變了安全的時空特征，造成安全問題全球化、安全環境虛擬化、安全邊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對稱化等新形態。在全球化時代，很難劃出涇渭分明的敵我界限，也鮮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斷，更找不到絕對適用的萬全之策。在“兩難”中進行選擇是安全決策的常態，系統性、綜合性、模糊性成為處理安全問題管用的原則，意志力、穩健和成熟是領導集團維護國家安全所要具備的綜合素質和品格。

　　《環球時報》 (2005年05月11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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