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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農業的進與退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長期動蕩，政權更替頻繁，游牧民族大量內遷，因此人們通常認為，這一時期北方經濟遭受嚴重摧殘，農業生產處于停滯和衰退狀態。（注：如李劍農先生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民戶流徙死亡，土地大片荒蕪，“黃河南北千里之地，大部分始終淪為牧場”（《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第32、48～49頁，三聯書店1959年版）。傅筑夫先生指出：“這時北方經濟區不止是衰落，而且是退化，退化為游牧或半農半牧”（《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三冊第32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毋庸諱言，戰爭確實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破壞，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一時期的政治格局，南北對峙是主要的，大約占了這一階段近400年時間的四分之三。對峙時期，南北雙方大致是以淮河—漢水為界，南北戰爭大多在這一線進行，黃河流域較少波及。十六國前期，游牧民族大舉進入，民族矛盾空前尖銳，戰爭也空前殘酷，這是北方農業真正遭受致命傷害的時期，但僅70年左右，而更多的則是相對和平的時期。由于社會環境的巨大變化，北方農業的發展也隨之發生變化，與漢代相比較，是有進有退。退，表現為由于人口流徙造成了部分土地荒蕪。但艱難的環境也促使人們為謀求生存而在農業生產領域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探索，從而推動了北方農業生產的進步。兩相對照，進更突出。一 耕作工具與耕作技術的進步
魏晉南北朝時期牛耕得到廣泛普及。我國的鐵犁牛耕產生于春秋后期，秦漢時期雖努力推廣，但尚未真正普及，“從總體上看尚未進入牛耕時代”[1]。在漢代文獻及畫像石中，兩牛牽引的二牛抬杠為主要形式。后世俗語云：“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边@是自耕農民心愿的寫照，也向我們表明，擁有30畝地才養得起1頭牛。像“漢初三杰”之一的陳平，其家庭可以說是秦漢時期小自耕農的代表，也才“有田三十畝”[2]（《陳丞相世家》）。因此普通農民是很難擁有一犋犁的，漢代牛耕只能說是在地主階級中普及。武帝后期趙過大力“教民相與庸挽犁”[3]（《食貨志》），也從反面證明了二牛抬杠制之下，普通農民牛耕實行之不廣。西晉以后單牛拉犁已很常見，在魏晉后期的壁畫中，其數量已超過了二牛抬杠。[4]不難看出，單牛方式將一犋犁的成本投入幾乎降低了一半，因此有利于牛耕的普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游牧民族進入內地也使牛的數量增加，普通農民大都能夠養得起一頭牛（詳見本文第三部分），牛耕在這一時期才真正實現了大眾化，我國農業也才真正進入牛耕時代�！稌x書·傅玄傳》言曹魏屯田：“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宮中分�！闭f明在中原地區牛耕已普遍使用。前燕慕容氏在遼河流域安置流民發展農業，也“依魏晉舊法”，對全無資產的貧民，“各給牧牛一頭”[5]（《慕容huàng＠①載記》。上個世紀后半期發掘的嘉峪關等地的魏晉墓壁畫中，有大量的牛耕圖，僅在7號墓中就有7幅，估計總數約有20余幅。其內容多為民間農耕，亦有軍事屯田，耕田者既有漢族也有鮮卑、羌、氏等少數民族。[6]這說明魏晉時期連偏僻的遼西和河西地區，牛耕也已與內地同樣得到廣泛普及。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民在農業生產工具方面最重大的貢獻，是發明了畜力牽引的鐵齒耙。鐵齒耙即《齊民要術》中多次提到的“鐵齒＠②楱”這是畜力耙最早的文獻記載（如《耕田》篇言開山澤荒田種黍jì＠③：“耕荒畢，以鐵齒＠②楱再遍耙之”）。目前我們見到的最早的畜力耙圖像資料是嘉峪關及酒泉等地的魏晉墓壁畫，最初的畜力耙皆為一根橫木、下裝單排耙齒，人站在上面很不穩便。例如6號曹魏墓出土的耙地畫像磚，畫面中一婦女揮鞭挽繩蹲于耙上，耙tíng＠④下裝有許多耙齒，一頭體型健碩的耕牛在驅趕吆喝聲中奮力拉耙耙地，驅牛女子長發飄逸，使整個畫面更平添了幾分生氣。[6]嘉峪關及河西地區的耙地畫像磚共計約10余幅，由此看來，畜力耙雖剛發明出來不久，但普及速度還是相當快的。
在牽引器具上，魏晉時期已使用繩索軟套，并可能出現了框式耙。學術界通常認為，“當時還沒有使用犁索”。至唐代曲轅犁才使用軟套[7]（p246，318）。但在《甘肅酒泉西溝魏晉墓彩繪磚》[8]（p54）中有兩幅單牛耙地圖，其中一幅為常見的單牛雙轅牽引的單排齒耙，另一幅則非常特殊：圖中一肥碩健壯之黃牛在拉耙耙地，牽引器具不是常見的長直轅，而是兩條繩索，由于正在行進中，繩索被拉緊繃直，如兩條筆直的平行線。耙后面的操作者，兩手各操一韁繩馭牛，左手近身，其繩松弛；右手前伸，其繩拉緊，似在馭牛右轉彎。四根繩索都非常清晰，不可能產生歧義，故其連在耙上的兩根繩索，只能是牽引農具的軟套。所用農具為兩平行橫木，其下不知何故沒畫耙齒，但從農具的發展過程看，后世只有框式耙而無框式耱，而且框式耙還兼有耱的平土功能，因此該農具不可能是耱而可能是耙（《彩繪磚》亦將此圖命名為“牛耙”）。軟套的發明使農田耕作真正實現了靈活快捷、操作自如；框式耙使耙地作業平穩安全，碎土效果更好，兩項發明一直為后世沿用。
在筆者所見兩漢魏晉南北朝五、六十幅耕作圖像中，軟套和框式耙都是第一次出現，應當是剛剛問世的新工具、新技術，而西溝墓這幅繪畫實際上是其推廣圖。在魏晉農耕壁畫中，從衣著、服飾、發型及舉止看，耕作者皆為下層各族農民和屯田士卒，而惟酒泉西溝磚畫中的主人公與眾不同，其人面部端莊，臉型寬厚，眉目清秀，五官端正，為富貴之相。他衣服寬大、工整、平服，看得出是用料精細、做工考究，腰間飾以寬帶但不束緊。頭部發結之上有一十分典型的飾物，造型流暢極具美感，具有魏晉士人和文官的風度。[8]（p54）因此這幅磚畫可能就是當地官員士人在發明或推廣新式軟套和框式耙。
北魏時候北方人民還發明了短轅的蔚犁�！洱R民要術·耕田篇》載：“今自濟州以西，猶用長轅犁、兩腳耬。長轅耕平地尚可，于山澗之間則不任用，且回轉至難，費力，未若齊人蔚犁之柔便也。”從行文邏輯和內容看，蔚犁能夠適應多種地形，是一種性能先進的短轅犁，對唐代曲轅犁的出現，具有啟迪作用。
黃河流域重要的耕作工具還有耱。耱為長條狀方木，能夠磨碎表層土塊、平整土地。畜力牽引的耱最早見于山東滕縣漢畫像石，且只有一幅。在河西魏晉墓壁畫中，耱地圖像則有多幅，其方式既有雙牛亦有單牛。耱在《齊民要術》中被稱為“耢”，在《耕田》篇和一些主要作物的介紹中，賈思勰多次提到耢。但耢只能磨碎表層土塊，耙才能破碎深層的臥垡和大塊的坷垃，因此畜力耙出現之后，與牛耕和畜力耱相結合，形成耕—耙—耱旱作技術體系。這一體系的誕生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標志著中國傳統的旱作農業技術經過數千年的發展，至北朝時已經成熟。[7]（p265，583）這一體系為后世沿用至今，也顯示了它的科學性和生命力。
二 精耕細作的繼承和發展
所謂精耕細作，主要是通過加大對土地的投入，以獲取更多的產出，提高單位面積的效益。（注：精耕細作的范疇十分廣泛，學術界研究的視角也各有不同，如有學者從北方人口的數量與分布研究北方農業的精耕細作，見高原《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農業耕作方式與人口關系之探討》，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1期，本文只重點談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精耕細作技術出現于春秋戰國，至兩漢已是成果豐碩。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口流散，荒地較多。但
人們對土地的經營并沒有因此而轉向粗放，在指導思想上仍然主張精耕細作，反對廣種薄收；一些通曉農業的統治者也在實行有利于精耕細作的政策。如《晉書·博玄傳》談到曹魏政府對土地的管理，是以“不務多其頃畝，而務修其功力”為原則，一些認真貫徹的地方還取得“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數十斛”的較好收益。并對晉初“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和“耕夫務多種而耕hàn＠⑤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的情況提出批評，指出：“其病正在于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辟Z思勰繼承了前人精耕細作的思想，他在《齊民要術》篇首中道：“凡人家種田，須量己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而當時北方亦有“頃不比畝善”的農諺，賈思勰的解釋是“謂多惡不如少善也。”這說明精耕細作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首要措施是區種法。區種法是西漢農學家汜勝之在認真吸取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齊民要術》全面繼承并有所發展，在《種谷》、《種大豆》、《種麥》、《種瓜》、《種瓠》、《種芋》諸篇中，賈思勰詳細介紹了這些作物的區種技術。首先，區田法構思細致縝密，科學合理，獨具匠心，體現了作者精耕細作的本意。其次，從整地作區、挖坑松土到施肥下種、踏實保墑，這一系列作業比普通的大田種植，都是額外增加的，并且生產全過程統用人工，比普通種植法要多投入數倍的人力。據有關研究，魏晉南北朝北方一個成年男子可耕種土地40—50畝。[9]而在區種法中，一個丁男種粟才“治十畝”，種麥亦“治十畝”，大豆僅“治五畝”。兩種耕種方式每畝投入的人力懸殊數倍，這說明區田法的確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種植方式。復次，上中下三種情況的區田，畝產量分別為100石、51石、28石，這只是小面積試驗田的結果，而百姓規模種植的實際產量，汜勝之測定的結果是美田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從漢代到北魏北方旱糧作物畝產量一直在3石左右[10]（p147），這樣，就平均而言，區種法比普通種法畝產量增長了大約3倍，是單位產量最高的種植方法，顯示了精耕細作的巨大潛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社會動蕩，但區種法的實際卻可能高于漢代。《齊民要術·種谷》篇說：“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又說：“凡區種，不先治地，使荒地為之�！币驗檫@一時期荒地較多，而區種法對土地并沒有特殊的要求，荒地、薄地及高低不平的丘陵山地均可實行區種，且不用牛耕，故對廣大無牛少地的貧苦農民最為實用。再者，魏晉南北朝氣候寒冷降水減少，旱災頻生，區種法深翻土地強化保墑，具有較強的抗旱能力，也為一些關心國計民生的政治家特別關注，并通過行政手段推行。如曹魏后期名將鄧艾在淮河流域和關隴地區屯田，“值歲兇旱，又為區種”，“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由于鄧艾作為最高統帥能“手執耒耜，率先將士”，因而區田推行得十分成功。[5]（《段灼傳》）；[11]（《鄧艾傳》）十六國時期，前秦苻堅也曾“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5]（《苻堅載記》）。故北方百姓多曉習區種法，如河內人郭文“永嘉之亂”后南渡到吳興余杭，在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仍不忘“區種菽麥”[5]（《郭文傳》）。北魏西兗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試為區田，收粟二十六石”。大面積的區田10畝可與普通種法40畝的收成相當，這對無牛少地的貧苦農民意義重大，故賈思勰說：“少地之家，宜所遵用之。”[12]（《種谷》）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狀況，都使北方人民更多地考慮區田法。
在魏晉南北朝農業中，蔬菜種植的土地利用率最高。這一時期的蔬菜種植業，廣泛應用復種、間作、套種、作畦技術。這一時期的蔬菜種類增加，品種更多，播種期皆有各自的要求，不像糧食作物那樣集中，在《齊民要術》中，除了十一月和臘月，蔬菜全年有十個月可下種。因此，在同一塊菜地上一年可以有多次收種，土地復種率較高。如蔓菁，一年可收多次：幼苗期其葉可作青菜，人們便“剪訖更種，從春至秋得三輩”。收取蔓菁根，則在六月中旬下種，“十月冰凍”時收獲。需于次年收取種子的蔓菁，則仍保留于土中，冬天蓋草防凍，來年春天發芽開花，四月收獲種子。[12]（《蔓菁》）又如葵菜，亦是可全年在田的作物，據《齊民要術·種葵》篇記載，從初春到十月底皆可下種，“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奔赐惶飰K一年可收種三次。胡荽的情況與葵相似，春、夏、秋三季皆可播種。[12]（《種葫荽》）北魏時期的蔬菜套作和間作，《種蔥》篇提到蔥地中可套種胡荽。《種瓜》篇記載在區種瓜田中種薤，“至五月瓜熟，并可拔賣之，與瓜相避”。還載“又種小豆于瓜中，畝四五升，其藿可賣”。這是典型的間作。薤與瓜在春天初生時苗小株遠，五月份薤菜成熟時，甜瓜放秧但尚未完全將地罩嚴，整個生長期間兩者一直互不影響。而小豆生有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不與瓜苗爭肥，可為瓜田增收，致“畝收萬錢”，這都是成功的間作范例。
這一時期蔬菜種植向精耕細作發展，還表現在普遍實行畦種。《齊民要術·種葵》篇記載了作畦及下種的方法：“畦長兩步，廣一步（大則水難均，又不用人足入）。深掘，以熟糞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鐵齒耙耬令熟，足踏使堅平；下水，令徹澤。水盡，下葵子，又以熟糞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余�！辟Z思勰隨后注釋道：“凡畦種之物，治畦皆如種葵法�！痹凇斗N韭》篇又說：“治畦，下水，糞覆，悉與葵同�！笨芍斗N葵》所言是標準的作畦法，而所達到的精耕細作程度，當代也不過如此。畦種法對灌溉要求較高，北方種菜主要依靠井灌滿足要求。賈思勰在《種葵》篇說，在大城市近郊可以“負郭良田三十畝”大規模種植冬葵，“于中逐長穿井十口”，井上設桔槔和轆轤。長條形地作井一行，方正土地可安排二到三行，井位要對正，距離要相當，保證所有菜畦都能澆上水，以獲取土地利用的最大效益。
這一時期。播種技術得到很大的提高。漢代北方旱作栽培管理技術的成就主要是確立了一些框架性的基本技術，魏晉南北朝則在完善和提高上做出了諸多新的貢獻。
《齊民要術》在中國農業史上首先提出了測定種子發芽率的方法�！斗N麻》篇向人們推薦用口含方法測定白麻子的好壞，言“白麻子為雄麻，顏色雖白，嚙破枯燥無膏潤者，秕子也，亦不中種。市糴者，口含少時，顏色如舊者佳；如變黑者，”。這里講的是兩種情況，前者用牙齒去除麻子外殼，咬破種仁，根據其含油多少，確定其是否為不具備發芽能力的秕子；后者是以口含后的顏色變化區別其好壞�！斗N韭》篇勸人們到市上買韭菜種子宜先做測試，“以銅鐺盛水，于火上微煮韭子，須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郁矣”。
《齊民要術》又提出浸泡催芽法。糧食作物中惟稻需要催芽，《水稻》篇曰：“凈淘種子（浮者不去，秋則生稗），漬經三宿，漉出，內草chúan＠⑥（草編或竹編之容器）中之。復經三宿，芽生。長二分。一畝三升擲�！薄逗档尽分械姆N子處理，亦采取同樣方法，只不過要求芽略短一些，以利耬耩。這種水稻催芽法由于簡便易行，一直為后世沿用。
這一時期在作物播種期確定方面也有新的進展。我國傳統農業歷來重視農時，兩漢時期大多數作物都有了播種期的記載，但線條較粗，比較模糊。以禾粟為例：
《fán＠⑦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
種禾�！�
《說文》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謂之禾�！�
崔shí＠⑧曰：“二月三月，可種植禾。”
在《齊民要術》中，已把粟、黍、稷、春大豆、小豆、大麥、小麥、水稻、旱稻、麻、麻子、胡麻、瓜等作物的播種期由月具體到旬，并有了“上時”、“中時”，“下時”之分�！吧蠒r”是播種最適宜的時間，“中時”次之，“下時”最次。仍以禾粟為例，《種谷》篇載：“二月上旬及麻、菩楊生種者為上時，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花為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錇橄聲r�！比龝r的出現，對農業奪取高產更具指導意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氣候進入寒冷時期[13]，對北方農業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面對氣候變冷導致霜期提前、作物生長期拉長等情況，北朝人民采取提前播種的辦法。如粟，在西漢是三月份初播，而在《齊民要術》中，首播時間已提前至二月上旬；大豆的首播時間也從漢代的三月提前到二月中旬。[14]“上時”、“中時”、“下時”的劃分，可以說也有應對氣候變冷的成分。
三 畜牧業的發展與北方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北部和西部先后分布著匈奴、鮮卑、羯、氐、羌、高車、柔然等游牧民族，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與內地發生密切聯系，因此在我國北方農業中，一直含有較多的畜牧業成分。司馬遷在談及全國各地的物產時說：“龍門碣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睆V闊的內地則是“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2]（《貨殖列傳》）。畜牧業本來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門類，但上述情況顯然不同于游牧地區那種單純的畜牧業，而是一種基于農業、包含于農業的經濟成分。
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基于農業的畜牧業其發展達到了頂點。讓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這一時期北方畜牧業隨著游牧民族進入而發展的軌跡。三國時期，匈奴已進入華北，曹魏模仿漢代的五屬國，將進入山西的匈奴分為五部進行統治。十六國時期，“五胡”大舉進入內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淝水之戰”后，鮮卑拓跋氏崛起于代北，439年統一北方，其后孝文帝遷都洛陽，更多的鮮卑人來到中原腹地，這是漢唐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游牧民族內徙。一批又一批的內遷民族帶來了一批又一批牲畜。
此外，北魏150年間不斷地征討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高車、柔然諸部，擄掠的牲畜也極為可觀。據《魏書》的本紀及高車、蠕蠕、西域等傳，獲取百萬頭（匹）以上的行動就有6次，如登國六年（391）破匈奴衛辰，得“名馬三十余萬匹，牛羊四百余萬頭，班賜大臣各有差”。又如神＠⑨二年（429）擊柔然獲戎馬百余萬匹，擊高車獲馬、牛、羊百余萬匹。北魏本來就是游牧民族，在歷次戰爭中又有數以千萬計的俘獲，故其畜牧業已超過漢唐兩代，[15]（p351—352）北方農業區的畜牧成分也于此時臻于極盛。
民間畜牧業的發展亦達于頂峰。《魏書·爾朱榮傳》言其在秀容（今山西原平縣南）的牛羊駝馬，“色別為群，谷量而已”。如果說爾朱榮的牲畜多至不可數而以山谷統計數量是個別情況，那么廣陽王元深任恒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則反映的是民間馬匹之多[16]（《廣陽王深傳》）。而牛在普通百姓中可能比馬更普遍，以至政府經常下令征發。如泰常六年（421）“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笔脊舛辏�425）“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16]（《太宗紀》，《世祖紀》）。這種“大牛”不同于中原傳統的耕牛，顯然是鮮卑拓跋部培育出的優良品種然后隨主人進入內地的，政府作為賦役征發，說明北魏前期“大�！痹诿耖g就已比較普遍。在以后實行的均田制中有丁牛受田的條文，在相應的租調制中則規定“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16]（《食貨志》）。這顯然是在耕牛比較普遍的基礎上制定的。羊的飼養量也在增長，賈思勰在《齊民要術·養羊》篇談種青茭時，以“羊一千口者”為例，這個數字在地主經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從以上資料中的基本數字看，北朝內地的畜牧業已是漢代“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的數倍，其成就已絕非漢代所能同日而語的了。
漢代種植業比重大，魏晉南北朝時期畜牧成分增加。如何看待這一變化？論者或以為是對北方農業生產的破壞。但從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看，這一變化應是北方農業的一次重大經濟結構調整，這一調整順應了當時社會的發展變化。
首先，有利于北方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眾所周知，中國傳統農業是一種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土地用于經營種植業，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口，吸附更多的勞動力，創造最高的產品總量，養活更多的人口；用于從事畜牧業，則以很少的人力即可經營大面積的土地。漢唐兩代，北方人口滋盛，形成了中國人口史上兩次高峰，社會面臨巨大的人口壓力，因此發展種植業是漢唐社會的必然選擇。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社會動亂，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的情況時有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擴大畜牧業可以把荒地荒山盡快利用起來，故不失為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的有效對策。當然，這種擴大又必須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即不與種植業爭地。像元初蒙古貴族在華北強占良田改為牧場，確實對農業生產造成了破壞。但北魏不是這樣，鮮卑人進入中原后迅速漢化，轉向定居的農業生活，將農田變為牧場的情況極為少見，因此對農業的破壞也就無從談起。
其次，順應了北方耕作方式的變化，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這一時期北方盡管人口減少，但仍在“寧可少好，不可多惡”思想指導下，堅持精耕細作，于是勞動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再加上氣候變冷的因素，因此北方土地的種植方式，或為一年一作，或實行休耕制，即種一年休閑一年乃至二年，若再算上荒地，土地閑置率約在50％以上。休閑土地和荒地上長滿野草，實為天然牧場，北方人民利用閑置土地進行放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再次牲畜踐踏放牧過的土地，土壤肥力也會有所提高。《耕田》篇引《汜勝之書》言杏花開時春耕先耕輕土，“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則牲畜踐踏又具有改良土壤之作用。此外，據《齊民要術》記載，一些作物的生長過程中，也常常需要牲畜踐踏。如《旱稻》篇言播種之后，“其土黑堅強之地，種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履踐之”�！斗N葵》篇則言為幫助冬葵萌發，“正月地釋，驅羊踏破地皮，春暖草生，葵與俱生”。賈氏還專門作注曰：“不踏則枯涸，皮破則膏潤�！眲t羊群踐踏具有保墑作用�！斗N棗》篇亦言大片的棗樹栽種之后，“欲令牛馬履踐令凈”。
最后，有利于農業增收和人民致富。牲畜繁殖很快，因此畜牧業增值也快。早在春秋時期，被后世尊為“治生祖”的陶朱公范蠡，就把“欲速富，畜五zí＠⑩”作為“致富之術”向人們推薦。[12]（《序》）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列舉了一系列收益可與千戶侯等的致富途徑，并稱之為“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得收”的“富給之資”，其中畜牧業排在最前面。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把他們的經驗多次加以引用和重申，并根據牲畜繁殖和市場物價。得出“一歲之中，牛馬驢得兩番，羊得四倍……用二萬錢為羊本，必歲收千口”的結論。[12]（《貨殖》，《養牛馬驢騾》）這一結論既是現實的總結，同時也使致富的途徑更加具體、更加明確，更具可操作性。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正常的商業利潤一般在20—50％，魏晉南北朝時期商業的發展遜于漢代，商業利潤一般不
會高出漢代。兩相對照，畜牧業的利潤比普通商業要高，比種植業就更高得多了。由此可以說，因地制宜地發展畜牧業，是這一時期北方農民致富增收的最佳途徑。
綜上所述，可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農業，其生產工具和耕作栽培技術繼承了漢代的成就并有重大創新與發展，這一領域中的生產力水平高于兩漢，并帶動了勞動效率的提高。農業中畜牧成分的增加是對土地荒蕪情況的適應性變化，而非停滯和倒退。由于戰亂和人口的流徙，北方農業的規模和經濟總量或許低于漢代，但糧食單產和人均、戶均產值則有可能超過漢代。（注：高原在分析計算后提出：魏晉南北朝“高額畝產量超過漢代，一般畝產量與漢代持平”�！段簳x南北朝北方農業耕作方式與人口關系之探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1期。）在正常年份，由于畜牧業的補充，農民的收入會有所增加。北方農業的進步，為隋統一南方和隋唐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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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朱大渭.六朝史論[M].北京：中華書局.1998.
[16]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4.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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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字左钅右漏去氵
＠③原字左禾右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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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原字上鹿下加
＠⑩原字左牛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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