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中心—外圍”理論

經濟全球化與“中心—外圍”理論

　一
　　1949年5月，普雷維什向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簡稱拉美經委會》遞交了一份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系統和完整地闡述了他的“中心—外圍”理論。在這份報告中，普雷維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現實正在削弱陳舊的國際分工格局，這種格局在19世紀獲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為一種理論概念，直到最近仍繼續發揮著相當大的影響。在這種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這個世界經濟體系外圍部分的專門任務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注：Raú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No.1,February  1962,p.1.）也就是說，在傳統的國際勞動分工下，世界經濟被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大的工業中心”；另一個部分則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的“外圍”。在這種“中心—外圍”的關系中，“工業品”與“初級產品”之間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機制在“中心”和“外圍”之間的不同表現和不同影響，這兩個體系之間的關系是不對稱的。對此，普雷維什進一步指出：“從歷史上說，技術進步的傳播一直是不平等的，這有助于使世界經濟因為收入增長結果的不同而劃分成中心和從事初級產品生產的外圍。”（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LIX,May  1959,p.251.）
　　正是循著上述思路，普雷維什逐步完善了“中心—外圍”理論。概括地說，這一理論主要包含了3個方面的內容：“中心—外圍”體系是一個統一的、動態的體系，具有整體性；“中心—外圍”之間在生產結構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性；“中心—外圍”之間的關系是不平等的。對于所謂的整體性，普雷維什強調的是，無論是“中心”還是“外圍”，它們都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普霄維什認為，現存的世界經濟體系是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以后，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和生產關系在整個世界的傳播而形成的，維系這一體系運轉的是在“19世紀獲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國際分工。根據這種國際分工，首先技術進步的國家就成了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而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則淪落為這一體系的“外圍”。“中心”和“外圍”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是技術進步及其成果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發生和傳播的不平衡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對于“中心—外圍”體系的差異性，普雷維什的側重點在于強調二者在經濟結構上的巨大差異。他認為，技術進步首先發生在“中心”，并且迅速而均衡地傳播到它的整個經濟體系，因而“中心”的經濟結構具有同質性和多樣性。所謂的“同質性”，是指現代化的生產技術貫穿于“中心”國家的整個經濟；而其經濟結構的“多樣性”表明，“中心”國家的生產覆蓋了資本品、中間產品和最終消費品在內的、相對廣泛的領域。“外圍”部分的經濟結構則完全不同：一方面，“外圍”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是專業化的，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源被用來不斷地擴大初級產品的生產部門，而對工業制成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多依靠進口來滿足。另一方面，“外圍”部分的經濟結構還是異質性的，即生產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極低的經濟部門（如生計型農業）與使用現代化生產技術、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部門同時存在。
　　“中心—外圍”體系的“不平等性”，是普雷維什這一理論的第三個主要方面，也是該理論的關鍵和最終落腳點。普雷維什認為，從資本主義“中心—外圍”體系的起源、運轉和發展趨勢上看，“中心”與“外圍”之間的關系是不對稱的，是不平等的。
　　第一，從起源上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外圍”體系，從一開始就決定丁“中心”和“外圍”分別處在發展進程的不同起點上，“外圍”地區從一開始就落后了。根據普雷維什的觀點，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外圍”關系形成以前，“中心”和“外圍”當時都處在基本相同的發展水平上，彼此之間的差距是非常有限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特別是在英國的逐步確立，這種狀況開始發生變化，尤其在這些國家開始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張以后，這種變化越來越大。英國率先爆發工業革命、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以后，英國的工業品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初級產品之間逐步形成了國際分工，在這種國際分工下逐步形成了一個“整體性”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即“中心—外圍”體系。在這種體系形成的過程中，英國作為“中心”首先享受到技術進步的好處，從一開始就處于有利地位。而廣大的“外圍”地區則被迫參與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承擔著初級產品生產和出口的任務，明顯處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趨勢加深了“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由于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機制的作用，“中心”與“外圍”之間形成了不平等的國際分工，“中心”國家以生產和出口工業品為主，而“外圍”國家則以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然而，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與工業品相比存在長期惡化的趨勢，這又進一步加深了“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普雷維什認為，造成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長期惡化趨勢的主要因素有：(1)技術進步的利益在“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后者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重要機制。在“中心—外圍”體系中，技術進步首先發生在“中心”，它的工業部門容易吸收新技術，因而會提高工業生產率，使工業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價格較高。而初級產品部門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低，投入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從而使初級產品的價格較低。(2)貿易周期運動對“中心”與“外圍”的不同影響，也是“外圍”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重要原因。普雷維什認為，在貿易周期的上升階段，制成品和初級產品的價格都會上漲，但在貿易周期的下降階段，由于制成品市場具有壟斷性質，初級產品價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嚴重得多。這樣，貿易周期的反復出現，就意味著初級產品與制成品之間價格差距的不斷拉大，從而使“外圍”國家的貿易條件趨于惡化。(3)在貿易周期的上升階段，由于企業家之間的競爭和工會的壓力，“中心”國家中的工人工資會上漲，部分利潤用來支付工資的增加。在危機期間，由于工會力量的強大，上漲的工資并不因為利潤的減少而下調；而“

外圍”國家的情況則不同，由于初級產品部門工人缺乏工會組織，沒有談判工資的能力，再加上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競爭，“外圍”國家的工資和收入水平會在危機期間被壓低。這樣，在工資成本上，貿易周期的不斷運動使制成品的價格相對上升，而初級產品價格則相對下降，其貿易條件的不斷惡化當然就不可避免丁。(4)初級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大大低于制成品，這樣實際收入的增加就會引起制成品需求更大程度的增加，但對于食物和原材料等初級產品的需求不會產生同樣的效果。由于初級產品的需求不像制成品那樣能夠自動地擴大，而它們的需求收入彈性又比較低，因此它們的價格不僅呈現周期性的下降，而且還出現結構性下降。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動力中心”從英國向美國的轉移，進一步加深了“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普雷維什指出，在“中心—外圍”體系形成初期，該體系的“動力中心”是英國，它所奉行的政策使“外圍”國家和地區能夠在“中心—外圍”體系下獲得一定發展的可能性，不對其進口的“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設置關稅或非關稅壁壘。英國一直保持著較高的進口系數，普雷維什估計，英國在19世紀的進口系數一直保持著30%～35%的較高水平，從而通過進口“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而使其技術進步的部分利益也轉移到了“外圍”國家，然而，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動力中心”轉移到了美國以后，“外圍”國家和地區就處在了一個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這種結果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的進口系數非常低。普雷維什指出：“因為自然資源豐富和實施保護主義政策，美國歷來就是一個進口系數較低的國家。而且，這一系數還在不斷地下降。當然，在英國的貿易霸權時期，這種下降對世界貿易并沒有明顯的影響。”（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olped  Countries",pp.266-267.）不過，當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動力中心”后，其進口系數的低下就會對體系的其他部分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1)美國的低進口系數意味著從“外圍”國家進口數量的相對較小，使“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部門失去了發展的動力。(2)美國的低進口系數進一步壓低了初級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使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更趨惡化。普雷維什強調說，在19世紀，“主要中心的進口系數在幾乎整個世紀都在不斷地提高，這在‘外圍’國家中就抵消了對它們的初級產品更低的需求收入彈性的影響”，因而也就部分地補償了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惡化帶給“外圍”國家的不利影響。然而，美國的低進口系數便使這種部分補償消失了，其結果當然是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
　　總之，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外圍”體系下，“中心”與“外圍”之間必然會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外圍”國家始終會處在不利的地位上，這是由這種體系的基本特征所決定的。那么，“外圍”國家要擺脫這種不利的地位，其出路何在呢？普雷維什提出了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設想。
　　　　二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加速的21世紀，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是否還具有生命力呢？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弄清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是什么？--是這些基本條件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飛速發展的形勢下是否繼續有效？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是否會使世界經濟體系的基本特征發生質變？
　　如上所述，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實際上就是“中心—外圍”體系的3個基本特征：整體性、差異性和不平等性。它要求世界經濟體系成為一個統一的和動態的整體，“中心”和“外圍”是同一個體系中的兩極。在這種體系中，“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之間在經濟結構上具有差異性，前者的經濟結構是同質性的和多樣化的，后者的經濟結構則是異質性的和專業化的。由于技術進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分配，在它們之間形成了工業品與初級產品（即高附加值產品與低附加值產品）的國際分工，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必然使這一體系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如果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這些條件全部或部分地發生了質變，那么就表明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就失去現實性；如果經濟全球化的飛速發展并沒有觸動這些條件，則表明這種理論仍具有生命力。
　　那么，何謂經濟全球化呢？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進程，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和對外擴張而開始和演化的一個歷史進程。對于經濟全球化的這一特點，美國著名的激進派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概括得比較恰當：“全球化不是某種條件或現象，而是一種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進程。自四五百年前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活生生的社會形態在世界上出現以來，這一過程就開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tember  1997.）不過，從1990年代起，這一進程出現了加速發展的勢頭，并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對此，著名經濟學家約翰·H.鄧寧說；“除非有天災人禍，經濟活動的全球化不可逆轉。這是技術進步的結果，而技術進步的趨勢不可逆轉。”（注：約翰·H.鄧寧：《全球化經濟若于反論之調和》，見《國際貿易問題》1996年第3期，第17頁。）所以，可以預料的是，21世紀的經濟全球化將不僅是一種進程，而且還將成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實。在這種現實下的世界經濟體系將呈現出一些鮮明的特征：(1)商品、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國際性流動規模和形式都空前增加；(2)跨國公司的發展十分迅猛，日益成為經濟全球化的載體和動力之源；(3)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分工逐步形成，生產活動將實現全球化；(4)隨著技術進步的不斷加速，將出現一個知識經濟居于主導地位的時代；(5)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不斷擴大，全球經濟貿易規則將日趨統一。
　　那么，具有這些特征的世界經濟體系與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得以成立的世界經濟體系之間是否有本質上的不同呢？
　　第一，如上所述，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早已開始的歷史進程，在普雷維什提出“中心—外圍”理論的時代，它就已經開始。而且，根據普雷維什的看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19世紀就已經確立它的整體性，是一個由“中心”和“外圍”構成的整體。如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中所假定的“整體性”特征只會更加凸現。與此同時，世界各國在應對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挑戰時，并不是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因此某些起步較晚的國家就更有可能被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從而使本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處在“外圍”的地位上。當然，也有一些起步較晚的國家抓住了經濟全球化加速和知識經濟的機遇，獲得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從而逐步擺脫了“外圍”地位，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半外圍”，乃至“中心”。因此，這種整體性仍是動態的。
　　第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不

平衡的規律并不會因經濟全球化的飛速發展而失效，“中心”與“外圍”之間在經濟結構和生產結構上的差異性仍將繼續存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而擴大。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深入發展，“中心”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生產結構不僅仍呈現出同質性和多樣化的特征，而且還出現了知識化和信息化，它們將以生產和出口知識產品為主；而“外圍”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應對則是不同的，絕大多數“外圍”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生產結構仍然將呈現出異質性和專業化的特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將進一步滲透到幾乎所有的“外圍”國家，而市場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強者勝”的制度形式，那些處于劣勢的“外圍”國家將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它們一方面會努力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得利益，發展一些技術含量高的產業，但另一方面則受市場機制所迫，不得不更多地從事低技術含量的初級產品或工業品的生產和出口。因此，在它們的經濟結構中必然會出現先進技術部門與技術相對落后的經濟部門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謂的異質性。更有甚者，經濟全球化所日趨統一的世界經濟貿易規則基本上是按照“中心”國家的利益來確定的，它不僅不利于“外圍”國家改善經濟結構的努力，反而會使它們落后的經濟結構“永久化”。當然，應當承認，也有一些“外圍”國家充分利用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抓住了知識經濟的特點，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完善本國的經濟結構，從而上升為“半外圍”國家或“中心”國家。
　　第三，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不僅沒有消除“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心”國家在資金、技術、人才、管理以及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絕對的優勢，因而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外圍”國家則由于在制定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上的附屬地位，由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弱者”地位，它們能夠從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獲得的利益將是十分有限的。這就不可避免地會擴大“中心”與“外圍”之間的差距。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8年9月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占世界總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財富的80%，而占世界總人口10%的48個最不發達國家，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總產值中的比重卻不足1%，對外貿易額只有0.4%。（注：童有好：《略論經濟全球化中的新問題——兼談經濟全球化呼喚國際規則》，見《桂海論叢》1999年第3期，第41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這種差距還會進一步擴大，這是由“中心—外圍”之間的不平等性所決定的。
　　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不僅沒有改變技術進步及其成果不平衡分配的狀況，反而會使“外圍”國家在分享技術進步成果方面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中心”國家會不斷利用產品生產的技術梯度差距，把過時的技術和產品生產向“外圍”國家轉移，造成“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技術依附的進一步加深；與此同時，“中心”國家對一些先進的技術和產品擁有壟斷的優勢，為了保持這種優勢，它們轉讓給“外圍”國家的技術不可能是最先進的，因此在技術發展方面，“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始終都會存在一個梯度差距。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意味著“中心”國家的技術進步將呈現出日益加速的趨勢，先進技術的升級換代周期日益縮短。這將使在技術進步進程中本來就已經落后的“外圍”國家與“中心”國家的差距日益擴大。以信息技術為例，1998年全球因特網用戶有1.3億人，其中發達國家用戶占92.2%，達1.2億人，而發展中國家只有1000多萬用戶，僅占7.8%。如果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用戶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半外圍”國家這一事實，“中心—外圍”之間的差距之大便可想而知了。（注：唐任伍：《論21世紀前期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見《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9期，第53頁。）
　　另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在短時期內并不會消除“外圍”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根據普雷維什的觀點，“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形成了工業品與初級產品的國際分工，由于技術進步及其成果的不平衡分配，經濟周期運動對“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的不同影響，以及兩種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上的差別，“外圍”國家及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必然會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國際分工的內容發生了變化，在“中心”與“外圍”之間將形成新的國際分工格局。在這種格局下，“中心”國家將主要生產和出口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知識產品，而“外圍”國家中，有些國家將繼續從事初級產品的專業化生產和出口，有些國家則會轉向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品或初級知識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它們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相對較低。這樣；在“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貿易中，前者將一如既往地獲得技術進步的絕大部分利益，而“外圍”國家的貿易條件當然就會趨于惡化了。（注：董國輝：《21世紀的貿易條件問題初探》，見《拉了美洲研究》2000年第4期。）
　　綜上所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飛速發展，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仍將是一個有效的分析工具，其理論的核心部分仍將發揮其效用。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飛速發展的世界上，只要“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繼續不利于后者，只要技術進步及其成果繼續在它們之間不平等地分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就必然會使早已確立的“中心—外圍”格局繼續存在下去。不過，應該肯定的是，在這種“中心—外圍”體系中所包含的國家，會隨著它們對經濟全球化的不同應對而發生分化：有些“中心”國家就可能淪落為“外圍”或“半外圍”國家，而有些“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則可能上升為“中心”國家。當然，不能因為這樣的分化，就完全否定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也不能因為“中心—外圍”體系的繼續存在，就完全肯定和照搬他的“中心—外圍”理論。總之，應當以發展的和客觀的眼光來看待這一理論，根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客觀歷史進程來分析和研究這一理論，使之真正能夠為“外圍”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當然，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代，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最大的作用可能并不是充當“外圍”國家經濟發展的理論指導，而在于給人類社會一種啟示，為人們敲敲警鐘。根據這種理論的邏輯，必須正視“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差距，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必須考慮“外圍”國家的劣勢地位，因而在制定相關的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時必須充分考慮“外圍”國家的利益，而不能像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那樣，主要以“中心”國家的眼前利益為主。在制定具體的經濟發展戰略時，同樣要考慮“外圍”國家的弱勢地位，而不能一味地放任市場機制那只“無形的手”的任意妄為。當然，對于每一個國家（尤其是“外圍”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現實，說到底還只是一個外部條件。“外圍”國家的經濟發展歸根結底還是要依靠國內的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抓住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機遇，避開由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
　　那么，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時代的“外圍”國家將如何實現經濟發展呢？筆者認為，普雷維什在后來提出的加強“外圍”國家經濟合作的思想，以及“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給予補償的思想，或許是有效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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