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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演進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和主流化傾向
一、引言自從赫希曼(Hirschman,1981)提出“發展經濟學已經衰落了”這個頗具爭議性的命題以來，拉爾(Lal,1983)、克魯格曼(Krugman,1995)等在西方經濟學界有著重要影響的學者也先后撰文支持“發展經濟學衰亡”論。雖然與此同時劉易斯(Lewis,1984)、達特(Dutt,1992)、陳宗勝(1996)及譚崇臺(2001)等人進行了反駁，并對發展經濟學的演進趨勢持樂觀態度，但是，作為經濟學一個獨立分支的發展經濟學，其影響持續減弱（一直到今天），卻是不爭的事實。赫希曼曾經以發展中經濟與發達經濟之間的關系是否互益以及單一經濟學是否具有普適性為標準，將發展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激進經濟學區別開來，并以后者的攻擊為條件來解釋發展經濟學的衰落。赫氏的理論邏輯，被達特指責為從錯誤的定義出發，得出了發展經濟學衰落的錯誤結論。問題是，當我們試圖以主流經濟學對發展中經濟認識不斷深化的事實為條件來解釋發展經濟學的復興和繁榮時，是否正在重復類似的邏輯錯誤？實際上，把過多注意力放在應付主流經濟學的詰難上，已經妨礙了人們對處于困境中的發展經濟學的歷史趨勢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一些更具一般性的理論命題被明顯忽略了。
在堅持“只要發展中國家存在發展經濟學就有必要存在”的基本前提假定下，發展經濟學的辯護者至今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1)發展經濟學為何在“塑造經濟發展方面一直不是很成功”(Lewis,1984)；以及(2)為何近二十年來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內，新的、原創性的重大理論基本沒有出現？既然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發展中經濟所做的事的(Balasubramanyam,1991)，若長期以來在塑造成功的經濟發展上無所建樹，那么它存在的客觀基礎又是什么呢？盡管人們觀察到近二十年來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內重大的理論分歧、主義之爭已不多見，但僅憑在個別發展中國家及其相應的微觀經濟領域內研究取得進展的事實，就斷定發展經濟學開始進入一個平穩發展期，多少有些勉強。從長遠看，如果個別國別知識與普遍知識之間聯系的進展遠遠落后于實際需求（林毅夫，1999），就無從理解以世界范圍內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發展經濟學的內涵。由于不愿或不能對上述帶有根本性質的挑戰作出正面回應，使得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承認犯了過分強調政府作用的錯誤，認為重新確定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是一個革命性進步；另一方面又繼續堅持認為在市場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條件下，政府干預至少在理論上是合乎邏輯的。在某種意義上，發展經濟學正慢慢向修修補補的實用主義經濟學靠攏。
作為一門擁有獨立學科地位的經濟學分支，發展經濟學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概念范疇和一般分析方法（石川茲，1992）。前者涉及發展經濟學的性質（內涵），后者則是指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本文以此為出發點，試圖從更為一般的意義上理解和把握發展經濟學的演進過程和未來趨勢。
二、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假設與發展經濟學的內涵
不時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是斯密所謂的“富裕的自然增進”。其一是要說明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其二是借此證明發展經濟學并不是一個突發性學科，它與古典經濟學有著深厚的淵源關系。在Lewis看來，“經濟發展理論是從1650年到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期間大約一個半世紀在英國發展起來的”。（注：LEWIS,W.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theory[A].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C].Elservier Science Publishes,1988,Voll,27-38.）順理成章地，與古典經濟學相聯系的發展經歷，就成了現代經濟發展。譚崇臺最近(2001)的一項研究，著重分析了西方經濟學說史，特別是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發展思想與發展經濟學的關系，認為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不符合當今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而李斯特的歷史主義思想卻沒有得到發展經濟學家的應有重視。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不十分清楚今天的發展經濟學是如何從邏輯上演進而來的。根據目前國內流行的發展經濟學三階段論，以政府與市場關系變化為主線，發展經濟學不長但頗為曲折的歷史按時間順序被劃分為“結構主義”、“新古典經濟學復興”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興起”三個階段。令人不解的是，當一個新階段的來臨被看成是上一個階段對發展實踐指導不利的結果時，三個階段之間就不可避免地顯現出某種程度的相對獨立性，然而三者間的關系卻從未得到清晰表述。既然第一階段與第二、三階段是如此的不同，那么作為一個概念范疇的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內涵，進而理論演進的內在邏輯又是什么呢？已有的發展經濟學文獻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文獻考察表明，經濟史學、社會學與發展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確切地說，經濟史學、社會學在發展經濟學的演進史上扮演了何種角色，20年來基本不為發展經濟學家所重視，兩者間的關系從未得到認真梳理。但這恰恰是理解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作為一種歷史過程的現代經濟發展，首先肇始于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是在已存在大量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下，啟動其現代化進程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發達國家已經發生的事情，對發展中國家的選擇和前景勢必產生重大影響。（注：約翰.伊特韋爾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1)[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885-886.）
依照流行的看法，發展經濟學產生和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事實上，早在40年代之前，像中國這樣（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的落后大國就已經啟動了它艱難的現代化進程。由于在當時還不算是一種主流現象（趨勢），不足以引起西方國家政府及其經濟學界的注意，創建一門分支經濟學來專門研究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似無必要。因此，關于20世紀40年代以前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現代化問題，自然被劃入了經濟史學、社會學的范圍。所以不僅要了解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思想，而且還需要了解1945年之前落后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如何被解釋的。
羅斯托堅持認為，19世紀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是在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壓力之下，被迫參與到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來的。一個落后、孤立及封閉的社會在西方政治、經濟與軍事沖擊下，不情愿（無奈）地做出了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的選擇。也可以說，在落后國家（地區）做出“發展現代經濟”選擇的所有動機中，“反應性民族主義”動機是其中最強烈的。韋伯、湯因比及享廷頓都強調落后國家（地區）的現代經濟發展是西方沖擊的結果。羅斯托在詳細考察了西方主要國家發展史的基礎上，把一個國家從傳統到現代的必經過程劃分為：“傳統→準備→起飛→成熟→高消費→追求質量”六個階段，即著名的“起飛”論，并確信它具有普遍意義。盡管對于起飛概念在經驗上是否存在仍有很大爭議，但對于羅斯托提出的發展中國家（地區）應像西方一樣進入現代，則不存在分歧。就像眾多西方學者一再強調的，“我們的過去也曾
經是未來。”
到了格爾申克龍那里，經濟發展過程已無羅斯托那般整齊劃一，但仍表現出線性（直線）的、非連續性的特征。在其開拓性的研究工作中，格爾申克龍以19世紀德國與俄國的經驗為例，推出一個（在當時被認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發展模式，即著名的“后發優勢”、“大沖刺”理論假說，并以此來說明落后國工業化過程的特點。
關于羅斯托、格爾申克龍等人基于西方歷史經驗的理論假說的局限性，已大量見諸于經濟史學、發展經濟學等相關領域的文獻。但是，對于這些經濟史學家的研究成果與發展經濟學演進之間的關系，則一直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在內維爾·凱恩斯(2001)看來，任何一種經濟發展理論，其基礎的形成主要直接借助于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不管發展經濟學家是否承認，經濟史學在相當程度上為發展經濟學的演進提供了事實上的指南。1945年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有意識的努力發展經濟成了發展中國家的一致選擇。此時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經濟的努力在本質上與經濟史學所記錄的19世紀中國的情況并無大的區別：面對享有極高物質生活水平和相應國際地位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統治者及其人民希望改善自身處境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基礎薄弱與資源匱乏之間矛盾的激化，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現代經濟發展過程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極端緊張的性質：在時間上，想用幾十年時間完成西方國家用了幾百年時間才完成的事情；在空間上，改善其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不利地位顯得十分迫切（陳明明，2001）。由此形成一種特殊的現代經濟發展邏輯：資本主義文明是值得向往的，依照發達國家的經歷，也確實存在著克服低劣條件，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對既定模式進行合理偏移，最終實現跳躍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說突然間涌現出了眾多享有政治獨立地位的發展中國家是發展經濟學產生的客觀前提的話，那么經濟史學家所揭示出來的特殊經濟發展邏輯則確定了發展經濟學的內涵。
Myrdal于1957年曾明確指出，“經濟發展作為一種主要政策目標的共同要求在不發達國家出現，把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作為經濟發展定義，認同經濟發展是政府的一項任務……所有這些成為歷史中全新的事情。”（注：MYRDAL,GUNNAR.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ed Regions[M].Duckworth London,1957.23-24.）作為一種歷史過程的現代經濟發展能否成功地重現于發展中國家身上，在這里轉變成為一種國家政策目標。特殊的發展邏輯必然導致一種特殊的（政策）制度安排：面對國家經濟剩余水平低下，市場機制不健全……，為發展能帶來更高經濟增長速度的重化工工業，由國家出面動員（調集）資源，組織經濟活動（如創建人民公社、國有企業）。所以，發展經濟學的內涵或者說中心問題就是“弄清楚過去改變了發達國家的那種過程的性質，為什么它現在不出現在欠發達國家，今后能夠做些什么去推動這個過程。”（注：海因茨·沃爾夫岡·阿恩特.經濟發展思想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01-202.）顯然，與經濟史學一樣，發展經濟學仍然堅持“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邏輯假設。具體而言，它進一步假定“已經發生的事情，就是將要發生的事情”，關注于讓已經發生的事情，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在不同的環境中再次發生。庫茲涅茨的表述更為清楚：“現代經濟增長作為一個長波段，發端于歐洲，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是現代經濟增長波段到達最晚的地方。因為開端的革新是以歐洲的制度和價值觀為基礎的，而這種制度和價值觀在發展中國家卻難以被接受。”（注：石川茲.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問題[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37-38.）因此，作為一個概念范疇的發展經濟學包含兩層含義：(1)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存在，其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機制具有獨特性；以及(2)也是最重要的，視發展為一種政策目標。赫希曼的發難，并非流行觀點解釋的那樣，僅指所謂的第一階段的發展經濟學，他感到失望的是，視發展為一種政策目標的發展經濟學，在塑造經濟發展方面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至今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及其人民已經放棄了發展的目標，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的文明仍是值得追求的。同樣地，那些繼續捍衛發展經濟學獨立學科地位的人（如Lewis）也并沒有輕言放棄“視發展為一種政策目標”這一發展經濟學的最后底線。盡管對發展經濟學的具體理論及其對發展實踐的指導作用一直存在爭議，但發展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著確定的內涵，卻是無疑的。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發展經濟學家也意識到堅持“西方中心主義”假設的發展經濟學的局限性，發展經濟學遭到全面清算。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上，經濟學家中間產生了一種從羅森斯坦—羅丹的“自然在飛躍”重新回到馬歇爾的“自然不飛躍”的強烈趨勢。對發展經濟學而言，這實際上是一個“黑暗”的時期(Krugman,1995)。如果說這一時期與前一階段還有什么內在聯系的話，那就是仍有部分發展經濟學家一方面轉而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假設（如舒爾茨的“農民窮而有效率”），另一方面仍然心存“視發展為一種政策目標”的理念，堅信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是可以通過某種政策或戰略安排得到改善的。持折衷主義立場的明特就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是孤立社會對西方沖擊作出適應的過程，其經濟發展的被迫性和緊張性質依然存在，進而決定了發展經濟學作為獨立分支學科存在的客觀基礎。不過，由于這一期間的主旋律是否定“視發展為政策目標”的發展經濟學，因此，人們在反思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思想時，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大調整，得出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失敗了的簡單結論。
最近十年的觀察使經濟學家尤是發展經濟學家注意到，主流經濟學在解釋發展中經濟時的表現也難盡如人意。加之新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及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發展經濟學似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主戰場。但從理論邏輯假設上看，被冠之以“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興起”美稱的發展經濟學并沒有走出困境：一方面發展經濟學家們承認早期堅持“西方中心主義”假設的發展經濟學是不成功的；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繼續借助于堅持相同理論邏輯假設的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的相關理論來重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在渴望發展的強烈情感驅使下，早先強調西方的科學技術，崇拜西方的“奇巧淫技，”現在則轉向崇拜西方的民主及法律制度。近期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諾思、奧爾森甚至16世紀霍布斯的理論被大量引用，政策的中心明顯轉向了制度建設、意識形態的影響等方面。在“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思路”的發展經濟學看來，落后國家首先應創建一個與西方類似的民主制度，然后再以此來解釋落后國家的現代化程度。這與早期強調在經濟結構（如主導產業的變化）上靠近西方，最后以各國工業發展水平來評判其經濟發展程度的發展經濟學，在邏輯上如出一轍。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如同新古典經濟學一樣，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深刻但并非正確的影響，它們仍不能很好地為發展經濟學服務。如何通過適當的政策努力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狀況，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是發展經濟學的永恒主題。問題是，堅持“西方中心主
義”假設的結構主義沒有取得成功，堅持同樣邏輯假設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思路的發展經濟學是否會成功，在經驗上仍是不確定的。
三、理論研究中的主流化傾向與發展經濟學的困境
根據斯特里頓(Streeten)的看法，“發展經濟學的歷史就是從廣泛概括和高度抽象向較為特殊和較為具體的轉變過程”。（注：杰拉爾德·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372-374.）的確，20世紀80年代以后，沿著這兩個方向，結合現代經濟學不斷取得的進展，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研究達到了一個以前從未達到的高度。
針對個別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進展最顯著的當屬有關發展中國家農村契約組織的研究。新制度經濟學中關于經濟組織的理論被大量用來分析在特定產權制度下出現的契約組織對農戶理性行為的影響，進而對一國農業績效的決定。例如，Jensen和Meckling發展了一個有關企業生產績效的模型，并試圖證明產權結構通過企業內部規則（如利益分配）影響企業參與者的行為和企業的產出績效。埃格特森(1996)用這一模型解釋了1985年埃塞俄比亞的大饑荒：1975年埃塞俄比亞革命改變了該國的農業產權結構（政府成了事實上唯一的大地主），使得農民的理性行為變得不利于該國農業生產，加上干旱和內戰，最后導致了1985年幾百萬人死于饑荒。產權結構、經濟組織與經濟績效的關系在研究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領域的問題時得到廣泛、高度的重視。接下來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產權結構是如何被決定的，政府決策過程是不是內生并可以解釋的？特別是，經濟學家關于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看法來了個180度的轉彎，以前認為政府的目標函數與全體社會成員一致，而現在則認為政府有著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不僅不能很好地服務于發展，而且其本身就是問題。
斯蒂格利茨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了發展中國家的微觀經濟組織演變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些頗具影響的理論假說。除此之外，羅默等人的內生增長理論以及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被廣泛用于對發展中經濟的分析。總之，關于這一領域的最新成果已有相當多的文獻作了詳盡介紹。這一切均表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多樣性的特點再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注意，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其本質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之中。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與此同時許多發展經濟學的文獻卻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認識深化”的事實為條件來解釋發展經濟學的復興、繁榮。就其實質而言，回避了一個本質性的問題：以行為主體選擇行為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其內部的學科劃分是以論域（論題）為標準，還是以方法論為基礎？如果是以論域為標準，那么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發展經濟學與以勞動力要素配置為研究對象的勞動經濟學和以金融資本配置為研究對象的金融學等在一般方法上應該沒有大的區別。很顯然，發展經濟學的獨立學科地位最終取決于它是否擁有自己獨特的分析方法。
不難發現，就對現階段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新制度經濟學而言，其方法論基礎仍是新古典的。埃格特森在《新制度經濟學》一書中就曾明確指出，在整理有關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獻時，凡不符合現代經濟學研究規范的文獻一概不予考慮。毫無疑問，這個現代經濟學規范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規范。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研究綱領包括兩個部分的內容：內核與外圍保護帶。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綱領的三個內核分別是：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及均衡分析，相對于新古典范式而言，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形成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它只是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也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是在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內研究長期不為主流經濟學重視的一些非主流問題。所以，將新制度經濟學應用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基本上沒有超出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
事實上，主流經濟學已經開始注意到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市場不完善，市場機制的結果總的來說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并且承認在“競爭性市場均衡中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注：狄帕克·拉爾.發展經濟學的貧困[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122-123.）或許，可以把斯蒂格利茨等人對發展中經濟的研究看成是一種嘗試，以證明主流經濟學經過適當修正后，可以進一步拓寬應用范圍。Syrquim在其1998年的一篇論文中曾說到，（注：Syrquim,M.Modern Economic (Endogenous) Growth and Development[M].Martin's Press,1998,27-32.）錢納里1986年開始全面整理并對比分析結構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的所有假設的同時，羅默發表了其著名的《規模報酬遞增與長期增長》一書，并借用了許多結構主義的假設。此舉完全可以理解為，羅默等人希望借此來加強新增長理論的解釋力，確切地說，是意識到市場并非總是處于絕對均衡狀態。越來越多的主流經濟學家逐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產生興趣的事實，表明主流經濟學已開始認真著手解決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
反觀發展經濟學，近二十年來，在研究方法和建立新的理論分析框架上，與早期發展經濟學相比，基本上沒有取得什么進展，并且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混亂：在強調“二元經濟”、“社會分攤資本”及“需求不可分性”等概念對發展中經濟仍然適用的同時，又大談“尋租”、“交易成本分析”這些新古典理論的概念。由于對“發展經濟學的內涵及一般方法”這樣的關鍵問題認識不清，致使發展經濟學家的行為在客觀上追隨了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發展經濟學家的主流化努力，不僅無助于發展經濟學走出目前的困境，反而從根本上進一步動搖了其獨立的學科地位。
由于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長期不能取得突破，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研究只能沿著斯特里頓所說的特殊的（個別國家）方向進行。例如，有關中國農村、城市（契約）企業組織演變的個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與產權結構相比，激勵機制與經濟績效變化的關系可能更加密切。但是，即使是它的研究者也不認為這一經驗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義，因為它具有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個別國別知識與普遍知識之間聯系的進展遠遠落后于實際需求，使得發展經濟學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地位。尤其令發展經濟學家難堪的是，已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認識不斷深化的現實，實際上是在主流經濟學不斷放松前提假設的情況下找回來的。一些國家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國家卻失敗了，這是一種隨機現象呢，還是存在著某種共同的趨勢（規律）？到目前為止，發展經濟學家們似乎還沒有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由此得到的結論是，所謂的發展經濟學復興（繁榮）論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造成發展經濟學危機的因素并未消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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