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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為何明顯下降
一、歷史經驗：ＴＦＰ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國內外的各種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之所以高于改革前，關鍵在于全要素生產率（ＴＦＰ）大幅度提高。根據分析，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來源主要有四個方面：１、勞動力保持較高增長（為２．６％）；２、資本存量出現了較高增長（為９．３％），但低于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間的增長率（１１．５％）；３、人力資本（按１５歲以上就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計算）增長率為２．２％；４、全要素生產率由改革前（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的－１．９％提高到３．３－４．６％（按不同的資本或勞動權重計算），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在３３－４７％之間。上述計算結果與國際上的主要研究結論比較接近。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改革時期中國會出現經濟高增長，并不是由于資本增長明顯上升，反而是有所下降（減少了２．２個百分點），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由負變正作出重要貢獻，相對改革前提高了５．２－６．５個百分點。
二、近年來增長模式變化：ＴＦＰ明顯下降
然而這一經濟高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高增長并沒有能夠持續下去，在１９９５年之后中國經濟增長來源發生重大變化。迄今為止還沒有國內外學者對此予以分析和關注，主要原因是在分析中國經濟增長來源時，無論是選擇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間，還是選擇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期間，都暗含了一個重要假設，認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基本不變或變化不大，都是作為一個長期增長方程來討論。我們認為，這一假設對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間是適用的，但是對１９９５年以后的情形就不適用了。
首先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期間經濟增長率（８．２％）低于長期潛在增長率（９．３％－９．５％）。其次增長來源發生重要變化：一是就業增長率明顯下降，僅為１．２％，出現經濟高增長、就業低增長的情形，中國經濟吸納就業能力下降；二是資本存量高增長（為１１．８％），比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高２．５個百分點，也略高于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間的增長率（為１１．５％），結果資本生產率（等于經濟增長率減去資本存量增長率）由正（為０．５％）變負（為－３．６％），下降了４．１個百分點，表現為資本深化過程，勞動人均資本增長率高達１０．６％，是全世界各國最快的資本深化過程，幾乎比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間高出４個百分點，出現資本替代勞動、資本排斥勞動情形；三是人力資本高增長為２．８％，由于這一時期擴大了高中和高等學校招生數，２００３年中國高等學校在校生已經居世界首位；四是全要素生產率明顯下降，為０．３－２．３％之間（按資本與勞動不同的權重計算），大幅度下降了２－３個百分點。這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時期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低下，無論是資本生產率還是全要素生產率都明顯下降。
值得關注的是２００３年中國經濟形勢，ＧＤＰ增長為９．１％，已經接近長期增長潛力（為９．３－９．５％之間）；全國投資增長率為２６．７％，大大高于１９７９－２００１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率（為１０．９％），這表明，已經出現明顯的投資過熱；估計當年資本存量增長率為１５．８％（考慮了折舊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在６．３－９．５％（這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的權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降為１．１％到－１．１％之間，估計這一年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可能是負值，并與計劃經濟情形相似。這表明，２００３年盡管經濟增長率達到長期潛在增長率，還沒有出現全局性的“經濟過熱”，但是已經出現了投資過熱，投資增長率大大高于經濟增長率，不僅不能產生良好的投資效應，而且還大幅度降低資本生產率增長率，估計在為－６．７％，經濟增長率大大低于資本存量增長率，大幅度降低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顯然這是典型的“低質量、低效率的高增長、高投資”。
最近，我們采用另一項方法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數法專門研究非參數前沿生產函數模型，對改革以來不同時期的ＴＦＰ增長率及其分解分析發現，首先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期間ＴＦＰ增長率為４．６３％?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期間下降至０．６０％，如果從不同的時期看，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ＴＦＰ增長率最高（７．６５％），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期間最低，這與前面的計算結果相當一致；其次對ＴＦＰ增長率進行分解，一是技術進步分量；二是技術效率分量，結果發現，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期間技術進步減緩，技術效率下降。
這表明，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不是依靠技術進步和改善技術效率、投資效率來實現高增長，而是由高資本投入增長來驅動，重新走入低質量、高增長的路徑，明顯降低生產率，這是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是投資過熱、盲目投資的代價。如果繼續按此路走下去，不僅加劇能源和環境壓力，而且也是“得不償失”的。新一屆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要防止經濟大起大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更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
三、為什么中國ＴＦＰ會下降
為什么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期間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會下降？
根據世界銀行《增長的質量》（２００１年）提出的資產積累、經濟增長和福利的分析框架，促進發展有三種資本：有形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有形資本通過經濟增長為福利作出貢獻。人力資本通過提高其收益為增長和福利作出貢獻，因為人力資本投資諸如對教育、健康、飲用水等投資本身就會增加人民福利。同樣對自然資本投資，改善生態環境，對人民健康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也是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但是過分的依賴有形資本，或者長期執行扭曲政策，或者對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投入不足，也會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首先有形資本過度深化，投資邊際報酬遞減，投資
的盈利程度必然下降。
其次對外國投資企業實行大量的減免稅收，以低價土地、基礎設施、能源提供變相補貼，扭曲了有形資本的資源配置。
第三，資本價格（指實際貸款利率）大大低于勞動價格（指實際工資增長率和其他福利），鼓勵廠商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多投有形資本、少投人力資本。從１９９５年以來出現了國有企業資本存量大幅度增長，但是不僅不創造新增就業，而且大規模裁減在崗職工，到２００２年底中國的國有和城鎮集體單位在崗人員已經累計減少了６０００萬人，超過一個法國的總人口數?也相當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全球２０個主要國家制造業就業人員減少數（為２２００萬人）。
第四，開發自然資源的企業和部門擁有大量的資源租金，激勵過度開發，降低了使用資源的效率，１９９６年以后煤炭產量從１４億噸減少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０億噸，到２００３年上升至１５億噸，也破壞了生態環境。
第五，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降低了經濟增長對人民福利的作用。世界銀行報告認為，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迅速上升，從低于印度的水平（基尼系數為０．２０）上升到了接近美國的水平（１９９８年基尼系數為０．４０，考慮到非正常收入，有的估計基尼系數為０．５１）。中國居民總收入增加一個百分點帶來的貧困減少率下降了。有的學者發現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期間中國的基尼系數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貧富分化十分迅速。亞洲開發銀行的林伯強經濟學博士認為，改革的初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政策推動了這一進程，成為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和兩極分化迅速擴大的主要開端。他發現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期間貧困人口指數只減少了１０％，而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期間則減少了１８％。１９８５年不平等狀況較低（基尼系數為０．２３），經濟增長很有效的減少了貧困；１９９５年不平等狀況惡化（基尼系數為０．３３），經濟增長對減少貧困的效果也明顯降低。根據世界銀行的另一項研究，提出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的測量方法，不是以一個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來衡量，而是以該國窮人的收入增長率來衡量，他們發現９０年代（指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中國的平均經濟增長率與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率差異甚大。全國家庭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長率為７％，但是最窮的家庭收入增長率僅為３％，最富的家庭收入增長為１１％；盡管在９０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率和居民收入增長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是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只有４％左右。
第六，過高的治理成本和社會交易成本抵消利用三大資本的效率和效益，不是創造新增財富，而是轉移財富，也會減少經濟增長。例如在金融市場的租金到達９％，增加了企業和私人貸款的實際費用（謝平、路磊《中國金融腐敗研究：從定性到定量》）。作者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四種主要腐敗類型（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行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所作的初步估計，在９０年代后半期，僅以上四種主要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１３．３－１６．９％之間。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期間，全國法院共審結和執行各類案件４１８８萬件，平均每萬人口３２６件，比前５年增長３６％。其中全國各級法院審結一審民商案件２３６２萬件，比前５年增長２０％，訴訟標的金額３１９７１億元，增長２．４倍，作者估計這一數額相當于同期ＧＤＰ總量比例的７．２％。
四、結論：中國需要調整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意識到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明確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目標和戰略。但是在９０年代下半期中國經濟增長率低于長期增長潛力，ＴＦＰ增長率明顯下降，當中國總體上還處于中下等收入階段，確過早地進入資本深化過程，沒有能夠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更加有效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就業崗位越來越少，出現了下崗和失業高峰，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各類尋租活動十分活躍，各類社會成本急劇增加，不僅直接影響經濟增長率，而且也直接或間接影響廣大人民的福利。同時也使得經濟增長靠大量資本投入、大量消耗資源、大量排放污染，這是難以維計的。因此放棄傳統的追求經濟高增長、投資驅動增長的戰略，轉向追求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生產率驅動增長的新戰略就顯得十分重要。同時，中國還需要從低就業增長轉向高就業增長；從不公平增長轉向公平增長；從不可持續增長轉向可持續增長；進一步改善政策的質量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質量。這正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提出“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的經濟與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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