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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對中國*社會影響的前景分析
加入WTO是中國政府為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而做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也是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必然結果。它對中國的影響決不僅限于經濟領域，而是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正確地估計這一影響的程度和趨勢，是中國政府制訂未來社會政策的基礎，也是保持政治穩定與實現社會發展目標的客觀需要。一、加入WTO將加速中國社會的變遷與轉型
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改革開放一直以經濟體制為主線，但改革并非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政府的管理模式、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以及意識形態等等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些轉變不僅為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也導致了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全面變遷以及整個社會的全面轉型。無論國家、社會組織還是個體社會成員，其行為目標和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個人、組織、群體、國家之間的關系模式不斷進行調整，包括經濟資源、文化資源乃至政治資源在內的各種社會資源不斷地重新組合，社會的生活節奏也逐步加快。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加入了WTO，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在經濟和文化等領域將進一步對外開放，也意味著必然要進行各種資源的進一步重新配置以及經濟和社會生活組織方式的進一步調整，其結果必然是帶來進一步的社會變遷，加速社會轉型。
（一）社會結構變動將進一步加快
加入WTO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將更多地由市場進行配置。隨著對內、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目前存在的戶籍、身份、單位等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將逐步減弱并最終被消除。這些體制層面上的變化，加上經濟結構的調整，必然導致更大范圍、更加頻繁的以勞動力流動為核心的社會流動，并進而導致社會結構的進一步變化。
——就業結構變動與職業分化將進一步加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成為社會結構變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城鎮就業比重看，1978年城鎮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為23.7%，2000年上升至29.9%。從三次產業間的關系看，1978年全部就業人口在一、二、三產業中就業的比例分別為70.5%、17.3%、12.2%，2000年則變為50.0%、22.5%、27.3%，二、三產業的就業人口開始超越第一產業。所有制方面的變化更為突出，尤其表現在城鎮。2000年在國有、城鎮集體經濟部門以外就業的人員比重，已經達到全部城鎮就業人口的54.9％，大大超過了在國有、城鎮集體部門就業的人數。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因此，產業結構必然要出現重大的調整。逐步解除管制的服務業、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望得到進一步發展，而部分以進口替代為目標發展起來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相對落后的農業則可能有所萎縮。伴隨著這種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非公有制的經濟組織迅速成長，整個社會的就業結構將發生更為重大的變化。從就業結構看，在城鎮、二三產業及非公有制經濟部門就業的人口將會進一步大幅度提高。隨著國際經濟合作的擴展、就業市場化的推進以及新型經濟組織的出現，職業類型與職業活動方式也將進一步加速分化。
——利益群體與社會階層將進一步分化
改革前，基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國家幾乎是唯一的利益主體。不僅個人價值及利益主體的地位被否認，也幾乎不存在任何特定而明確的利益群體和組織。改革以來，隨著資源配置方式的徹底轉變，這種情況發生了徹底的變化。一方面，個人、組織、群體的獨立利益意識以及現存利益主體的地位迅速強化，同時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利益群體，例如因所有制結構調整出現的個體私營企業主階層等，利益主體逐步多元化、清晰化。另一方面，不同利益主體的實際利益獲得程度，特別是經濟利益獲得程度也出現了全面分化，形成了明顯的社會分層。以職業為基礎、以資源（包括經濟資源、社會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占有程度為標志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基本形成，取代了過去那種以“身份”為依據的社會分層機制（一項最新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已從過去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轉變為包括10個社會階層和5種社會等級。見陸學藝（主編）：《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加入WTO無疑會進一步推進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的分化。因為這不僅意味著中國要與其他國家一起，按照新的游戲規則進行利益分配和整合，個人、經濟組織等也都必須按照新的游戲規則進行利益分配和整合。同時，獲得成長的、新的社會組織及職業群體也必然參與到利益分配過程，迫使原有的利益群體和利益分配格局進一步分化和重組。從社會分層的角度看，目前已經形成的社會分層結構、群體構成以及不同階層的實際資源占有狀況也會出現進一步變動。
——新型社會組織將迅速成長壯大
加入WTO后，由于對外經濟活動的迅速拓展、外資的大規模進入以及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將會得到更快的發展，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也會加快。多種經濟成分參與競爭的結果，必然帶來經濟組織與經濟活動方式的創新，原來由政府直接承擔的一些經濟職能將逐步分離出去，各種非政府的市場中介組織和機構則會迅速成長。
隨著獨立于政府的社會資源和新經濟組織體系的擴張，利益群體以及社會階層的進一步分化，不同經濟組織之間、經濟組織與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關系模式將會發生更為深刻的變革。在這一背景下，其他類型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協調不同經濟組織之間的利益，以及政府和公眾關系的社會中間組織也會加快發育和成長，整個社會的組織形態將會發生更大變化，市民社會框架將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
此外，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優化，以及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長期以來困擾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也將逐步緩解，從而帶來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更加全面的變化。
（二）將會對人民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產生積極影響
——人民生活水平及生活質量可望獲得進一步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獲得了大幅度提高。加入WTO以后，通過進一步加入全球經濟的分工與合作，中國有望獲得經濟的更快增長。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預測，加入WTO將使中國的GDP增長率在未來10年間平均每年約提高0.5個百分點以上（參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定量分析與評價”，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研報告《擇要》2000年第73期）。經濟的發展無疑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并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WTO各成員之間根據有關協議，通過談判降低了貿易壁壘，導致生產成本普遍下降，并使最終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下降，也會進一步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要進一步降低進口關稅，外資企業也將更大規模地進入中國，與中國企業平等競
爭。這將使普通消費者能夠在更加低廉價格的基礎上，享受到質量更好的商品和服務，使居民的生活質量獲得改善。
——社會成員生活的自由度會進一步提高
在改革前，基于高度的計劃體制、嚴格的政治控制，社會成員在職業選擇、地域流動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幾乎是沒有什么自由，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幾乎是無條件的控制和服從關系。改革以來，這種狀況已經發生了徹底轉變。隨著政治和社會控制方式的轉變，以及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非國家控制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的迅速成長所提供的基礎和空間，社會成員在職業選擇、地域流動以及個人生活、言論等諸多方面都獲得了空前的自由。
加入WTO無疑會使社會成員生活的自由度進一步提高。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政府管理方式的調整以及民間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會給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創造更大的自由空間和選擇機會。基于市場經濟的平等理念和進一步開放的背景，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個人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也會進一步強化，改革前那種個人對國家和組織的全面依賴和無條件服從的狀況將逐步消失。
——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將會進一步多元化
自由度的提高無疑會帶來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的多元化。改革開放以來，這一點表現得極為明顯。加入WTO后，隨著市場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社會組織形態的變革、職業類型及職業活動方式的分化以及更加自由的選擇權利和選擇機會，必然導致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進一步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加入WTO不僅意味著中國在經濟活動中更加開放，與國際社會進一步接軌，而且在文化和社會層面也將更加開放，與國外的思想、文化交流會更加頻繁和深入。這也會大大推進社會成員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社會生活會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三）社會整合方式和政府管理方式將面臨全面調整
——契約化將逐步成為社會整合的基本方式
在傳統計劃體制下，社會整合的實施主體是政府，基本方式是以行政力量、行政命令和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社會動員。改革以來，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強，行政力量在經濟領域的整合作用開始弱化，但在社會生活領域仍然繼續發揮著主導作用。
加入WTO后，市場力量在資源配置中將要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經濟領域的契約化過程必然會進一步推進。WTO本身是一個國際性的契約組織。在這一組織內的各種經濟、貿易活動是通過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談判、妥協與締約來完成的。契約化反映了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在這一背景下，非經濟領域的契約化也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經濟活動的契約化必然會對其他社會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產生強烈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經濟生活與社會、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經濟利益分化形成的不同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其社會態度及政治訴求是不同的，相互之間只有通過談判和締約來取得妥協。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整合各個社會成員之間、各種社會組織和不同利益群體之間關系的基本方式只能是契約。
——政府管理方式的調整與法治建設將迅速推進
雖然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政府機構改革和推進法制建設，根據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來調整政府的職能與行為，獲得了很大程度進展；但是受長期計劃體制及其他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目前的法制建設及政府管理方式還難以適應加入WTO后的要求。
作為一個契約組織，WTO對其成員國的基本要求是在經貿活動中必須恪守非歧視、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并充分落實貿易制度統一原則、透明度原則和司法審查原則。這對中國的法制建設和政府行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戰。加入WTO后，中國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組織與管理方式將更多地與國際慣例接軌，首先要全面改革和完善國內的法律體系。政府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也不能再是直接的控制，而是應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協調和服務，決策過程也必須進一步科學化和民主化。有關問題可以說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無論是基于加入WTO的要求，還是基于自身改革的需要，未來法制建設及政府職能作用調整將會獲得更快進展。
總之，加入WTO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將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遠的。總體上講，其不僅有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也有利于促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二、加入WTO初期，某些社會問題可能趨于嚴峻
改革開放以來，不僅中國經濟獲得了迅速增長，也保持了社會生活的基本穩定。但中國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且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而且體制改革推進過程又非常快，所以近些年來也出現了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有些還比較突出。加入WTO雖然總體上有利于中國經濟增長以及社會現代化，但加入WTO畢竟意味著競爭的加劇以及經濟和社會組織方式的進一步重大調整。所以，加入WTO初期某些社會問題可能會趨于嚴峻。其中最為值得關注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就業問題
——失業人員總量有可能增加，且矛盾將集中于城鎮
基于過大的人口壓力和相對薄弱的經濟基礎，勞動力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總量不平衡問題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突出問題之一。盡管總體來講加入WTO將對中國GDP的增長做出貢獻，并由此帶動就業的增加，但是如果僅僅以此來樂觀估計加入WTO后的就業形勢則有失偏頗。加入WTO后，隨著貿易壁壘的迅速下降，中國將進入一個更加開放、競爭更為激烈的經濟體系，經濟增長方式也會發生巨大變化，技術進步將逐步成為增長的主要力量，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越來越強。所以，加入WTO固然能夠對GDP增長產生貢獻并帶動就業增長，但所貢獻的就業機會可能不會很大。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加入WTO初期，城鎮大量的隱蔽失業會被迅速擠出，轉變為顯性失業。因舊體制下積累的問題過多，目前國有、城鎮集體企業中，富余人員按保守估計至少在20％以上。加入WTO后，由于競爭的加劇，會迫使企業進一步裁減富余人員。不僅那些受到進口商品競爭壓力較大的行業和企業會大量減員，即使具有良好發展潛力的行業和企業，基于競爭的需要，也有可能通過提高技術水平來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在加入WTO的初期，擠出人員的數量很可能大于加入WTO所增加的就業機會。
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問題一直非常突出。據保守的估計，也有1.5億農村勞動力長期處于隱性失業或就業不充分狀態，主要集中在農、林、牧、漁4個行業的約3.3億勞動力中。加入WTO以后，農產品進口的增加將導致國內市場價格下降，農民收入進一步降低，進而導致農業勞動力被大規模擠出。由于農村中那些規模較小、技術和管理水平較低、產品質量相對落后的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入世后也將受到沖擊，服務于農村生產和農民生活的第三產業，短期內也很難有很大發展。因此，指望農村中的非農產業來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是不現實的。其結果必然是大規模地流向城鎮。
城鄉大量富裕勞動力被擠出，再加上已經結存的總量不低于1000多萬的城鎮失業和下崗人員和今后若干年內每年都超過1000萬的新增勞動
力，現有的城鎮經濟發展水平及經濟增長速度明顯無法提供相對充足的就業機會。改革以來，除個別年份的波動外，我國經濟一直都保持高增長，但即使如此，仍然出現了90年代后期比較嚴重的、集中反映在城鎮的失業（下崗）問題。根據1997年我們在若干大城市所實施的抽樣調查結果，及對1997、1998年相關數據指標的分析結果，1997、1998年，全國城鎮將失業、下崗合并計算后的真實失業率估計在13～15％左右（較為詳細的分析結果可參見《防范和化解社會風險——1999年中國就業政策選擇》，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1999年第2號）。1999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有明顯回升，就業狀況也有所好轉，但估計目前城鎮的真實失業率仍可能在10％左右。未來一定時期內，特別是加入WTO后的過渡期內，由于城鎮內部現有大量隱性失業的顯性化、更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即使在經濟高增長的情況下，失業率也極有可能超過15％。所以，中國面臨的就業形勢是非常嚴峻的。
——就業的結構矛盾將會更加突出
加入WTO初期，由于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近些年來已經非常嚴峻的、不同領域勞動力供求不平衡的就業結構矛盾將會變得更加突出。
在不同產業之間，金融、保險、電信、分銷服務以及部分高新技術行業會有較快發展，并會帶動就業的明顯增長；紡織、服裝、建筑、建材、食品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也有望增加就業機會。但相當一部分以進口替代為目標發展起來的、長期依賴保護的技術密集型行業，如汽車、冶金、機械、醫藥、化工等，則因明顯缺乏國際競爭力，勢必受到沖擊，短期內可能出現大量失業。
不同地區之間的就業不平衡問題也將更為嚴重。經濟與技術基礎較好、外向度高、區位優勢明顯的沿海地區及中心城市有望獲得較快發展并帶動就業增長。老工業城市，以及以中小企業為主，且技術、設備水平落后的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在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短期內發展會更加困難，就業壓力也會更大。
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國有企業人員富余問題突出，結構調整壓力大，加入WTO后富余人員分流壓力相當大。相比之下，非國有經濟則會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并將成為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領域。
此外，從勞動力自身的結構情況看，低素質勞動力大量過剩，而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較高勞動技能的勞動力又相對短缺。
突出的就業結構矛盾可能會衍生新的社會問題。一是在全國范圍內就業壓力過大的背景下，失業問題過分集中于特定領域或特定群體；二是大量低素質勞動力可能被勞動力市場徹底排斥，形成長期固定失業；三是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而就業機會明顯不足，極有可能形成一個龐大的流民群體。所有這些都會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二）居民收入分配問題
——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進一步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從一個收入差距很小的國家演變為一個收入差距相當大的國家。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根據世界銀行估計（轉引自趙人偉等：《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3，不僅總體上差距不大，在城市和農村內部甚至還相當均等。至1988年，根據一些學者的抽樣調查計算結果，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上升至0.382（參見趙人偉等：《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進入90年代后，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計算結果（參見國家統計局編《統計報告》，1999年第16期），至90年代末，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就已經超過0.45。
事實上，0.45的基尼系數，仍可能低估了實際的收入差距水平。因為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則通常會被低估。例如農民家庭有相當一部分收入必須用于來年的生產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費的收入實際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體的住房等非貨幣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較大，且沒有被統計到個人收入內。按照國際上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數超過0.4，就屬于非常不平等。中國已經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的行列。
加入WTO后，隨著競爭的加劇，市場作用的強化，初次分配的差距還可能擴大。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再分配手段調節，則最終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難以避免。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群體特征將更加明顯
改革以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一直伴有明顯的群體特征，并主要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從城鄉差距來看，2000年，城鄉收入比為2.79∶1（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公布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計算）。從國際比較看，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城鄉差距水平（有關比較結果可參見康曉光：“必須立即采取措施，解決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續擴大問題”，載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編《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2000年第13期）。從地區差距來看，1999年，東、中、西三大地域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為1.48∶1∶1.06（參見國家統計局《統計報告》2000年第4期）。農村的地域差距更加明，2000年，東、中、西三大地域的人均純收入比為1.92∶1.30∶1。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這種地區差距狀況為全世界最高（參見王紹光、胡鞍鋼：《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年版）。在不同行業之間，2000年，按照行業大類計算，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職工人均工資之比達到2.46：1（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公布的數據計算）。如果進一步細分行業，差距會更大。
加入WTO初期，上述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可能進一步擴大。城鄉之間，由于農業會受到或大或小的沖擊，并會在一定時期內對農村居民的收入帶來影響，而經濟增長潛力主要體現在城鎮，所以，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難以避免。不同地區之間，隨著入世以后競爭的加劇及市場化水平的提高，資本、人才、技術向發達地區的進一步集中也不可避免，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仍會擴大，并會帶來地區間居民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擴大。產業之間，諸如金融、保險、電信、高新技術等目前收入水平已經較高的行業會有著更大的發展潛力；而目前本來就面臨困境的一些行業，比如一些傳統產業則要承受更大壓力，甚至不得不退出；收入差距顯然會進一步擴大。
——貧富階層可能會進一步分化
隨收入差距的逐步擴大，貧富階層分化已經相當明顯。從城市居民內部的情況看，1999年由國家統計局等6部委聯合進行的城鎮生活調查結果顯示（參見龔紅娥：“九十年代末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新特征”，載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參考資料》2000年第18期），20％的高收入戶收入占到總收入的42.4％，20％低收入戶則僅占6.5％。不同居民家庭之間的財富占有狀況更為懸殊。占總調查戶8.74％的富裕家庭擁有60％的金融資產。而最低20％家庭僅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5％。國家統計局的一份調查報告（參見國家統計局編《統計報告
》，1999年第28期）提供的結果，在農村，至1998年末，占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農戶擁有銀行存款占全部樣本農戶總存款額的比重也高達55％，而占農村居民人口比重14.6％、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戶，擁有的存款尚不足總額的3％。在高收入群體中，已經不乏私人財富逾千萬元甚至更高者。與此同時，貧困階層也明顯分化出來。農村目前至少有數千萬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在城鎮，據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入戶調查結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100元的家庭數占總家庭樣本數的比例則超過6％。
加入WTO以后的最初幾年，貧富分化問題很可能會更趨嚴重。一些新興行業的崛起、新經濟組織的成長、新的職業類型的出現以及高增長過程中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在分配過程中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諸如高級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高級專業技術人員等群體的收入將會繼續提高，而相當一部分農民、受沖擊行業的城鎮普通勞動力，以及其他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的人群，收入則可能進一步下降。可能出現的大規模失業問題，將直接導致貧困群體的進一步擴大。貧困階層的構成也會繼續帶有明顯的群體特征。在農村，主要是貧困和落后地區的農民；在城鎮，除少部分鰥、寡、孤、獨、病、殘等社會弱者外，將主要集中于失業或半失業群體。
最后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80年代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基本上是在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礎上的差距擴大，而90年代中期以來的很多情況顯示，收入差距擴大已經開始伴隨明顯的“兩極化”特點，即富人越來越富、貧困者越來越貧困。我們估計，加入WTO初期，這一特點會更加清楚地顯現出來。無論從社會公正還是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上理解，“兩極化”基礎上的差距擴大與收入普遍提高基礎上的差距擴大都有著非常不同的含義。
（三）勞資關系問題
——勞資矛盾會逐步成為最主要的群體間矛盾問題
在傳統計劃體制下，政府作為行為主體對就業實施統包統配，勞動力一旦被安置就業，工資及各種福利待遇等等都由政府來規定，并被視為國家職工。在這種情況下，基本不存在勞資矛盾。改革以來，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成長以及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作為雇主的單位逐步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與此同時，勞動就業的市場化程度也越來越高，雇傭關系形成的行為主體由政府轉為雇傭雙方，包括工資、福利等在內的勞動力價格也越來越多地靠市場決定。勞資關系、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加入WTO之后，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更快成長和勞動就業市場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就業領域中的雇傭關系會更加清晰，有關勞資雙方的矛盾也會更加突出，并逐步上升為最主要的群體關系問題。
——勞動者權益受損問題在加入WTO初期可能比較突出
勞資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可能集中于勞動者權益受損方面。如前所述，就業總量供大于求且結構不平衡，是中國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意味著在相當多的領域近乎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這就決定了在勞資雙方的雇傭與談判過程中，勞動力必然處于弱勢地位。如果就業完全取決于市場，包括工資福利、勞動條件、勞動時間和強度、職業穩定性以及其它人身權益在內的勞動者權益受損，就幾乎無法避免。事實上，近些年來，類似問題在許多非公有制經濟部門乃至部分國有經濟組織中已經頻繁出現，并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加入WTO初期若干年內，此類問題很可能進一步加劇。
——職業流動的加速也會帶來其它形式的勞資糾紛
加入WTO之后，中國人才市場的競爭會更加激烈，人才的國際化流動趨勢也會更加明顯。各類企業都要不遺余力地爭奪各類人才，致使不同類別企業之間的人員流動迅速增加，但有關人員流動的法律、規范在短時期內卻難以形成。因此，與職業流動有關的知識產權、技術訣竅、商業秘密方面的糾紛有可能大幅度增加。其中不僅有因雇主利益受損而帶來的勞資糾紛問題，也會有雇主為避免發生自身利益受損而采取其它非正常手段所帶來的矛盾問題。事實上，近些年此類問題已經有了很多表現。
（四）社會控制與利益整合問題
——面對社會組織方式的調整，社會整合機制面臨新的挑戰
在計劃體制下，單位是中國的基本社會組織形式。社會成員在城鎮分屬不同企事業單位和政府部門；在農村，則分屬人民公社。各種形式的單位不僅具有經濟職能，同時也具有對社會成員的組織、管理和服務職能，是國家實施社會控制和社會管理的基礎，是國家與公眾之間的關系紐帶和對話平臺。
改革以來，這種社會組織形態發生了重大轉變。在農村，人民公社體制迅速解體，家庭再度成為最基本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單元；在城鎮，以非公有制部門為代表的新生社會組織迅速成長，這些組織本身也基本不具有任何除經濟活動以外的社會組織職能。與此同時，傳統企事業單位的社會組織職能也逐步弱化。這種狀況導致的進一步結果是政府開始直接面對公眾或分散的利益群體。
雖然通過單位實施社會控制與整合存在明顯弊端，必須進行改革，但作為一種社會管理方式，政府直接面對民眾和高度分散的利益群體也存在突出問題。核心是缺少制度化的對話平臺和矛盾緩沖機制。公眾的意見無法相對集中并通過適當的渠道與政府溝通，社會內部的矛盾難以消化，以至于所有沖突都直接在政府與高度分散的公眾和小群體之間發生，使政府處于兩難的境地：如果放棄一些問題上的管理責任，勢必造成下層混亂，誘發異端組織的發展；如果試圖直接處理各種社會問題并強化政府職能，則控制成本勢必大幅度提高，并加劇政府與公眾的關系緊張。類似問題目前已經有了比較明顯的苗頭。
加入WTO初期，上述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突出。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成長和對國有經濟部門的進一步改革，各種經濟組織的社會管理職能必然進一步弱化。盡管社會中間組織的發育會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有希望成為新的、更具有彈性的政府與民眾對話的平臺，但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部分社會群體的邊緣化趨勢可能加劇
在整個社會的組織方式以及政府管理方式變革期間，有一種趨勢值得引起特別注意，即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游離于正規經濟與社會組織之外。例如大量進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及城鎮中的個體、自雇傭人員、失業人員以及各種企事業單位的非正式雇員。對那些處于正規組織之中的社會成員來講，雖然其所歸屬的組織可能不再承擔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但畢竟還有相應的組織規范和組織能力，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承擔利益表達職能及內部管理職能。而那些游離于正規經濟與社會組織之外的社會成員則進入了完全的社會邊緣狀態。政府難以向此類社會成員表達政府意志，他們也找不到有效的渠道和方式進行利益表達，在其自身利益受損時，也無法利用制度化的手段來依法保護自己的權益。他們在經濟上未必完全處于社會底層，但在利益表達方面，在各種具體的規則形成過程中則明顯處于弱勢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上述部分社會成員的邊緣化問題日趨突出。加入WTO后一定時期內，基于更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可
能出現的高失業以及個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考慮到相關制度改革需要一個較長過程，這種邊緣化問題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并會給政府的社會管理及維持社會穩定帶來困難。
——群體性的突發事件在一定時期內可能增加
在社會利益群體的進一步分化與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過程中，尤其是在加入WTO初期，尚難以形成有效社會整合機制的情況下，偶然性與突發性的群體事件可能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威脅會來自于各種利益相對受損的群體。當然，獲益群體也會以不同方式提出不同的政治和社會要求，而使某些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總之，加入WTO初期，一些現有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可能加劇，同時也可能出現一些新問題。但必須強調的是，所有這些問題并不源于加入WTO戰略本身，而是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以及體制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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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與中國金融開放（中）08-07
加入WTO與中國金融開放（上）08-07
加入WTO與完善我國涉外稅法的理論分析08-07
加入WTO后的中國農業和農民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