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

內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

1995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兩個“根本性轉變”，其中之一就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也就是說要依靠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自此之后，我國財政學界就如何利用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高效率型的經濟增長展開了大討論，提出了許多政策建議和措施。但是，這些討論大都屬于對策性研究，所提出的財政對策最終是否會奏效并不清楚，也就是說，沒有分析這種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如果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財政政策很難發揮作用。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紹90年代興起的“新增長經濟學”或“內生增長理論”及其財政政策含義，為我們今后的討論提供理論依據。

一、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想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2）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采取什么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量決定的，這些內生變量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么，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眾所周知，本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是索洛（Solow，1956，p. 65-94）和斯旺（Swan，1956，p. 344-361）創立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把經濟增長解釋為生產要素（特別是物質資本）的積累過程。該模型表明，只要投資超過重置破舊機器的必要水平，資本存量就會增加，從而人均產出就會增長。然而，盡管該模型預測出短期的人均增長，但資本積累最終會出現收益遞減問題，這時，人均產出停止增長。用索洛的增長模型來說，假定儲蓄是收入的一個固定比例，即S=sY，且這些儲蓄全部用于投資，則資本積累方程是：

dK/dt=sY-δK （1）

由于資本的收益是遞增的，當投資只能足夠彌補折舊（δK）時，方程式（1）所表明的資本積累過程最終會達到穩定狀態。這表明，長期經濟增長率為零。盡管如此，該模型確實把注意力集中于試圖理解技術變化的性質，因為如果有技術變化，新投資不一定出現收益遞減。憑直覺來看，增加完全相同的機器雖然資本存量增加了，但收益無疑是遞減的。可是，如果每臺新機器在技術上更為先進，就不會發生收益遞減。盡管新古典長模型的創建者認識到了這一點，但并沒有構建出技術變化模型。

阿羅（Arrow，1962, p. 155-173）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1962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把技術進步與投資的實際過程聯系在一起指出，投資都是在做新事情，這無疑將產生新知識。他用“邊干邊學”（Learning by Doing）術語來描述這一過程。后來，羅默(Romer,1986,p.1002-1037)在開創所謂的“新增長理論”或“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時又拾起了這種思想。相對于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長模型而言，內生增長模型認為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為此，內生增長模型就得解釋（積累的生產要素）收益遞減為什么不會發生的原因。要解釋這個問題并非像聽起來那么簡單，因為積累的生產要素不變收益意味著所有生產要素的收益遞增同時發生。收益遞增意味著企業的規模越大，效率就越高，從而不可能達到競爭性均衡。因此，內生增長模型必須找到一種途徑，使企業層次的收益遞減，而使整個經濟層次的收益（至少）不變，所以總是要保持對投資的刺激。企業層次的收益與整個經濟層次的收益之間的偏離，說明了社會收益率與私人收益率之間存在著差異，繼而說明政府的政策具有潛在作用。

簡單來說，解決企業收益與整個經濟收益之間偏離這一問題的大致方法有兩種：或包含人力資本，或考察技術進步（也可稱之為知識創造或發明或革新）。這兩種大致方法在很多方面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異，因為它們都是建立“知識”積累模型：在人力資本模型中，這種知識假定內含于人力中；在技術進步模型中，這種知識假定內含于機器或產品中。因此，內生增長理論可以看作是對知識積累過程的模型化。

首先，考察盧卡斯（Lucas，1988，p.3-42）建立的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內生增長模型。需要注意的關鍵問題是：第一，人力資本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用數學語言來表達，這種思想可能表示為如下微分方程式：

（2）

式中，h代表人力資本，δ代表正常數，（1-u）則是人力資本投資占總投資的份額。在盧卡斯的模型中，人均收入增長率與人力資本增長率成正比。因此，一般的政策含義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包括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至關重要。第二，盧卡斯指出，一國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影響著每一企業的單個生產率。換言之，存在一種外部性。這種外部性意味著社會最適增長率高于私人增長率：經濟行為主體的投資不會達到最適狀態，因為在他們的自身計劃中不包括其投資的外部效應。當然，這正說明了政府政策在促進人力資本投資水平提高中的作用。

基于人力資本積累的途徑在不同的行業中有所不同這一事實，而且，人力資本的形成主要來源于培訓和工作經驗，因此，人力資本一般與特定行業有關。盧卡斯指出，倘若某一行業具有較高的潛在人力資本增長率，那么，作為一個國家來說，最好引導資源流向這個行業。可是，市場力量不會實現這一結果，因為人力資本積累過程具有外部性。

其次，考察格魯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

n and Helpman, 1991）建立的以技術進步而非人力資本積累為基礎的內生增長模型。該模型假定企業面臨著這樣一種決策，即在研究與開發（R&D）領域投資多少；而研究與開發活動反過來又會發明新產品或改進現有產品。研究與開發投資決策取決于研究與開發的效益和成本。研究與開發投資的效益是產生新產品，企業賣掉這種新產品取得利潤（該模型假定對新產品的生產擁有產權）。因此，該模型隱含著一大堆有關市場條件和知識產權的假設，最終是為了說明企業具有穩定的需求條件。研究與開發的成本取決于勞動力成本以及企業獲取的知識。假定企業獲取的知識越多，從事研究與開發活動的成本越低。一國的知識總量假定取決于所有企業過去從事的研究與開發活動總量。因此，每個企業都從其他所有企業所從事的研究與開發活動受益，這就是說研究與開發具有完全的外溢效應。換言之，研究與開發使企業有了新發明的機會，這種發明完全擁有私人產權，但同時也使公共知識存量增加了，而這種公共知識存量可以被其他所有企業免費利用。這種外溢效應或者說技術外部性的存在說明政府政策要發揮作用。

上述考察的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 1991, 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 1997, 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于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于企業層次上。最后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二、內生增長理論的財政政策含義

我們看到，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物質資本（即可以積累的生產要素）的收益率遞減使人均增長停滯不前，而且財政政策沒有機會影響經濟的增長率。然而，內生增長理論則通過克服可以積累的生產要素收益遞減性質而使經濟增長率內生化，并通過財政政策解決人力資本積累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和知識外部性等問題。

（一）線性生產技術

內生增長理論克服可積累的生產要素收益遞減性質的一個最簡單的方法是假定宏觀經濟生產函數與人均資本是線性關系，即：

y (t)=ak (t) （3）

式中，a是一個常數（技術系數），且a>0。假定人口不變，典型個人的目標是使無限時間期間的效用流量折現值最大化，則增長率g的決定方程式是：

g=(a-r)/σ （4）

式中，r代表時間偏好率，σ代表不變邊際效用彈性。從中可以看出，只要a>r，人均增長率就是正的。因此，技術系數a決定了增長率，而且能夠影響該系數的任何財政政策都會影響增長率（Rebelo, 1991, p. 500-521）。

（二）外溢效應

解決資本收益遞減問題的另一種方法是假定物質資本投資對人力資本存量或知識具有外溢效應，而后者對物質資本的邊際產量又具有正效應，避免物質資本的邊際產量趨向于零。

這種方法可以追溯到阿羅（Arrow, 1962, p. 155-173）的思想，他認為，知識的取得（即學習）與經驗緊密相關，而經驗的衡量指標是總投資積累額。用比較正規的方法來說，即典型企業的生產函數可以寫成：

Y (t)=f (K(t), A(t)L(t)) （5）

式中，A (t)代表知識或人力資本存量，是一個效率參數，對在時期t雇傭的勞動力數量[L(t)]的影響是正的。因此，技術變化是一種增加勞動力的技術變化。必須注意的是，知識存量將提高每一工人的效率，但知識存量一旦形成，它就成為一種共用品，因為所有工人的效率都可能同等提高。

此外，根據阿羅的觀點，知識存量是經驗的函數，而經驗又是過去積累的總投資E（t），因此，該函數的形式是：

（6）

式中，0＜μ≤1（Arrow, 1962; Shesinski，1967，p. 31-52）。如果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則典型企業的邊際資本產量的決定方程式是：

（7）

而對于作為整個社會的計劃者――政府來說，由于要考慮物質資本投資的外溢效應，則邊際資本產量是：

該模型表明私人邊際產量與社會邊際產量不一致，因為私人企業沒有考慮其投資決策的正外溢效應，而政府則考慮了。因此，這是政府干預的一個原因：必須要提供刺激，以便經濟中的投資水平趨近于政府選定的水平。

由于政府考慮了產生新知識的投資具有正的外部效應，而在競爭性經濟中企業只是考慮了比較小的知識的私人收益，所以，根據羅默（Romer，1986）模型，同社會最適狀態相比，在競爭性經濟中，在任何時點的消費量太高，而研究數量太低。因此，引導私人資源從消費轉移到投資的財政政策都會使福利提高。此外，消費增長率在社會最適狀態下總的來看也將提高，因為，“在較低的初始消費水平情況下提高初始投資率，最終會導致消費水平提高”（Romer，1986，p. 1027）。為了達到社會最適狀態，政府必須選擇能使知識的稅后私人邊際產量等于社會邊際產量的稅種（如一次總付稅）和投資補貼。

（三）生產性公共資本

過去，經濟學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看法，即政府支出是非生產性的，而內生增長理論則改變這種看法，特別是認為公共投資具有很強的生產性。阿羅和庫茲（Arrow and Kurz, 1970）最先把公共資本存量納入宏觀經濟生產函數，他們建立的生產函數形式是：

Y(t)=F(K(t), G(t), L(t)elt) （8）

式中，K（t）代表私人資本存量，G（t）代表公共資本存量（這是純共用品），l 代表增加勞動力的技術進步率（這是外生給定的）。公共資本存量也存在于家庭的效用函數中，因為這個變量具有雙

重作用。例如，教育既有對生產率的正效應，也具有直接的效用收益；又如公路，企業在其生產活動中可以利用，個人也可以利用。

巴羅（Barro，1990，p. 103-125）也采納了公共服務對經濟中的生產機會具有正效應的思想，但不同的是，巴羅假定公共投資的流量而非公共資本的存量直接納入宏觀經濟生產函數中。他的生產函數形式是：

（9）

式中，IG(t)代表公共投資的流量，α代表產出對公共投資的彈性。為了給公共投資融資，政府按稅率τ對家庭的所得征稅。假定預算是平衡的，則公共投資的流量由下列方程式決定：

（10）

利用政府預算限制，增長率的決定方程式是：

（11）

該方程式表明，與羅默模型一樣，物質資本的邊際產量在長期不會趨向于零，但不同的是，這里是公共投資對私人資本具有正效應。為了找到使經濟增長最大化的所得稅率，需要求對C′/C的τ微分，并令該結果等于零。最后的結果表明，實現最大增長率的條件是τ＝x。

巴羅等（Barro and Sla-i-Martin，1992，p. 645-661）考慮到如下兩種情況對該模型進行了擴展：政府提供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私有品以及具有擁擠性的公用品。結果他們發現，在第一種情況下，一次總付稅優于所得稅；而在第二種情況下，所得稅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費而可能優于一次總付稅。這是因為在一次總付情況下，對投資的刺激太高，其原因在于它們沒有考慮到公用品的擁擠效應。

（四）人力資本投資

索倫森（Sorensen，1993，p.73-93）利用并擴展了盧卡斯（Lucas，1988，p.3-42）模型，明確地分析了財政政策含義。他假定政府征收資本所得稅、勞動所得稅以及一次總付稅，同時政府對教育收費或補貼，這兩者與花費時間提高技能水平而放棄的收入數量成比例；此外，政府提供諸如學校建筑或師資等基礎設施，這是人力資本形成的必要條件。他的分析結果是：提高對資本所得征稅只影響利率，因此在長期降低了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但是，如果政府提高學費，對勞動所得征稅會降低平衡增長率，而如果政府補貼教育，對勞動所得征稅會提高平衡增長率。然而，對資本所得征稅仍然沒有顯示出對增長率有什么影響。在社會最適狀態下，對資本所得征收的最適稅收不等于零，因為政府通過扶持人力資本的形成而提供生產性服務。因此，正如包含公共投資而直接影響生產函數的巴羅模型所得到的結果一樣，對資本課征的最適稅收不等于零，這與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所持的觀點完全不同。此外，索倫森還闡明，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大小決定了對勞動所得的課稅是正的還是負的，這也同樣適用于教育學費或補貼。如果這種外部效應非常大，且教育過程的效率很高，那么，政府就應當給予教育補貼；如果這種外部效應非常小，且教育過程的效率很低，那么，政府就應當對家庭收取學費。

（五）研究與開發投資

羅默（Romer，1990, p. 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個生產部門，即家庭可以用來消費或投資的最終產品的生產部門、研究與開發部門和中間資本品的生產部門。上述的格魯斯曼和赫爾普曼建立的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內生增長模型依據羅默模型證實，由于研究與開發部門具有外溢效應，競爭性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適增長率（因為企業在其決策過程中沒有考慮外溢效應的存在，所以其研究與開發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須通過補貼研究與開發活動來提高增長率。

綜上所述，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我們按照內生增長的因素概括出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政府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第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政府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第三，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政府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

可見，內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至少表現出兩個實質性變化：第一，30多年來新興的各種經濟學流派提出政府不要干預經濟運行，或者說財政政策無效。可是，內生增長理論這種“新經濟學”則認為，政府仍需要適當干預經濟，財政政策在促進內生增長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過去的經濟學包括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學在內所提出的財政政策，其作用點在于刺激勞動供給和促進一般性物質資本的形成。然而，內生增長論提出的財政政策首先認識到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別是公共投資是具有生產性，并重點在于增加人力資本，基礎設施以及研究與開發等三個領域的投資。

三、著重考慮的四個現實問題

近年來，我國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而國際上衡量集約型增長方式的主要指標是“綜合（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這也正是內生增長理論的核心問題。為了便于讀者理解深入研究，我們首先簡單介紹綜合要素生產率概念。

所謂綜合要素生產率是指同樣數量規模的勞動和資本投入因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而導致的產出增加。由于這種生產率難以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分開，故稱之為綜合要素生產率。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分析基于如下思想：總產出增長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積累，部分原因是某種不可觀測的數量。也就是說，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就是產出增長不能歸因于投入增長的那部分。用簡單的增長核算關系來看，即：

ΔY＝Δa+αΔK+(1-α)ΔL （12）

式中，ΔY是產出增長率，ΔＫ是（物質）資本存量增長率，ΔL是勞動投入增長率，參數α是資本在總產出中所占的份額，Δa就是綜合要素生產增長率。在實踐中，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就是對上式的變換得到的余數：

Δa＝ΔY-αΔK-(1-α)ΔL （13）

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這種衡量指標也稱為“索洛剩余”或“索洛殘差”（Solow Residual），因此，在很多情況下，“索洛剩余”、“綜合（全）要素生產率”、“生產率”三個概念是可以互換的。

現在的問題是，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在各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各國的經濟增長率為什么不同時提出，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的源泉？丹尼森（Denison，1967）在《增長率為什么不同》一書中對美國、英國、法國、前聯邦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丹麥和挪威等九國1950~1962年期間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因素進行分析，發現美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3.3％中，42％是由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西歐八國的國民收入增長率4.8％中，64％是由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金森久雄（Kanamori，1972）在《用什么來解釋日本的高速增長率》一文中指出，日本在同期的國民收入增長率為10.％中，60％是由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陳坤耀（Chen，11979）對亞洲各國（地區）的經濟增長比較研究得出，在1955~1970年期間，香港、新加坡和韓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對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份額分別為46.

5％、55.2％和56.4％。而根據舒元（舒元，1993）的測算，我國在1952~1990年期間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對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份額僅為0.3％。

我們再來看一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情況。下表列出了選擇國家的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從該表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第一，早期工農業化國家在5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都比較高；第二，經濟快速增長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大大高于其他國家。可是，我國1952~1990年期間的綜合要素生產增長率僅為0.02％（舒元，1993，第86頁）。看來，我國要保持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就必須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的增長率。

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比較 1941-50 1951-60 1961-70 1971-80 1981-90 1991-95 法國

德國

瑞典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日本

韓國

馬亞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

1.1

－

0.74

3.20

－

1.81

3.89

－

－

－

－

－

2.80

4.43

－

0.48

1.52

－

0.81

5.83

－

－

－

－

－

2.64

1.53

0.84

0.50

1.78

0.61

1.35

4.44

3.22

2.80

1.43

3.88

2.61

0.58

0.82

-0.04

0.29

0.26

0.48

0.68

0.25

2.46

3.03

1.77

2.74

2.13

0.63

0.71

0.62

0.99

0.51

-0.06

0.62

1.03

5.01

1.16

-0.59

3.35

2.62

-0.13

-2.05

0.65

0.27

0.53

-0.27

0.15

-1.10

3.18

3.79

-0.84

4.81

2.05

資料來源：Mercer-Melbourne Institute, 1997, p.2; p.4.

根據內生增長理論，要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長率就要利用財政政策增加人力資本、基礎設施以及研究與開發等三個領域的公共投資。我們比較一下人力資本投資，以公共教育支出作為近似指標。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韓國、新加坡、馬亞西亞、泰國等）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為2.5％，1989年上升到3.7％；就是中低等收入的達國家，同期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也分別為1.3％和3.1％（世界銀行，1995，第137頁），而我國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別為2.53％、2.52％、2.48％、2.18％和2.08％（國家統計局，1996年）。可以看出，我國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還不及東亞國家和地區60年代的水平，問題不僅如此，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公共教育支出比率呈下降趨勢！

同樣，研究與開發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趨勢。由于許多因素造成研究與開發支出雖然在國家之間不可比，但是，從我國自身的研究與開發支出趨勢來看不容樂觀，因為它占GNP的百分比是下降的或至少沒有提高，如1990年的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該比例下降到0.50％（國家統計局，1996，第661頁）

上述種種現象表明，我國要想在跨入21世紀之后仍然保持較高的增長趨勢，就必須依靠技術進步，走集約型增長道路，因為僅靠投入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薩繆爾森等，1992，第1335~1342頁）。依據內生增長理論，政府必須采取有效的財政政策，增加人力資本、基礎設施以及研究與開發等方面的投資。關于如何利用財政政策，自1995年以來我國學術界已提出了大量的比較接近的可行建議和措施，但由于都沒有超出上節最后概括出來的內生增長論的財政政策含義，本文不再贅述。我們只想提出四個更深層次的現實問題加以簡要討論。

１．促進物質資本形成的財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經濟增長因素分析的文獻中，有兩種顯著不同的實證結果：對工業化國家來說，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源泉；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顯得不很重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依然主要依賴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也許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還沒有達到均衡狀態，資本積累和勞動投入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舒元，1993，第87頁）。因此，我國在利用財政政策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和促進技術進步的同時，還不能忽視對資本積累（以及儲蓄）的刺激。

２．促進技術進步與增加勞動就業的財政政策權衡。相對而言，技術進步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勞動就業，這對于勞動就業壓力非常大的我國來說，財政政策的選擇面臨著兩難境地。內生增長理論的財政政策含義表明，兼顧這兩者的財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產業領域、扶持新興產業的政策，特別是要加大“智能產業”（Brainpower Industries）的投資（補貼）和稅收刺激。因為這類行業既促進了技術進步，又增加了就業，所以，這種財政政策是促進了增加勞動就業的技術進步的經濟政策。

３．充分調動企業增加科技投入積極性的財政政策。內生增長理論表達出來的一個核心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因此，實現長期增長的財政政策不能單靠政府投入，更重要的是政府通過提供一些有利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外部條件和稅收刺激（包括加速折舊、投資稅收抵免、盈虧相抵、納稅扣除、優惠稅率、免稅期等等），調動企業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研究與開發投資的積極性。當然，鑒于我國企業制度的改革遠未到位，即使政府實施了有利的財政政策，企業也未必加大科技投入。劉吉先生（劉吉，1995）就曾指出，“科技和教育難以到位，問題出在領導崗位，主要

精力絕大部分消耗在經濟活動包括‘救火’上，企業也不可能把許多資金投入科教。”因此，只有在企業制度得到了根本性改革，企業具有能動性的情況下，這種財政政策的效果才能發揮出來。

４．“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理解。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15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明確指出，政府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這是否與上述的財政政策不相容呢？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地理解“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內涵。我們認為，“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首先強調的是一種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而緊縮性財政政策的措施一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增加稅收，二是削減支出。問題是這種緊縮性財政政策是通過增加稅收還是削減支出來實現？在我們看來，根據我國當前的財政經濟形勢，主要通過增加稅收來實現。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正確理解“適度從緊”財政政策中的“適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在經濟起飛的關鍵時刻，“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不是要一味地削減支出，而是在適當增加收的基礎上，保持算赤字水平不變或有所降低的前提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控制行政管理費等消費性支出，削減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這種轉移性支出，增加有利于物質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形成、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技術進步的財政投資。因此，內生增長理論所包含的財政政策與我國“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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