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深高新技術產業非制度因素比較分析 ——兼評北京高新技術產業優劣勢

京、滬、深高新技術產業非制度因素比較分析 ——兼評北京高新技術產業優劣勢

一、京、滬、深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概況?

　　從表1可看出，快速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三地經濟的重要支柱和主要增長點。2000年上海、深圳和北京高新技術產品產值（以下簡稱“高新產值”）分別以1427億元、1065億元和8677億元列全國前3位。從增長速度看，1999年和2000年北京高新技術產業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其中2000年增速達到48.7％，高于上海和深圳同期增長速度。在高新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方面，深圳自1999年以來均在40％以上，居全國之首；北京高新產業比重高于上海，居全國第三，但其增幅卻是三地中最大的，2000年比上年增加10個百分點，達到37.8％。?

　　從高新技術企業（以下簡稱“高新企業”）發展情況看，北京高新企業數量最多，1999年僅中關村海淀園的高新企業就有4837家，遠多于上海（905家）和深圳（142家）。但在企業規模上，北京高新企業的平均規模小，高新企業平均產值不足1600萬元，而上海和深圳分別為1.25億元和5.77億元(根據《深圳市科技統計要覽1991－2000》、《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數據報告2000》和《上海科技進步報告2000》提供數據整理)。北京高新企業數量多規模小的特點也反映出小企業創業活躍，多數高新企業還處于初創階段。?

　　京滬深三地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特點鮮明，上海特點是高新產業總量大，比重和增速相對較低，高新企業平均規模較大。高新產業比重低與上海作為傳統工業基地，其傳統工業產值比重很大有關，但上海傳統工業基礎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的強勁支持是其它兩城市無法相比的。深圳的高新產業總量和增速指標都較高，而且在經濟中的重要性最高，企業平均規模很大。北京的情況處于兩者之間，高新產業總量雖不是最高的，但增速最快，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也迅速提高，成為北京經濟新的增長點。?

　　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能力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而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決定了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財政扶持能力。在三地中，北京經濟的特點是國

表1　　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及增長率?

注：北京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為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數據。
資料來源：《深圳市科技統計要覽》1991～2000；《深圳第三產業》2001；中國科技統計網站：1999年我國高技術產品進出口統計分析。

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的總量指標較高，人均指標低。在GDP指標上，上海GDP水平2000年全國排名第一，為4551億元；北京GDP水平高于深圳，2000年居全國第二位。但在人均GDP指標上，北京人均GDP退居全國第6位，而深圳人均GDP水平躍居第一。2000年三地經濟增長速度都在12％以上，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深圳增長最快，北京次之（見表2）。?

　　從財政能力的比較看，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地方財政收入2000年在全國分居前三位。在人均財政收入上，深圳領先京滬居首位，北京最低，居第3位，可見北京財政能力相對滬深而言稍弱。在財政支出上，盡管北京財政支出只有上海的3/4，但其支出收入比卻大于深圳和上海，財政承

表2　　三地GDP比較

資料來源：《相關城市統計年鑒》2000年；《深圳第三產業》2001。

受的壓力相對較大，由此可以預計北京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財政扶持能力會弱于上海（見表3）。?

表3　　三地財政收支比較

注：表中未注明年份的均為1999年數據，下同。?
資料來源：《相關城市統計年鑒》2000年。

　　三、京、滬、深三地科技發展水平

　　科技發展水平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決定因素之一，其中科技投入和科技產出是評價一個地區科技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我們以科研機構、大中型工業企業和高等院校為對象，從資金和人員投入兩個方面比較三地的科技投入水平，以專利數量、新產品創新能力和技術市場成交額三個指標衡量科技產出水平。(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本文考查的三地科技機構由獨立核算的科研機構、大中型工業企業所屬技術開發機構和非獨立核算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萍蓟顒訖C構構成)。

　　（一）科技投入水平

　　1.科技經費投入的分布。在三地中，北京科技經費投入總體水平最高，其中絕大部分科技經費投入來自科研機構，而企業研究開發（R&D）支出偏低。1999年北京R&D支出占全國總支出的17.9％，R&D占本市GDP比重達到了5.59％，遠高于上海1.26％，深圳2.23％和全國0.83％的水平，從總體水平上看，北京科技經費在全國是最充足的。
?
　　從各機構的R&D支出來看，北京的科研機構可謂“一枝獨秀”，其R&D支出占全市總支出的81％，而企業和高校支出之和還不足16％。相反，深圳則是企業R&D支出占70％。上海居于二者之間，企業略高，占47.6％，科研機構稍次之，占34.6％，高校支出比重高于北京（見表4）。總的來看，北京企業R&D支出比重在三地中最低，僅占6.1％，與上海和深圳相差很大。?

　　在反映科技經費投入密度的人均科技經費指標上，北京人均科技經費12萬余元，其中科研機構投入密度最大，人均經費近16萬元，遠高于企業（7萬元）和高校（5.8萬元）。上海人均經費略低于北京，其中企業和科研機構經費投入密度基本相當，分別為12.49和12.39萬元。深圳的人均經費總體水平最少，僅有北京的1/3強，但企業經費密度卻是三地中最高的，為13.93萬元。從企業角度看，北京企業經費密度是三地中最低的，分別比上海和深圳企業少5.42萬元  和6.86萬元（見表5）。?

表4　　三地科技投入比較

注：①深圳數據為科技經費籌集總額。?
②三種研發機構所占比例之和不為100％。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0；《相關城市統計年鑒》2000年。

表5　　人均科技活動經費占有量(萬元/人)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0；《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0年。

　　2.科技人員的分布�？萍既藛T數量是衡量一個地區科技投入和科技實力的重要指標，在此采用科技人員密度這一相對指標進行比較。北京每萬名從業人員中有280名科技人員，科技人員密度高于上海而低于深圳。在科技人員的分布上，北京有約60％的科技人員集中于科研機構，而上海的這一比例僅有30％左右。北京企業所占比重僅有約20％，而上海和深圳的科技人員分別有50％和90％集中于企業�？萍既藛T的分布在1998和1999兩年有所變化，北京科研機構所占比重從1998年的61.44％下降到1999年的59.56％，企業和高校中的科技人員比重分別增加了1.8和0.09個百分點。上海企業比重

下降了6個百分點，科研機構和高校比重都增加了3個百分點（見表6）。
?
　　從以上三地科技經費和科技人員分布情況來看，上海和深圳的科技活動都以企業為主體，經費和人員投入力度是各機構中最大的，尤以深圳最甚。北京的科研機構無論在經費還是人員投入上都占支配地位，是北京研究開發活動最主要的力量，也是產生科技成果的主要源泉。相比之下，北京企業無論在經費還是人員投入上，不僅遠低于本地科研機構，與上海和深圳企業投入水平相比也相差較大。

表6　　科技活動人員的分布比較

注：不同于北京和上海，深圳企業辦的科研開發機構中包括大中型工業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民營科技企業自辦的研究開發機構。因此其大中型企業一欄中指的是全部三種類型所辦研發機構。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0，《相關城市統計年鑒》2000年；深圳市統計信息局：1999年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3.企業科技投入。企業在技術創新活動中應當發揮主導作用，但三地的企業在研發活動中的表現卻不盡一致，表7對三地企業科技經費投入情況進行了比較。上海企業的科技經費籌集額和支出額最高，而北京企業的科技投入總額不足上海的1/5，僅比深圳略高。在人均指標上，企業科技人員人均科技經費占有量深圳最高，1999年為14萬元，北京是上海的1/2強，不足深圳的1/3。在企業科技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標上，1999年北京為1.13％，分別低于上海和深圳1.14和0.58個百分點。從1999年企業科技投入的增長情況看，北京企業科技經費投入和支出增長迅速，分別比上年增加了76％和78％，而上海僅增長13％和4％，深圳也僅為8％和20％，從而使經費投入和支出總額超過了深圳，但仍與上海差距很大。北京企業科技支出的增加也反映在其占GDP比重的較大幅度增加，1999年增加了0.44個百分點，而深圳僅增加了0.04個百分點，上海則下降了0.09個百分點（見表7）。?

表7　　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投入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1999和2000年；《相關城市統計年鑒》1998，1999和2000年。

　　在企業科技人力資源方面，北京企業科技人員占全部職工比例從1997年的6.89％大幅下降到1998年的5.28％，1999年又回升到6.5％，不過大趨勢仍是減少了。同期上海企業科技人員比重從1997年的5.79％猛增到1999年的12.54％，使北京從高于上海1.1個百分點變為落后上海6.04個百分點，落后深圳6.3個百分點，是1999年三地中企業科技人員比重最低且唯一沒有超過10％的（見表8）。?

表8　　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活動人員占全部職工比例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0；《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0。
?
　　從上述各項指標的比較可看出，科技經費投入低、科技人員相對不足，使企業成為北京研發活動中的薄弱環節。它勢必降低企業創新能力，造成科技成果開發和轉化相脫節，對企業和產業技術進步乃至高新技術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從以下對科技產出的比較分析，就可以看出這種研究力量的失衡產生的后果。?

　�。ǘ�）科技產出水平

　　1.專利情況。專利情況是一個地區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北京的專利批準量在全國占有重要份額，1999年達到6.33％，遠遠超過上海和深圳的同期水平，并在1997年至1999年保持了與上海和深圳基本相當的高速增長（見表9）。

表9　　專利批準量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0。

　　從授權專利來源看，盡管北京企業專利產出占較大比例（22.97％），但遠低于上海（51.6％）和深圳（60.9％）水平，而高校的專利產出比重則高于上海。從變化趨勢看，從1997年到1999年，北京企業和高校在專利產出中的比重不斷增加，企業專利產出從1997年的18.99％穩步上升到1999年的22.97％，高校專利產出也從3.52％增加到3.89％；而同時科研機構專利所占比重卻逐漸降低，從1997年的11.45％下降到1999年的9.42％（見表10）。同期上海的科研機構、企業和高校的比重都逐年增長，與北京科研機構和高校所占份額的差距正在縮小，科研機構和高校對研發活動的作用不斷增強，效率不斷提高。?

　　北京和上海的共同之處是企業所獲專利最多，科研機構其次，高等院校最低，而且企業所占比例均逐年增長。相對于上海，盡管北京企業的專利比重逐漸增加，但與上海企業比重的差距仍基本未變，同時北京的科研機構在研究開發中的作用有所下降，研發效率也在降低。?

表10　　授權專利結構(%)

注：深圳工礦企業占專利比例為申請專利比例。?
資料來源：《深圳市科技統計要覽》1991—2000；《深圳年鑒》2000；各城市1998年至2000年統計年鑒。

　　2.企業產品創新能力。企業的產品創新能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企業研究開發活動的績效，以新產品利稅占利稅總額的比重表示。1997年北京的新產品利稅比重為17.19％，比上海低16.3個百分點，這一差距在1998年縮小到9.47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縮小的原因并非由于北京企業新產品利稅比重的大幅提高，而是由于上海企業新產品利稅比重比北京企業更大幅度的下降造成的）。雖然上海也經歷了1998年的新產品利稅比重大幅下降（從1997年的33％到1998年的17％），但1999年即回復到26％的水平，而北京僅從1998年的7.8％小幅回復到1999年的8.13％，由此導致1999年與上海的差距擴大到18.2個百分點，比深圳也低17.83個百分點。這種差距的擴大可能是由于新產品數量相對少或新產品相對盈利能力低導致，但都顯示出北京企業的創新能力與上海和深圳企業的差距不是接近了，而是擴大了（見表11）。?

表11　　大中型工業企業新產品利稅占利稅總額的比例(%)

資料來源：同上表。?

　　3.技術市場成交情況。技術市場是技術成果交易的集中場所，其活躍程度也是對科技產出的一種衡量。北京技術市場交易很是紅火，1999年成交額達92億多元，是上海的2倍多。紅火的技術市場說明了北京的研究開發活動活躍，蘊藏了豐富的亟待市場化的科技成果。?

表12　　技術市場成交額情況(單位：萬元)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1999年和2000年。

　　四、京、滬、深人力資本情況

　　人力資本是高新技術產業的關鍵資源，高新技術產業對人才供應和人才素質都有較高的要求。高等和中等學校的畢業生情況反映出，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中高級專業人才的本地供應情況。北京雄厚的教育實力為本地提供了充足的高級和中級專業人才。1999年，北京的64所高等學校和112

所中等專業學校共培育出77573名畢業生。上海的畢業生供應情況與北京相差不大，而深圳由于僅有2所高校和8所中等專業學校，教學力量薄弱，明顯本地人才供應不足（見表13）。?

表13　　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學生情況

資料來源：《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0；《中國統計年鑒》2000；《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0。

　　以下從專業科技人員結構和高新企業人才結構兩方面，進行地區現有人才結構的比較。鑒于統計數據的可得性，以國有經濟企事業單位為代表對專業科技人員的結構進行分析（見表14）。深圳的國有經濟企事業單位專業科技人員密度最大，高于北京和上海1個百分點。在專業分布上，北京教育人員占人口比例為1.5％，工程技術人員占1.08％，科研人員占0.62％。其中，工程技術人員比重分別低于上海和深圳0.1和0.15個百分點�？蒲腥藛T比重與上海接近，低于上海0.07個百分點。教育人員的比重在三地中最高。上海專業科技人員結構分布與北京相近，其中科研人員比重最大。深圳工程技術人員的比重最高，科研和教育人員比重比北京和上海低得多。以上數據說明了北京和上海在人才培育、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方面人才分布較為均衡，研究開發基礎較為扎實。北京長于人才培育，上海長于技術的應用開發。深圳的應用開發力量最強，但在人才培育和科研方面則弱得多。北京企業從事新產品研究開發的企業科技人員相對不足。?

表14　　國有經濟企事業單位專業科技人員占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相關城市統計年鑒》2000年。

　　在高新企業的人才結構方面，北京高新企業職工的文化程度和技術素養較高，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50.6％，初級以上技術職稱占55.2％。上海這兩項指標則明顯低的多，分別只有42.78％和34.33％。深圳高新企業顯示了很強的人才高素質傾向，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78.84％，初級以上技術職稱占72.07％�？傮w上看，北京高新企業有較強的人才儲備和研究開發實力。深圳高新企業對人才儲備最為重視，擁有很強的技術實力（見表15）。?

表15　　高新企業人才結構比較(%)

注：北京為中關村高科技園區海淀園數字。?
資料來源：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數據報告；深圳科技縱覽2001；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十年發展數據報告。

　　從人力資源的成本來看，北京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在1998年高于上海，但1999年上海年平均工資增長73％，從而超過北京工資水平。1999年北京勞動力成本是最低的，深圳最高，達到年人均2萬余元。北京相對較低的人力資源成本的優勢在于有利于降低本地企業成本，但同時也對吸引人才和技術工人，尤其是對收入敏感的高科技人才產生不利影響（見表16）。

表16　　職工年平均工資比較(單位：元)

資料來源：《中國勞動統計年鑒》1999,2000；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0。

　　五、京、滬、深信貸規模比較

　　對地區資金供應能力的比較僅從信貸資金方面進行。金融機構存款余額是地區資金供應能力的一個重要標志，而貸款余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區的資金需求和實際供應規模。北京存款余額在三地中是最高的，1999年達到8267億元，可貸資金充足。而同期上海只有6270億元，但貸款余額卻連續兩年低于上海，造成了很大的存貸差。在三地中，盡管北京的存款和貸款余額的增長速度都高于其它兩城市，但唯有北京的存款余額增長率高于貸款余額增長率。其直接后果是企業貸款難，北京信貸資金供求矛盾的狀況相對于其它兩個城市可能更為突出。(見表17)?

　　六、結論

　　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京滬深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各有優勢和不足，表18對三地主要指標排名進行了匯

表17　　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情況(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相關城市統計年鑒》1999和2000年。

總。在此主要針對北京發展高新產業的優勢和問題進行總結分析。?

　　（一）北京的優勢

　　北京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科技資源、人才資源和小企業創新能力三個方面：?

　　1.科技資源優勢。科技投入充足。北京的科技經費和科技人員無論在總量還是密度上都是全國最高的。在科研上的高投入為科技成果的產生和長期技術積累提供了資金和人才保障。?

　　科研機構和高校研究力量雄厚。北京擁有全國最多的科研機構，高校研發機構。這些科研機構有充足的經費和科技人員從事科技研究，有能力為高科技產業應用和轉化提供源源不斷的研究成果。?
　　科技成果豐富。專利產出和活躍的技術市場都說明了

表18　　三地主要比較指標排名總覽

注：以上名次均按由高到低排列。1為最高，3為最低。

北京是科技成果的高產地，為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持。?

　　2.人才資源優勢。高素質人才供應充足。北京擁有全國最多的高等和中等院校，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備人才，這部分人力資源還應包括全市17萬多名科技人員等。北京齊全的專業門類、高素質和豐富的人力資源，成為北京吸引高新企業及推動高新產業發展的主要優勢之一。?
　　3.小企業創新能力強。小企業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是北京工業的特點，在高新技術產業尤為突出。在大中型企業創新能力不強的情況下，小企業通過積極創業和對科技成果的引進開發，成為促進北京高新技術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大中型企業創新能力的不足。但由于企業規模小和缺乏大企業的支撐，總產值相對較低。因此，應建立健全小企業服務體系，維護小企業的創業積極性，促進小企業更好地發展，保證其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貢獻。?

　　（二）應予關注的問題

　　科技和人才優勢為北京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北京與上海和深圳相比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差距，有些阻礙高新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需要予以解決，主要有以下三大問題：?

　　1.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亟待提高。大中型企業在技術創新活動中應當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大中型企業在研發資金和人員等方面具有小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有產生更多創新成果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能夠發揮對高新技術的吸收和對高新產業的支撐作用。相比之下，北京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弱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科技經費和科技人員投入水平低，資金和人員的匱乏從源頭上抑制了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使其遠遠沒有發揮在研究開發活動中應有的主導作用�？萍冀涃M投入水平低反映在，大中型企業R&D支出所占比重僅有6％，而上海和深圳分別達到48％和69％，人均經費也與上海和深圳差距很大。雖然1999年企業經費投入大幅增加，

但仍與上海相差60多億元。科技人員投入水平低是指，從整體上看，分布于大中型企業的科技人員比例很低，僅占全部科技人員總數的20％左右，而上海和深圳則分別為54％和93％。從大中型企業內部看，科技人員比例同樣偏低，其份額只有滬深水平的一半。這些情況一方面說明了企業對技術創新有所忽視，另一方面也說明企業缺乏有利于吸引科技人才的激勵機制，人才流失嚴重。?

　　二是企業研發能力和效率低，表現在技術成果少，新產品盈利能力弱。在專利方面，北京企業專利比重嚴重偏低。1999年北京企業專利比重僅占23％，比上海和深圳分別低了約30和40個百分點。在產品創新能力方面，雖然1999年大中型企業經費投入大幅增加，但新產品開發能力與上海的差距卻進一步加大，新產品利稅比重與上海的差距從1998年的9.47個百分點上升到1999年的18.2個百分點，與深圳也相差17.83個百分點。?

　　北京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下降已經產生了不良的后果，與上海和深圳企業的差距有擴大之勢。反映出以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目標還有較大差距，大中型企業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沒有起到應有的支撐作用，這一問題成為制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大隱患。因此，提升北京大中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發揮企業在研究開發活動中應有的作用，保持高新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北京需要予以足夠重視的問題。?

　　2.在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的狀況沒有明顯好轉的同時，科研機構在技術創新活動中的作用和研發效率有所下降。主要體現在科研機構的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的比重降低兩個方面。北京科研機構的科技經費投入比重基本穩定，科技人員比重從1998年的61％下降到1999年的59％。與此同時，科研機構的專利比重降低較為明顯，從1997年的11.45％下降到1999年的9.42％。而同期上海科研機構在科技經費比重從41.9％大幅下降到34.6％的情況下，人員投入和產出比重卻有較大幅度增長，其科研機構的人員比重從1998年的26％上升到1999年的29％，專利比重從1997年的3.45％上升到1999年的5.29％，表明上海科研機構的重要性逐漸提升，效率不斷提高。無論是否受到科研院所轉制的影響，北京在企業創新能力未有明顯增強的情況下，科研院所創新能力的削弱，將動搖整個技術創新鏈條的基礎，不利于保持在這一領域的已有優勢，更不利于長期的技術積累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增長潛力。?

　　3.信貸資金供應相對不足。北京的銀行“惜貸”行為導致了信貸資金供需矛盾較上海和深圳更為突出，使得高科技企業（尤其是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受到抑制。應加強改善企業融資環境，開辟多種融資渠道，緩解企業融資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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