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斷想

關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斷想

　中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節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濃重。有人統計，一個國家平均在建國后30年之內獲得首枚諾貝爾獎牌，而我們的共和國50華誕，卻至今與此項學術界的最高榮譽無緣。人們不禁要問：什么時候中國能實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 

　　筆者不是“諾獎”的專家，無意于對此進行深入嚴謹的學術研究，只是在這項“盛事”年復一年的沖擊下，有了一些完全屬于個人的想法，寫在這里與有興趣的讀者進行交流，故稱“斷想”。 

　　一、什么人能得諾貝爾獎？ 

　　任何一個學科，包括經濟學在內，本質上都是一個以現實為藍圖，以其創立者所賦予的方式而存在的符號體系，它構成一個建立于理念世界的王國。這個理念王朝的產生與發展與世俗世界的發展幾乎完全相似，“混沌”初開——形成社會——諸侯林立——三足鼎立——實現一統。在這個王朝中，以其理論核心為主體，發展出不同的學科門類，它們都構成這個王朝的某個特殊領域，這些領域則被一個或一群在世或已故的權威所占據。一個學者要想在這個王朝中擁有一席之地，無非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對前人的學習而精通大部分甚至全部學說，使自己的“功夫”鶴立雞群，使原有理論具有更加成熟的形式，從而超越所有現代人，使自己成為學術權威，代表一方神圣。另一個途徑則是獨辟溪徑，超越前人，或者開拓新的地盤，或者使自己所在的領域攀上新的高度，這也正是通常所謂“創新”的內涵。前一種人很可能成為世俗經濟學屆的領袖人物，引導甚至左右著經濟學的現實活動。然而經濟學的歷史卻總是由后一種人寫成的，兩者的本質不同是：前者僅僅超越現代人，而后者則超越前人；前者修飾“家園”，而后者則開辟“新地”。諾貝爾獎屬于后者——那些書寫歷史的人。 

　　所以，很可能某個經濟學家，在學術領域擁有極高的聲望和各類頭銜并代表著當代國際某一領域最高水平卻與諾獎無緣；而一個看上去似乎理論功夫并非無可挑剔的人，只因一篇小文，一個方程卻得了獎，對此我們不必感到驚訝。 

　　諾獎青睞那些開拓“疆土”的勇士，而不是學富五車的智者或執掌朝政的“國王”。 

　　二、什么樣的成果能得諾貝爾獎？ 

　　其實，諾獎頒給創新者，這是一個常識。但什么樣的創新容易獲得青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思想的國度里不存在時空界限，每一個人都擁有上帝一般的能力，縱橫萬里隨心所欲。但要使自己的造物成為學科主流的一部分則必須使之找到一個與其母體相連接的部分，使自己成為母體的一個邏輯必然。比如，微觀經濟理論歷經一、二百年的變遷，形成現有的以新古典理論為核心的看上去十分復雜的體系，然而其理論內核卻是十分簡單的，那就是：以個體為出發點，建立在效用極大化前提上的一個市場均衡體系，最終不過是為源于亞當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提供理論說明。然而由于這個體系是以高深的數學為其語言的，人們要想進入已屬不易，而一旦進去又常常如入五里霧中，再也出不來了。因該說，西方經濟學的成功之處正是它有效的使用了數學語言并構建了這樣一個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相當成熟的體系，所以它成為主流是歷史的必然，它的存在規定了經濟理論的走向甚至理論研究的方向和表現的形式，任何一個模型或理論體系只有當使其自己直接或間接與此相一致時，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成就”，成為這個理論核心的自然延續。否則，即使是一個明顯沒有錯誤的“理論”也不會被承認。所以，最容易得到諾貝爾獎的成果，應當是現有成熟理論的一個邏輯必然。 

　　無論那一種學科，歷經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現在的模樣都有其必然的一面，同時也是歷史一個偶然的產物，最近筆者看到一則報導：有人用了半生的時間創造出一套與牛頓力學相反的物理學體系——“萬有斥力論”。我們假定它在邏輯上完全沒有錯誤，并且可以解釋一切牛頓力學可以解釋的現象，那么如果他誕生于牛頓之前，很可能將牛頓取而代之，只可惜生不逢時。除了其精神尚有可嘉之處外，他的這個結果最終不會成為一項“成果”，他的這項努力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在現實中失敗的結局。要改變牛頓在物理學體系中的位置，與企圖改變二次大戰加諸于世界的災難一樣是不可能的。據說：一位企圖否定愛因斯坦的學者將自己的論文交給華裔諾獎得主楊振寧（可能不準確）教授請教，楊振寧只說了一句話：任何與愛因斯坦相對論相悖的理論都不必提。開拓創新固然重要，但首先要尊重歷史和現實。我們看到中國有很多人在搞自己的體系，但除非作者能夠找到其理論與現代經濟學主流的結合部，使這一理論成為主流學說邏輯發展的必然，并以量化的數學語言表達出來，否則就不會有任何結果，自然與諾獎無緣。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成就，是那些以現代經濟學核心理論為本土而新得的“實地”，不是舊貌新顏的“故居”，更不可能是游離其外的“孤島”。 

　　三、中國人有沒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關于這個問題早已有人提出過，也有不少人預測說某某領域是中國人有可能問鼎諾獎的領域，對此我不想太多評論，因為這實在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就目前中國經濟學術水平而言，其落后于國際的程度不是幾年的問題。看一看我們主流經濟學雜志的內容和形式，看一看我們研究生用的教科書，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差距。我們沒有必要刻意于長人家志氣，滅自家威風，但我們必須有勇氣面對現實，承認自己的不足，唯如此才可能改變這種現狀。 

　　有人說走自己的路，搞中國的經濟學，本來這沒有什么不可，但建一個學科與打嘴仗出口氣完全是兩回事，我們必須承認，現代西方經濟學所走的道路，代表著人文科學走科學化道路的走向，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我們甚至可以預言，在未來某個時代，任何一門以“科學”二字作為其后輟的門類都將以定量的形式出現。現代經濟理論產生于西方，是以西方特有的思維模式為其背景的，其本質與現代科學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這種科學精神就是從事物最基本的存在出發，逐漸演繹出其整體的形態。就象固體物理需要建立在分子物理學的基礎上一樣，對社會總體的解釋必須建立在個體人的基礎之上。因此，原本存在于市場中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卻一定要從個體的偏好中尋求答案，這絕不是某一個西方的先哲拍腦門子的產物，而是一種必然，因為這是科學精神所要求的。然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其方向與此恰恰相反，其出發點總是從大到小，從總體再到個體。所以作為中國國粹的中醫理論中充滿了氣血、陰陽這些無法量化的概念，很難找到它的微觀基礎；沒有人能否定中醫學的有效性，但它在西方人眼里卻是不符合科學的精神的，我們可以斷言，如果有朝一日，某個偉大的中醫終于獲得了根治所有癌癥的方法，在他說明這種方法的科學機理之前是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然而令人尷尬的是，一旦其方法的科學機理得到說明，這種方法也將不再是屬于中醫學理論的了。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卻又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所以，要建立一個以中國的思維模式為背景的理論體系很難有出路。而經濟學通往科學之路已經被西方人所占據。我們除了迎頭趕上，沒有第二條路好走。面對中國經濟學教學的現實，我們沒有理由不感到悲觀。君不見，數量經濟學是否能夠作為主科而列入經濟學系課程還是一個尚在爭論中的問題，在這樣一個數學還是可有可無的教學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科班”經濟學家，即使門門5分，也注定與諾獎無緣。所以說，就中國經濟學教育總體水平的落后狀態而言，是不具備產生足以獲得諾獎成就的土壤的，這是一個總體狀態，我們不知道還需要幾代人才能使之產生根本的改變，但近期內恐怕希望不大。 

　　說希望不大只是指“總體”，而并不是說中國這塊土地上就一定不會產生獲得諾獎的成果。我認為這樣的人可能存在，只是條件非常苛刻。 

　　首先，此人熟諳現代科學的哲學背景和思維方法，能夠深刻理解并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及方法論背景； 

　　其次，此人具有相當的數學能力，能夠以西方流行的數學語言撰寫論文； 

　　第三，此人對現代經濟理論具有總體把握的能力，能夠洞悉其未來十年到二十年的走向和潮流； 

　　第四，此人對現代經濟理論存在的問題及其薄弱環節有超越西方學者的眼光，從而為自己找到一個理想的切入點； 

　　第五，此人具有為經濟理論獻出一生的氣魄和膽略。 
　 
　　第六，…… 

　　筆者無意說明上述幾條是獲得諾獎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也談不上，但具備這幾項素質的中國人無疑是最可能的未來經濟學諾獎得主。 

　　綜上所述，如果一定要對“中國人能否獲得諾獎”這一問題作出回答，那就是：有，但極少；很可能出現于中國的“主流”之外，或者是那些曾經在國外接受過嚴格訓練并具有數學能力及西方哲學背景的少數精英之中。 

　　四、中國經濟學家如何面對西方經濟學主流？ 

　　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無異于面對一個數學的海洋，在那些被精美的數學模型包裝起來的理論大廈面前，人們很可能感到茫然，手足無措。于是產生了兩種極端情緒，俯首稱臣自嘆不如或一概否定我行我素。自然這兩種態度都不可取，因為我們有更好的選擇。事實上，在西方經濟學理論面前，我們大可不必感到自卑，富麗堂皇的數學表象掩蓋了其哲學底蘊的貧乏。我們完全有理由說，西方經濟學是一個數學巨人和哲學侏儒的結合。當這個數學大廈的營造者為其精美的作品所陶醉時，他們也不知不覺中在其中迷失方向。不能說從亞當斯密以來西方經濟哲學沒有任何發展，但這種發展卻都不足以將西方經濟學帶向一個新的高度，換句話說，西方經濟學近百年來除數學以外的成就，都沒有發生于其哲學基礎的至高點上。這是現代經濟學面臨危機的本質所在。同時也是上帝賜予我們這些“局外人”的良機。俗話說：當事者迷。在一定意義上，中國人比西方人更容易看到西方經濟學的這一致命弱點，因而也更具有一種把握全局與方向的可能性。果能如此，我們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人間秋色一覽無遺，世間萬象盡收眼底。你會發現西方經濟學不過如此，實在是一個外強中干的紙老虎，我們有什么理由對它俯首稱臣！ 

　　由于西方經濟學的大腕們正在忙于玩弄數學技巧，卻忽略了對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對象——人的研究。現代經濟學的微觀理論作為所有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其內容和形式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中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唯一不變的是個體經濟人追求效用極大化這一基本假定。然而，效用這一概念僅僅適用于描述一個孤立個人以其自身偏好為前提而規定了的一種單純的個人與物品之間的關系，他只代表著建立于人與物之間的價值關系，本質上僅僅反映了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卻完全不能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加爾布雷斯有一部著作《權力的分析》，他明確表示，經濟學必須關心權力問題，他將自己的這部著作看得很重，認為是他集一生功力而寫成的精品。然而，經濟學主流中，沒有“權力”這個概念，因為加爾布雷斯以及所有意識到“權力”重要性的西方經濟理論的大家，都沒有能夠將他表現為數學模型。事實上，與“效用”相比，“權力”似乎更能反映人的本質。后者反映著人的另一面，即其社會性，他代表著人面對其他主體人時所建立起來的價值關系，是人的社會屬性的反映。所以我認為，權力問題必將成為未來經濟理論的一個增高點，誰首先將這一問題量化為數學語言，誰就等于占據了當代經濟學理論的半壁江山。 

　　現代經濟理論中沒有權力這一概念，并不意味著沒有反映這一現象，只不過以另一種方式而已。比如，在廠商理論中他反映為“利潤”極大化，在福利經濟學中他反映為“獨裁性”，還有尋租理論中所謂的“租”的本質也無非“權力”二字。利潤極大化和效用極大化是有本質區別的，孤島上的魯濱遜完全可以追求效用極大化，“利潤”極大化對他卻沒有任何意義，當然他也是無“租”可尋的。他是一個自然人，只有當他面對其他主體人時，他才是一個社會人，“利潤”、“租”這些屬于社會人的概念才會對他適用。所以說，利潤極大化以及尋租行為正是權力極大化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反映，然而，“利潤”和“租”都不是能與效用相提并論的概念，他們不屬于同一個哲學層次，只有當“權力極大化”作為微觀經濟理論的另一個基本假定而與“效用極大化”平分秋色之時，經濟理論的基礎才談得上真正的完備，那時，也將意味著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自然，以上屬一家之言，或許人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找到某個更好的切入點。但無論如何，看到的并不一定就能得到，盡管孫行者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想取到真經卻還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到西天，你要想超越巨人，就一定要首先成為其中的一員，至少你要具備與巨人叫板的實力。所以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向西方學習，當然，要學習他的最精華，最成熟的部分，還要進得去，出得來，進而立足其間，超乎其上，作出令其信服的成果，然后才可能言及實現自己的宏圖。 

　　客觀的說，現代經濟學理論尚在其形成時期，經濟學的“牛頓”什么時候出現，還是一個尚須等待的懸案。所以，我們面臨空前的成為經濟學巨人的機遇，關鍵是看我們是否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奮起趕上其步伐。我認為，這里有一個特別需要注意問題，就是要對現代經濟理論的方法論背景有比較清醒的理解：為什么有了效用理論，還要搞出一個偏好的概念？為什么看上去非常直觀有效的基數效用論被序數論所取代？為什么在現實中毫無用途的“顯示偏好”理論在經濟學理論中能有一席之地？答案實際只有一個，因為西方經濟理論的方法論背景是行為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結合體，它們要求一切可以作為科學事實的東西都要建立在可實際觀測的前提下，一切概念都要具有可操作性，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方法論背景。只有深刻理解了這些背景，才有可能摸清現代經濟學的脈絡，掌握其精神實質。這樣自己的作品才可能被接受，才具有了一分獲得諾獎的可能性。 

　　總之，面對西方經濟學我們的態度應當是： 

　　不排斥，不盲從，不迷信； 

　　學會居高臨下，不要高山仰止； 

　　在深刻理解其核心思想的前提下掌握數學語言，然后在靠近其內核的周圍尋找突破點； 

　　要迎頭趕上，不要亦步亦趨； 

…… 

　　筆者作為一個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者，對微觀經濟理論有過長期的學習過程，上面一些想法稱之為“斷想”實際上也從某種意義上體現了本人對現代經濟理論由淺入深的思考過程。筆者對諾獎的公正性沒有任何懷疑，也無意于比較中西方文化的優劣。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作為主流的現代科學精神其核心思想是源于西方哲學的。即使每一個諾獎評委都懷有一顆真誠和公正之心，也免不了偏見的結果。因為他們（也包括我們）本來就生在“偏見”之中。倘若今天的話題不是諾貝爾獎，我們大可變得輕松起來，搞一些適用于中國但西方人未必能欣賞的東西。日月輪回，或許未來某個時代，當西方理論式微之時，未嘗不能變成主流，但那想必只能是下下個世紀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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