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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軟實力建設中的知識產權問題研究
內容提要: 在國際競爭從硬實力向軟實力領域延伸的發展態勢中，我國面臨著外來的文化風險。軟實力建設離不開知識產權保護，文化風險則表現為知識產權與文化主權、文化權利的沖突，尤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存在的知識產權問題。提升我國軟實力需要充分實施知識產權創造、管理、運用和保護戰略。加強國家軟實力建設是我國在新的國際競爭態勢中作出的重要戰略抉擇。繼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之后，2010年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又提出要“加強對外宣傳和文化交流，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軟實力建設涉及文化創新活動、文化產品經營以及高新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應用，與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知識產權緊密相關。在一定意義上說，軟實力的強弱即表現為自主知識產權的數量和質量。當前，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足，自主文化精品太少，知識產權問題已成為制約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有效解決這些知識產權問題，是發展文化產業、應對外來文化風險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重要任務。
一、國際競爭的發展態勢與我國面臨的文化風險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一種綜合國力之爭。根據當代國際戰略理論，衡量國家競爭力強弱的指標往往是一國的硬實力，包括基本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支配性實力。wWW.11665.CoM其中，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隨著文化和文化產業的全球化，文化比拼成為國際競爭新的發展態勢，國家間的實力較量已從硬實力擴展到軟實力。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約瑟夫·奈教授（joseph s. nye jr）在《仍是競賽中的強者》一文中首創了“軟實力”概念，將其概括為國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1]與硬實力相比，軟實力注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民族文化的影響力以及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吸引力，是一種“通過吸引而非強迫或收買的手段來達己所愿的能力” [2]。事實上，“無論流行文化、意識形態還是國家制度，都是受特定的價值觀念支配的，其背后都有著深厚的文化根源，這就是軟力量的內在基礎。”[3]軟實力的核心是文化軟實力。與此同時，作為軟實力的文化既能借助文化產品生產提升國家綜合國力，亦可通過文化的“軟約束”功能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4]申言之，文化軟實力雖具有彈性，但可以通過硬性的條件表現出來。文化發展需要創新，文化傳播需要以文化交流、文化產品和信息媒介等為載體，并借助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來擴大影響。由此，一國文化軟實力的衡量指標可概括為文化活動的創新力、文化產品的傳播力和文化產業的競爭力。
為增強本國軟實力，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提升文化創新能力，形成文化產業競爭優勢，爭奪文化市場份額。從國際范圍來看，現今世界文化市場依然是西方主流文化一統天下的局面：美國占據世界文化市場42.6%，歐洲國家占到33.9%，亞洲和南太平洋國家僅占19%，其中日本、韓國就分別占得10% 和3.5%。源于這種市場格局，西方的主流文化、強勢文化不斷侵蝕著非主流文化、傳統部族文化，“傳統的經典式的屬于少數人的精英文化對話語權的壟斷和對大眾文化的一種霸權，在當代國際關系中，已經演變成一種少數文化產出國對其他國家的文化霸權。”[5]誠如英國學者斯科特·拉什所言：“始料不及的風險和危險將不再是由工業社會的物質化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和危險，而是從信息領域、從生物技術領域、從通訊和軟件領域產生出的新的風險和危險。”[6]文化產業的全球化和文化霸權的形成，使得民族國家的文化主權不斷弱化和傳統文化走向邊緣化，與所謂的主流文化、強勢文化一直存在著某種緊張狀態。“法國對好萊塢電影在全球暢通無阻感到不妥和恐懼，為抑制美國娛樂業的入侵，法國在歐共體內尋求建立歐洲及國家定額管理制度。澳大利亞的文化產業委員會也感到不安，他們建議政府在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基礎上，建立和創建‘文化防火墻’制度。加拿大在世界貿易組織裁決其對美國雜志采取的限制措施有悖自由貿易原則之后，采取了‘論壇應變’的措施，建立起多元文化網。”[7]這一情況，不僅存在于歐美文化內部之中，更表現在東西文化之間。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亦面臨著一個“風險文化的時代”。美國的電影文化、日本的動漫文化、韓國的游戲文化無一不在影響我們的生活習慣，沖擊我國的傳統文化。由此可見，提升文化創新能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不僅在經濟上需加以考量，而且還涉及國家軟實力問題，事關我國的文化主權與文化安全。
二、國家軟實力的制度保障與文化風險的法律表現
在知識經濟時代，國家之間的較量主要表現為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的競爭，從法律層面看，是自主知識產權的數量與質量之爭。英國政府的一份白皮書曾指出：競爭的勝負取決于我們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獨特的、有價值的和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資產，而這些資產就是我們所擁有的知識產權。[8]在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正是通過知識產權保護，將它們的文化、技術、品牌優勢轉化為產權優勢，最終形成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因此，世界未來的競爭是知識產權的競爭。
文化軟實力作為國際競爭的重要領域，亦離不開知識產權保護。與文化軟實力相關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包括著作權、商標權和專利權制度。其中，著作權是文化領域最重要的知識產權，其權利內容分為兩部分：一是作品創作者的權利，包括發表權、署名權、作品完整權、作品修改權等人身權利和復制權、表演權、發行權、改編權、翻譯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財產權利。該部分權利通常由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創作者所享有。二是傳播者的權利，或稱鄰接權，涉及表演者、音像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的權利。鄰接權是對前述主體在傳播作品過程中的勞力和資金投入的合理保護。這些權利作為制度創新的結果，保障著文化生產、傳播與利用的智力勞動過程，服務于文化創新成果社會化、產業化、產權化的發展目標。文化活動創新以版權的獲取為目的，文化產品傳播以版權的交易為紐帶，文化產業發展則以版權的保護為后盾。而“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行業”[9]已成為現今的朝陽產業，即文化創意產業。在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化藝術、文化娛樂、廣告設計、工藝美術、計算機軟件、信息網絡等創意產業發展過程中，版權法發揮了“創新之法”與“產業之法”的制度功用。英國1998年出臺的《英國創意工業路徑文件》、美國國際知識產權聯盟定期發布的《版權業對美國經濟影響的評估報告》以及韓國1999 年通過的《文化產業促進法》，無一不是通過版權戰略或政策的實施，來提升文化創新能力，增強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以此擴充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優勢。誠如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所指出，“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在發展中國家，如果能使文化產業成果的其他條件得到滿足，更強的私權保護將有助于激勵當地的文化產業。”[10]傳統的發展中國家亦應通過完善版權制度，為本國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持久動力，方能在國際文化競爭中爭取主動。
文化創意產業既是文化與經濟的融合，也是高科技與現代服務業的結合。其具有極強的滲透性，已將技術、文化和商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說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不僅與版權相關，還會涉及商標權、專利權等工業產權。綜觀現代文化市場，消費者的消費已經由產品消費轉向品牌消費，體現在消費行為上就是崇尚品牌、追求品牌。為此，提高品牌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忠誠度，是塑造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措施。作為經營領域最重要的知識產權制度，商標法賦予商標權人對其注冊商標獨占支配、專有使用，并禁止他人未經許可擅自使用的權利，能夠確保企業品牌的“惟一性”。通過對商標，特別是馳名商標的使用和推介，文化企業可以爭取更多消費者，占領市場和贏得銷售份額；與此同時，互聯網技術、計算機技術、移動通訊技術、光儲存技術、動漫制作技術和新材料、新工藝廣泛應用于文化創意產業，大幅提升了文化產品的技術含量。這些技術或單獨使用，或形成技術聯盟乃至行業標準，但均需依靠專利制度來保證技術的獨占使用，維持技術的領先性。此外，文化創意企業的經營方法、產銷策略、客戶名單、廣告標的等經營信息亦可以作為商業秘密對其保護。
當前，文化與文化產業全球化帶來的文化風險，從法律上看是知識產權與文化主權、文化權利之間的沖突。“從某種程度上說，國際文化貿易的歷史就是以美國為首的推行貿易自由化的集團與以法國、加拿大為首的強調文化例外和保護文化多樣性集團之間不斷沖突的歷史。”[11]這些沖突，源于對傳統文化法律保護的不同態度。美國等文化輸出國基于自身較強的文化創新能力，極力推行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而拒絕為傳統文化提供保護。知識產權保護著眼于具有不同特性的文化表現形式的本身及其載體，其宗旨是保護知識產權人的私權利益，以合理壟斷與利益補償的法律機制來刺激和鼓勵文化創新、科技創新與知識傳播，達到利用智力成果以推動社會發展的目的。質言之，知識產權制度可以對智力創新給予激勵，但對不同的文化類型即“智力源泉”卻缺乏必要的法律涵養，這一制度“只能保護知識財產上的財產利益而難以保護其同時存在的文化利益”。[12]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部分發達國家等文化輸入國則要求維系本國傳統文化、部族文化的多樣性，力爭建立和完善傳統文化國際保護機制。文化多樣性保護強調的是文化表現形式的獨特性、多元性的文化特征。這些國家認為，“一個國家的文化主權神圣不可侵犯，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發展選擇必須得到尊重，包括國家的文化立法權、文化管理權、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選擇權、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的獨立自主權等。”[13]同時，各個民族應該享有維護自身文化尊嚴與文化自由、參與文化生活與選擇自由、文化表達與傳播平等文化權利。
對于我國來說，當前以文化主權和文化權利為法律武器，推進傳統文化保護與文化發展，雖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是不應僅在文化多樣性主權與人權保護的國際立法中做文章，而應正視我國文化產品附加值低、文化產業競爭力不足的現狀，多在文化創新能力提升和強勢知識產權打造上下功夫。
三、我國軟實力的提升與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
在當前我國大力推進文化產業發展和國家軟實力建設之時，正值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全面深入實施的關鍵階段。知識產權戰略是我國為推動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其實施的成功與否將決定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最終走向，影響我國軟實力的建設成效。唯有充分實施知識產權創造、管理、運用和保護戰略，提高文化創新能力、文化產品附加值和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增強我國軟實力的同時，抵御外來的文化風險。
第一，以知識產權創造為目標，形成創意產業群。知識產權戰略包括創造、管理、運用和保護四大戰略。其中，知識產權創造是知識產權戰略的首要目標，對一國創意產業群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國外，像美國的硅谷地區、日本的關西地區、德國的巴登- 符騰堡地區、意大利的都靈和米蘭地區、法國的巴黎和英國倫敦等地區，都是通過知識產權創造來形成一大批在全國，乃至在全球有影響的創新型產業。有鑒于此，我們要提高文化創新能力，并選擇關鍵文化產業、重點文化企業作為突破口，建立一批有代表性的創意產業群，形成強勢自主版權和自主品牌。當前要大力發展本國的軟件產業、動漫產業、游戲產業，振興中國的電影產業、音像產業，促進中國的廣播電視業和圖書出版業。
第二，以知識產權的管理、運用為重點，構建創新政策體系。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比較先進，但是并沒有完全實現其預期的政策目標。究其原因，在于我們運用制度的經驗不足。誠如國際知識產權協會主席、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所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差距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運用制度的經驗。筆者認為，知識產權政策目標的實現有賴于一個以知識產權為導向的公共政策體系的建立；通過知識產權的管理和運用來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需將知識產權制度與國家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外貿政策相互配合，并在有關政策出臺時增加知識產權條款。具體而言，在產業政策方面，應著力調整創意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創新成果產業化；在科技政策等方面，應加大對發明創造者的保護力度，注重創意性科技成果的產權化、產業化；在對外貿易方面，應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擴大具有自主版權、自主品牌的文化產品出口；在文化政策、教育政策方面，應鼓勵文化創新，推動文化的版權化、市場化；在投資政策方面，應增加對創意產業的資金扶持，細化文化創新的財政投入。
最后，以知識產權保護為后盾，營造創新社會環境。文化創意產業的健康發展，有賴于明確產權歸屬，規范文化產品市場，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與管理。知識產權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制度支撐，同時也是世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規則。無論在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從國內市場來說，知識產權是文化創意產業主體進行市場競爭的法律手段。唯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嚴厲打擊盜版假冒行為，才能使我們的文化產業主體將人力物力投入到文化創新與品牌維護上，才能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場環境，使創意經濟發展實現良性循環。從國際環境來說，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如何，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對投資、貿易環境進行評估的重要內容。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和文化氛圍，既是文化產品引進的先決條件，也是外商投資合作的環境要素。
注釋:
[1]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3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2] 約瑟夫·s·奈：《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吳曉輝、錢程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3] 郭潔敏：《當前我國軟力量研究中若干難點問題及其思考》,《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4] 呂挺琳：《發展文化產業，提升國家軟實力》，載《光明日報》2009年1月11日。
[5] 胡惠林：《文化產業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頁。
[6] 【英】斯科特·拉什：《風險社會與風險文化》，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4期。
[7] 薛曉源：《全球化與文化產業研究》，載林拓主編：《世界文化產業發展前沿報告》（2003--200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頁。
[8] 吳儀：在2007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高層論壇上的主旨演講，/sipo/ztxx/2008qglh /dhgjldrjh/200802/t20080228_234637.htm，最后訪問：2010年12月19日。
[9] 此為1998年英國創意產業特別工作組首次對創意產業進行的界定。
[10] 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知識產權與發展政策的整合》，2000年公布，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編譯，第109頁。
[11] 李懷亮：《國際文化貿易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頁。
[12] 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不能充分保護文化多樣性。在文化類型之間占有和利用中引起的財產損害，知識產權法作出了回應；而所造成的文化損害，知識產權法則沒有相應補償機制。參見rebecca tsosie , reclaiming native story:an essary on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cultural rights,spring,2002,34,ariz.st.l.j.299.
[13] 胡惠林：《文化產業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頁。
[14] 參見《民族傳統資源保護需突破僵局》，載《光明日報》2006年12月2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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