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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路徑與中國經濟增長
在實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為創造某些產業的比較優勢，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干預產業資源配置的產業政策。1989年中國正式公布了第一套產業政策。政府的五年規劃也強調發展以若干高科技和高資本投資為特征的支柱產業，外資引進和對外貿易表現出明顯的產業選擇性。從開放條件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理解，這樣的產業政策導向下的外資引進和對外貿易體現了政府期望通過開放來帶動產業技術的升級，發展若干支柱產業，形成適合本國經濟發展階段的產業組織結構，努力縮短加入全球“核心”技術競爭的時間，避免在技術的“邊緣”上滯留的風險，并努力促成部分高新技術的跨越，實現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構思。在開放條件下，要通過技術來提升國家競爭力，并以此推動經濟增長就表現在：有導向的外資引進能夠促進企業技術的進步，對外貿易應盡可能地獲得有技術含量的資本品并生產有技術含量的貿易品。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資本存量、知識與技術的綜合體，是開放條件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FDI流入，一方面可以加速國內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可以帶來技術轉移并加速中國產業技術的升級。FDI能夠通過新產品或新技術的引進、人才的培訓、經營管理技術的擴散、國際市場的開拓，以及通過從本地供應商采購原材料等途徑來產生技術“外溢”效應，并以此提升國內企業的技術水平，這一點已被一些研究所證實。[1]
對外貿易是開放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的另一種重要形式。中國可以通過對外貿易引進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來推動國內企業的技術進步。[2]通過國際貿易獲得的資本品可促進要素累積，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企業可通過對外貿易取得貿易誘發的“干中學”[3]效果。當中國與發達國家或地區成為貿易伙伴時，中國的企業就必須生產出符合發達國家或地區所要求的高品質產品。學習先進技術的壓力會促使企業獲得盡可能好的“干中學”效果，來促進企業技術的進步。同時，FDI和對外貿易所導致的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會迫使國內企業去進行自身的研發、技術創新，或通過企業外部學習（如各種形式的戰略聯盟）來維持并改善自己的市場生存條件，提高企業業績，推動經濟的增長。
因此，FDI的引進和對外貿易的擴大及由此而來的競爭壓力所導致的國內企業技術引進和創新是本文探討中國開放條件下技術進步路徑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基本內容。
一、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產業、技術和業績
（一）FDI的來源、產業與技術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外資利用和FDI表現出顯著的遞增趨勢（見圖1），1979年至2001年實際利用外資額為5684.07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額為3935.12億美元。從趨勢上看，1979年至1983年中國的利用外資額為144.38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只有18.02億美元，而到2001年，中國利用外資達到496.72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額為468.78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位。
附圖
圖1 中國外資利用和FDI趨勢：1979年至2001年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2）》。
中國的外資來源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性。從表1的數據來看，中國的外資利用主要來源于亞洲地區的“四小龍”，其中以香港為首（2001年中國內地來自中國香港地區的FDI占當年FDI總額的35.66％）。歐洲主要來自英國和德國，北美洲主要來自美國。2001年來自這三個洲的FDI占中國FDI當年總計的83.61％。盡管近些年來，來自歐洲和北美洲發達國家的FDI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基本格局沒有改變，亞洲“四小龍”仍然是中國引進FDI最重要的國家和地區。
表1 中國FDI的來源國家和地區占總FDI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數據統計而來。
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首先表現為資本要素的累積。《中國統計年鑒》各年的統計數據表明，FDI已成為中國國內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比例上看，1981年FDI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3.8％，1996年達到最高，為11.8％。后有所下降，1998年為9.1％，2000年降為5.1％，2001年進一步下降為4.6％。從數量上看，在198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來源于FDI的只有36.36億元，1996年達到2746.60億元，在2001年也有1730.73億元。FDI已成為中國經濟投資重要的資金來源（見圖2）。
附圖
圖2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來源于FDI的比例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外資企業可以帶來先進的技術。表2給出了“三資”工業企業主要的產業技術指標。根據OECD或勞爾的技術分類，我們可以發現，產業政策在鼓勵通過FDI投資促進產業升級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4]1995年“三資”企業中從事高技術的企業產值比例占其總產值的15.92％，到2000年這一比例上升到約25％，大于全部高技術產業產值的比重。可見，20世紀90年代中國產業政策導向下的FDI政策在促進產業的升級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并提升了導向產業（優惠產業，如高技術產業）的比較優勢。[5]
表2 “三資”工業企業主要產業類別指標（％）
附圖
注：由于OECD或勞爾的技術分類與《中國統計年鑒》上的統計口徑存在差異，可能存在誤差。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數據統計而來。
從外資企業產值可以直觀地看出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三資”工業企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趨勢。1995年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的總產值只占工業總產值的8.33％；而到了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的總產值占當年工業總產值的28.52％，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二）對外貿易的趨勢、技術和業績特征
1980年中國對外進出口貿易額占GDP的15.12％，其中對外出口占GDP的6.0％；而2001年進出口占GDP的43.98％，其中出口占GDP的22.96％，外貿依存度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見圖3）。
附圖
圖3 中國對外貿易趨勢：1980年至2001年
從貿易區域或國家結構來看，中國對工業國的出口呈穩定增長趨勢，由1980年的44.7％上升到1997年的52.29％，其中美國和日本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國。對亞洲的出口基本維持在40％左右（未包括日本，如果包括日本則達到50％～60％）。在進口方面，由工業國進口的比例逐年降低，由1980年的73.69％降到1997年的50.18％。美國和日本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進口國，由亞洲的進口則從1980年的34.92％逐步遞增到2000年的62.78％。在亞洲地區，“四小龍”和日本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而且，帶有技術含量的資本品絕大多數都是從這些重要的貿易伙伴國或地區進口的。
外商投資企業（FIEs）對于推動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表3顯示的FIEs貿易業績來看，FIEs在貿易進出口總量上增長很快。在1985年，FIEs進出口貿易量只有23.61億美元，1995年達到1
098.18億美元，而到2001年則上升到2590.98億美元，年增長幅度達到50％以上。其次，在總量上，FIEs已經占據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半邊天。從1996年起，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中有一半是由FIEs完成的。
盡管中國在引進FDI上一直采用出口導向型的產業政策，但在大多數年份中FIEs的貿易一直是逆差，只是在1998年以來FIEs在進出口貿易上出現了順差。雖然在總體上，FIEs進出口貿易還未能保持平衡。但在貿易總量上，FIEs對于推動經濟增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通過FIEs帶來FDI的大量引進，既可以獲得帶有技術含量的資本品，又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外匯儲備。
表3 外商投資企業（FIEs）的貿易業績（1985年至2001年）
附圖
資料來源：1985年至1999年數據來自OECD（2002），其余數據是作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2）》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二、FDI的“外溢”效果與對外貿易誘發的“干中學”效果
開放條件下由技術導致經濟增長的機理突出表現為：對外開放進程中通過FDI所獲得的“外溢”效果和貿易誘發的“干中學”效果，并且這兩種效果主要表現在吸引先進國家或地區的FDI以及與先進國家或地區的貿易關系上。由于不同國家或地區的FDI、產業或貿易品的技術含量不同，因而中國吸引不同地區或國家的FDI所獲得的FDI產業“外溢”效果及與不同國家或地區發生貿易關系所誘發的產業“干中學”效果也存在差異。從當今世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技術先進性以及中國主要的FDI來源、主要貿易伙伴關系來看，中國在對外開放進程中最有可能從先進的工業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獲得技術“外溢”效果和“干中學”效果。為了檢測FDI的“外溢”效果與對外貿易誘發的“干中學”效果，本文采取下述計量模型作實證性分析（見表5；變量解釋見表4）。
附圖
表4 FDI以及對外貿易誘發“干中學”效果實證模型的變量說明
附圖
注：這里的模型主要參照了Blomstrom and Persson、Kokko、Chuang and Lin等人所做的工作。采用了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20個行業的數據。
表5 FDI的“外溢”效果及貿易“干中學”效果的估計結果
附圖
注：1.模型取10％的顯著水平；DW=2.356。2.行業采用了行業固定虛擬變量。
回歸結果表明，FDI（兩項指標）對國有工業企業的生產率具有正溢出效果。外資企業固定資產/總固定資產（指標1）和外資企業就業人數/總就業人數（指標2）的“外溢”效果比較明顯。可見，外資企業可以通過員工培訓、新技術引進、市場的開拓和先進的管理理念等途徑形成對國內企業的“外溢”效果。同時，外資企業較為密集的產業也會強化市場競爭，迫使國內企業提高競爭力。
對外貿易同樣促使國內企業產生了“干中學”效果。從1995年的貿易數據來看，中國自OECD的進口主要集中在儀器儀表制造業（65.21％）和普通、專業機械制造業（42.48％）上，從亞洲“四小龍”的進口主要集中在化學纖維制造業（40.26％）和塑料制品業（31.49％）上。在出口方面，對OECD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91.66％）、家具制造業（88.68％）和服裝及其他纖維制造業（82.27％）上；對亞洲“四小龍”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服裝及其他纖維制造業（47.61％）和儀器儀表制造業（29.1％）上。中國自OECD和亞洲“四小龍”國家進口機械設備等有技術含量的資本品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競爭與發展，提升了國內企業的生產率，而向這些先進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要求國內企業通過技術升級來降低成本并生產符合這些國家和地區市場要求的高品質產品，這同樣會提升國內企業的生產率。實證研究也表明，中國企業自OECD和亞洲“四小龍”的進口資本品，或產品出口到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對國內企業產生了“干中學”效果，有助于迫使國內企業采用更先進的技術來提升生產率，促進整個經濟的增長。
回歸結果也同外資企業的員工生產率與國內企業的員工生產率存在差異的現實相符合，符合技術的“差距擴散”假說。[6]2000年“三資”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為71403元/從·年，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為49.68％；相比之下，同年國內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為54667元/從·年，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為6.88％。正是由于國內企業與先進國家或地區的外資投資企業在技術及管理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國內企業才能在通過努力維持市場生存空間的進程中獲得“干中學”的效果。
三、技術進口與國內企業創新之間的替代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政策導向下的FDI引進和對外貿易促進了產業技術的提升，推動了經濟增長。同時，為實現部分技術跨越的戰略構思，中國政府通過財政來積極支持科學和技術（S＆T）方面的基礎研究。由于受制于財政收入的規模，改革進程中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摩擦需要財政資金來平衡，財政一直處于“緊運行”狀態。因此，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用于科研的資金占GDP的比例相比（一般在2％～3％之間），目前中國的這一指標只有0.7％左右，存在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比重較低。在1995年至1999年間平均R&D的支出結構中，用于基礎研究的比重為5.16％，應用研究的比重為24.37％，70.5％的R&D費用用于實驗研究。表6顯示，國家預算中的S&T費用在90年代以來基本上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這部分資金主要是供政府研究機構和大企業用于科學和技術研究（1999年88％的S&T費用被政府研究機構和大企業所用）。隨著市場的逐步開放，競爭壓力的加大，企業用于R&D的資金（科技部2000年的統計數字表明，企業用于R&D的資金占全社會R&D資金總量的49.6％，政府研究機構占38.5％，高等教育機構占9.3％，其他機構占2.6％）在最近幾年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與先進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創新能力相比，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仍不足，有限的資金也大多用于傳統技術的改造。1999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經費支出為1652億元，其中的51.18％用于技術改造，技術開發資金只占34.33％[7]。
表6 S&T和R&D支出：1991年至1999年 （單位：億元）
附圖
注：α表示名義增長率，其余為與上年相比的真實變化。
資料來源：OECD（2002）。
就目前飛速發展的信息產業而論，信息技術對中國GDP的貢獻程度遠低于發達國家。2000年中國信息技術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約為10％，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則達到30％～50％。與此相一致的是，國內企業用于信息技術創新的投入更無法與先進國家的一些大企業相比。
信息技術的研發及其產品的市場化與風險資本密切相關。風險資本需要以發達的資本市場為基礎，而中國現階段的金融系統還難以起到產業推進器的作用。中國的銀行業
一直扮演著信貸者的角色，法律還不允許銀行介入風險投資（股權投資），中國的金融機構還不能像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那樣發揮推進產業升級與創新的作用（如德國的銀行、英國的養老基金、日本的保險公司在風險資本運作上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由于規模和金融資源在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分配還存在摩擦等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國的股權市場還不能像發達國家的股權市場那樣起到推進風險資本發展的作用（如美國的金融市場對風險資本發展的促進）。而且研究也表明，95％的研發項目沒有產生任何結果，只有5％的項目最后成為可以申請專利的技術。因此，中國現階段的企業還難以借助外部風險資本來承受如此高的投入和風險。
可見，中國作為一個推行趕超戰略的后發經濟，企業自身或借助于外部資本來進行開發與創新的能力是相當有限的。在《洛桑報告》公布的全球國家競爭力的排名中，中國2001年的國際競爭力排名為第33位，2000年的技術競爭力排名為第28位，這也說明了這一點。
為彌補國內企業創新的不足，技術引進就成為技術擴散的重要途徑。表7的數據說明了技術進口是中國企業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企業主要通過成套設備的進口來提升企業技術水平，到了90年代后期，核心設備的進口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約40％）。技術專利的進口基本保持在不到10％的水平，技術服務的進口一直占很小的比重，1993年至1997年技術服務的進口只占1.7％。
表7 中國技術進口結構類型1993年至1997年（％）
附圖
近年來，中國的技術進口方式發生了變化。與前些年相比，2001年中國技術引進在呈現穩步發展態勢的同時，技術轉讓成為技術進口的主要形式。這與中國的人力資本累積上升較快的趨勢和企業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法律對專利制度保護的逐步完善是一致的。在人力資本不足的情況下，采用FDI引進的方式對經濟增長是相對有效的（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而在人力資本積累到一定的水平后，技術許可便成為一種促進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有效方式（如韓國、中國的臺灣地區等）。從近年來中國企業內部研發資金的上升趨勢可以看出，國內企業支付專利購買的能力有所提高，同時，中國法律對專利制度的保護也日趨完善，這也會迫使企業通過技術轉讓來獲得新技術。
2001年，中國共簽訂技術引進合同3900份，合同總金額為90.91億美元，其中技術費為43.95億美元，占合同總金額的48.34％，比2000年提高了9個百分點，引進了一大批先進適用技術，這些項目的技術含量高，支持了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2001年技術引進方式可能表明了這樣一種趨勢：傳統的以關鍵設備、成套設備為主的技術引進格局已被打破，出現了專有技術許可或轉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等多種技術引進方式相互交織的新局面。2001年，以技術為主的專有技術、專利技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等軟技術引進占據了主導地位，為63.06％，而關鍵設備、成套設備等硬件引進僅占36.94％。在2001年的技術引進中，約有30％的技術引進屬于跨國公司內部的技術轉移（跨國公司內部的技術轉移占全球技術引進的80％左右）。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加入WTO后，隨著投資環境日趨完善，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投資重點轉向中國，加強向中國的技術轉移。
但如果比較中國的R&D費用和技術進口費用，我們可以看出，國內企業在技術進步上一直存在的依賴技術進口的趨勢并沒有改變。R&D費用和技術進口費用的差距在90年代進一步擴大。1995年至1997年用于設備進口和其他技術轉移的費用年均增長分別為57％和66％，而R&D費用的增長年均僅為17％，反映出中國企業技術進步主要依賴于技術的進口[8]。
依賴技術進口的方式符合中國經濟現有發展階段的要求。中國的企業由于原有的技術基礎比較薄弱，而通過進口技術既符合成本一效益原則，可以快速縮短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差距，又符合中國企業現有的研發能力。而且企業技術研發要獲得市場的認可，除了需要高資本、人力投入以外，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市場競爭程度和法律對專利的保護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是否愿意在技術創新上進行投資。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現階段中國企業在技術研發決定上的選擇：主要通過技術進口來跟蹤、消化技術。依賴技術進口，而自主創新不足便構成了國內企業提升技術水平路徑的基本特征。
總的來看，中國企業依靠技術進口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并且在一些高新技術上也成功地實現了某些跨越（如“兩彈一星”等），但在總體上，企業自主技術的創新不足。按照OECD的技術發展階段，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在國際上處于中等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因此，如何推進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成為決定未來中國企業能否在某些技術上領先于國際水平的關鍵因素。
四、簡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通過導向性的產業政策引進技術和吸引帶有技術含量的資本品，加速了生產要素的累積，并提升了整個社會的企業技術水平，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但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技術相比有明顯差距。為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經濟增長，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穩定并加大通過進口技術來提升企業的整體技術水平。事實證明，通過技術的進口能夠有效地縮短中國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水平。因此，穩定并提升與先進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和投資關系對于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
2.制定與時俱進的技術跨越戰略。為抓住世界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的機遇，中國企業應在多數產業采取路徑追隨的方式，沿著既定的技術軌道快速跟進，盡快縮小技術差距。同時，在借鑒先進國家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集成自主技術與國外先進技術，在具備條件的某些產業或產業發展的某些階段實現技術的跨越。在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下，鼓勵企業自主開發。
3.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市場透明度的建設是推進技術進步的基礎工程。無論是引進技術，還是鼓勵企業自主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用法律來保護投資人和創新者的利益是一個社會能否獲得持續創新能力的根本因素。
4.進一步整合社會資源。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成功經驗表明，社會資源的整合是國家創新體系得以成功創建的重要因素。資源的整合既包括有效發揮金融系統的金融資本在推進產業發展方面的作用，又包括跨行業部門的協同作用，如高等教育系統與產業的結合等等。如果這些重要的問題能盡快得到解決，將會為中國企業的技術快速進步創造良好的資本條件和研究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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