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移民與六朝時期珠江三角洲的經濟開發

漢族移民與六朝時期珠江三角洲的經濟開發

　珠江三角洲位于廣東省中南部，其地理范圍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說法，本文所論，乃是廣義的珠江三角洲，其西、北、東頂點直抵高要、清遠和惠東，大體上包括廣州、佛山、中山、珠海、深圳等近30個市、縣。珠江三角洲的開發有著悠久的歷史，其新石器時代文化既有自己的特色，又體現出與江南地區的密切聯系。春秋戰國時代，東南沿海的吳、越之民大量遷入，加之在中原文化尤其是長江流域楚文化的強烈影響下，先進的青銅器及其制造工藝由北方傳入珠江三角洲，促使其社會性質逐漸向奴隸制過渡。秦漢時期是珠江三角洲開發的新起點，秦始皇以謫徙民與越人雜處，實際上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鄰近地區。秦置嶺南三郡，唯在珠江三角洲所在的南海郡置尉以典之。《水經·＠①水注》云：“秦并天下，略定揚、越，設東南一尉、西北一侯，開南海以適徙民。”漢武帝平南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人的南遷。漢族移民帶來了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加之不少開明的地方官吏對后進的少數民族進行教化，傳播封建文明，使珠江三角洲等地進入了封建化的社會階段。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以及廣州造船工場遺址所顯示的生產能力，充分表明了其農業、手工業發展水平。番禺作為我國南方著名的經濟都會，與中原、巴蜀和江南均有道路相通，聯系相當密切。這些都為六朝時期的開發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移民作為珠江三角洲開發的動因之一，一般認為，秦始皇時代是一個高潮，而宋代的規模似乎更大。（注：參見何維鼎：《宋代人口南遷與珠江三角洲的農業開發》，《學術研究》1987年第1期。）六朝時期，嶺北漢族人民大量遷入該地，充實了其經濟開發的基本力量。與此同時，六朝政權采取了一系列較為積極的政策措施。因之，珠江三角洲的經濟開發又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
　　關于移民的解釋，筆者比較贊同葛劍雄先生的看法，即：具有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居住了一定時間的遷移人口。（注：參見葛劍雄等：《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據此，六朝時期珠江三角洲的漢族移民，就其遷入原因和方式來看，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是躲避戰亂。漢末吳初，中原軍閥混戰，汝南人程秉、沛郡人薛綜先后避亂交州，后二人俱從學劉熙。（注：參見《三國志》卷53《程秉傳》、《薛綜傳》。）而劉熙也是因避亂到交州，“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注：（明）區大任：《百越先賢志》卷3，叢書集成初編本。）宣統《東莞縣志》卷九載：“邑本晉郡，永嘉之際，中州士人避地嶺表，多止茲土，衣冠禮儀之俗實由于此。”晉愍帝建興三年(315)，“江、揚二州經石冰、陳敏之亂，民多流入廣州，詔加存恤”。（注：（晉）黃恭：《交廣記》（該書久佚，參見（清）同治《番禺縣志》卷20引（明）黃佐《廣東通志》）。）按晉代廣州之轄境甚廣，但從當時主要交通線路分析，江、揚二州之民戶南流，很可能大部分進入了珠江三角洲。又《陳書·徐伯陽傳》載，東海人徐伯陽，梁大同中為侯官令，因避“侯景之亂”浮海南至廣州，依于廣州刺史蕭勃。吳興人章華以同樣原因游嶺南，習業于羅浮山寺，后被廣州刺史歐陽ｗěｉ＠②署為南海太守。（注：參見《陳書》卷30《章華傳》。）《陳書·袁敬傳》亦稱：“江陵淪覆，流寓嶺表。高祖（陳霸先）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ｗěｉ＠②”。
　　其二是統治者內部斗爭。《宋書·褚叔度傳》載，桓玄篡晉失敗后，其余黨逃入嶺南，“開山聚眾，謀掩廣州”，人數自當逾千。《晉書·王機傳》載，長沙豪族王機為爭做廣州刺史，“遂將奴客門生千余人入廣州”。晉宋之際，王室多艱，瑯邪臨沂人王叔之與兄伯之“共將家口逾嶺相依”，因愛羅浮丘壑之勝，遂筑室于鳳凰洞之南。（注：參見（清）乾隆《博羅縣志》卷11。）
　　其三是起義軍轉戰。如晉末盧循起義，“劉裕討循至晉安（今福州附近），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注：《晉書》卷100《盧循傳》。）五年后，盧循越嶺北上。劉裕派孫處從海道襲番禺時，其守兵猶有數千。孫處或不至于把數千守兵殺得一干二凈，是則有不少留在當地。
　　其四是逃避賦役。《晉書·庾亮傳》稱：“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宋書·徐豁傳》云，宋元嘉初，始興都漢人“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遏接蠻、俚，去就益易”，逃入珠江三角洲北部山地俚區的當亦不少。
　　其五是為官。因做官而進入珠江三角洲的漢人，包括廣州刺史及郡、縣長官等。如吳時呂岱，晉時的王機、陶侃、吳隱之等，劉宋時的劉謙之、宗愨、劉悛等，南齊時的劉敕、王恩、蕭季敞等，梁時的樂藹、蕭映、蕭勃等，陳時的歐陽ｗěｉ＠②、馬靖、陳方慶等，先后擔任過廣州刺史。為官進入珠江三角洲者，其家小、屬吏大多隨行。如陳霸先原籍潁川，其祖上在永嘉時南渡，居于昊興。梁大同中，蕭映為廣州刺史，陳霸先即以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注：參見《陳書》卷1《高祖本紀上》。）
　　其六是流徙。《三國志·吳書·薛瑩傳》載，孫皓時，薛瑩督萬人鑿圣ｘī＠③以通江淮，無功罷還，后被追查下獄，徙廣州。同書《虞翻傳》亦云，會稽人余姚虞翻，曾為吳騎都尉，因觸怒孫權被流徙交州，居南海講學授徒。《宋書·謝景仁傳》稱，謝緯與其舅范曄謀反，因尚宋文帝女，“免死徙廣州”。
　　此外，還有多種情況。如東晉咸和初，葛洪“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遂將子侄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注：《晉書》卷72《葛洪傳》。）馮融的祖父馮業，“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注：《隋書》卷80《譙國夫人傳》。）
　　從上述情形分析，六朝漢人遷入珠江三角洲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其間又出現了四次高潮。一是孫吳時期。漢末因豪強兼并土地，農民紛紛破產，特別是黃巾起義失敗后，軍閥混戰，中原地區出現了“數百里中無煙火”的慘狀，百姓被迫南下求生，流入巴蜀、荊州和江南一帶的不少。這些地方均與嶺南相接，當有不少漢人繼續南遷入珠江三角洲。吳初出現了第一次高潮。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北方戰亂，江東局勢不穩，曹操揮戈南下，揚言要與孫權“會獵于吳”，人心恐慌，轉而南徙者增多。劉熙、程秉、薛綜等名士大致都是在此時由中原輾轉遷入珠江三角洲的。二是西晉時期。西晉末年，匈奴人劉淵起兵建國，洛陽、長安相繼失守，晉室南移，司馬睿稱帝建康，北方士族豪強和普通百姓紛紛移居江南。史載：“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注：《資治通鑒》卷89。）此后，在十六國混戰更迭的過程中，北方漢族又陸續南遷，其間兩晉之際和東晉末年分別形成漢族移民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永嘉之亂”以及席卷長江流域的李特、張昌、杜ｔāｏ＠④流民起義，席卷長江中下游和三吳地區的孫恩、盧循起義，統治者的內亂如桓玄篡晉等，都成為漢人遷入珠江三角洲的誘因。而且，由于三吳地區賦役沉重，百姓不堪忍受而逃亡到珠江三角洲的也很多。三是南朝時期。當時南北對峙已成定局，長江流域比較安寧，但因統治階級兼并土地的情況日益嚴重，豪強跨州連郡，貧者無立錐之地，故歷宋、齊、梁三朝130余年間，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遷入珠江三角洲者可能不在少數。特別是梁末“侯景之亂”爆發后，戰火燃遍長江中下游及三吳地區，造成極大破壞。史稱：“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

者涂地。”“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注：《南史》卷80《侯景傳》。）侯景叛軍所到之處，燒殺掠奪無所不用其極。建康城中十余萬人口，經侯景屠城，存者才二三千人。（注：參見《魏書》卷98《蕭衍傳》。）梁宗室之間的爭戰和北齊、北周的渡江南侵又接踵而至。于是，以“侯景之亂”為起點，漢族移民又出現了第四次高潮。
　　與前代相比，六朝珠江三角洲漢族移民有自身的特點。首先，取道海路南遷的逐漸增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六朝政治中心偏處東南，政治中心往往不僅是政治斗爭的策源地，而且是賦役比較沉重的地區，這些都成為漢人南遷的誘因。另一方面，造船技術的進步和航海經驗的積累，又為漢人取道海路南遷提供了條件。其次，由江南遷入的漢人逐漸增多。六朝以前，漢人多直接由中原遷往嶺南。而此時則因南遷入江南之民漸多，他們在江南定居一定時期后，由于形勢所迫，再行南遷進入珠江三角洲等地。再次，自發的遷徙逐漸增多。六朝以前，統治者出于開疆拓土需要而進行的強制性移民較為常見，如秦始皇向嶺南的大規模移民。六朝以來，除了為官和流徙者外，漢人南遷較少與政府發生直接聯系。最后，舉宗舉族遷徙的有所增多，六朝時期，由于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及蔭戶制度的產生，豪強士族南遷時，大多率宗族、賓客和鄉黨同行。如《陳書·蕭引傳》載，“侯景之亂”爆發后，蕭引與弟彤及宗親等百余人奔嶺表，即是明證。
　　劉希為、劉磐修二先生在《六朝時期嶺南的開發》（注：載《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曾推斷，漢末三國百余年遷徙嶺南的人口總數為778,474。但六朝時期，究竟有多少漢人遷入珠江三角洲，由于史料缺乏，卻很難做出準確回答。當然，我們通過對人口數目的比較，仍可約略地推測出當時漢族移民的規模。西晉太康元年(280)，珠江三角洲屬廣州，跨屬于始興、南海、蒼梧、高涼、高興五郡，其基本范圍在四會、新夷、番禺、增城、博羅、中宿、高要、思平、海安九縣之內。（注：參見《晉書·地理志》；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因當時人口統計只到郡，今姑以平均數推算各縣之人口。據《晉書·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15，算出珠江三角洲戶數為3054。又據同書甲表13，知太康元年每戶平均人口數為6.57，由此得其總人口數為20,065。到劉宋大明八年(464)，珠江三角洲跨屬于湘、廣二州，南海、高涼、新會、東官、綏建、宋熙六郡，領縣約33個，總計有戶13,263，口71,705。（注：參見《宋書·州郡志》；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1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與前者相比，增戶10,209，口51,640。據王育民先生研究，西晉太康初相當于劉宋統治地域的各州郡國，有戶1,331,305，劉宋僅及其67.7%。（注：參見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頁。）而在珠江三角洲，劉宋時的戶數卻為西晉的434.3%，即增長了三倍多。從珠江三角洲主要所在的廣州來看，西晉太康元年有戶43,140，劉宋大明八年為49,726，只增長了15.2%。（注：參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15、甲表17。）由此可見，珠江三角洲的戶口增長率遠遠超出了其所在區域的平均水平。另外，從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在全國所占比重來看，西晉太康元年為1.23‰，隋大業五年(609)為2.89‰，歷經320多年，比重提高了一倍多。（注：參見《晉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15、甲表22。）這也表明了珠江三角洲人口不斷增長的大趨勢。
　　地方行政機構的增置，是六朝政權開發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措施，同時也反映出該地區人口增長的情況，因為中國古代的郡縣設置，人口數亦是其基本依據之一。東漢時期，珠江三角洲隸交州刺史部，跨屬于南海、蒼梧二郡，中宿、四會、番禺、增城、博羅、高要六縣。三國吳時所跨屬州、郡、縣數目分別為1、3、8；東晉、宋、齊、梁、陳均跨屬于二州六郡，其中東晉、宋、齊所跨屬縣數已分別達到10、33和34。（注：吳、梁、陳，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四冊；東晉，據《晉書·地理志》；宋，據《宋書·州郡志》；齊，據《南齊書·州郡志》。）由此可以看出，漢末吳初、晉宋之際乃是漢人遷入的重要時期。梁陳之際雖然縣數缺載，但我們從大量的事例中已獲得了其作為漢族移居高潮的信息。其中很多地方行政機構，即為安置流民而設。《宋書·州郡志》“廣州新會太守”條載：“文帝元嘉九年(432)，割南海、新會、新寧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縣。”南海、新會瀕臨珠江口，其“新民”在很大程度上當是從海道新來的漢人。如前述馮業率其家族南渡，即留居新會。又同書“宋熙太守”條亦載：“文帝元嘉十八年(441)，以交州流寓立昌國、義懷、綏寧、新建四縣為宋熙郡。”為了加強對流民的管理，政府在州內設置了流民督護。東晉的杜慧度、杜弘文父子都是先做流民督護繼為交州刺史的。（注：參見《宋書》卷92《杜慧度傳》。）鑒于戶口嚴重脫籍的情況，六朝政府也曾進行過清理，《三國志·吳書·孫皓傳》就有“科實廣州戶口”的記載。
　　六朝時期，珠江三角洲居住著漢、俚、僚等民族。一般說來，漢族移民由于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加上其社會經濟條件的先進性及由此產生的對較落后的土著居民的種種強制，其中當然包括武力的征服，大多聚居在自然條件相對優越一些的平原地帶；而當地土著居民俚人和僚人，則主要分布在三角洲周邊丘陵和臺地。六朝文獻的記載大體上反映了這一情況。吳人萬震《南州異物志》云：“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郁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據此，俚人約分布在今廣西東南部的郁江、潯江及廣東西部的西江以南至南海海域的廣大地區，高涼郡（今陽江一帶）則是其中心。也就是說，珠江海灣以西的三角洲地區有俚人分布。又《宋書·徐豁傳》有“中宿縣俚民課銀”的記載，按中宿縣在今清遠西北，是則三角洲北部山地亦有俚人分布。僚人的單獨記載不多見，史籍常以“俚、僚”并稱。如《南齊書·州郡志》載：廣州“雖民戶不多，而俚、僚猥雜”。《南史·夷貊傳》亦稱：“廣州諸山并俚、僚，種類繁熾。”這反映了俚人多與僚人雜居的情況。關于漢、俚、僚等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學者已多有述及。（注：參見陳長琦：《漢唐間嶺南地區的民族融合與社會發展》，《華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
　　六朝珠江三角洲的漢族移民，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以定居為目的，或者實際上最終在該地定居的人口遷移，逃避戰亂和賦役者多屬此類。其數量大，遷移時間、地點較為集中，具有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基礎，影響較為深遠。另一種是臨時性的人口遷移，為官和流徙者多屬此類。其數量較少，流動的時間、地點分散，一般影響較小。移民的成分是十分復雜的，既有封建官吏、士族豪強，也有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更有廣大普通農民和佃客、部曲，還有煉丹道士、流徙罪犯等等，社會階層相當廣泛。這些人對珠江三角洲開發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不僅增加了勞動力，帶入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而且傳播了先進的文化知識，促進了民族融合和經濟社會發展，加快了土著諸族進步的歷史

過程。
　　  二
　　六朝時期，珠江三角洲沖積平原的面積逐漸擴大，為大批漢族移民提供了用武之地，珠江口沿岸地帶逐步得到開發。三國時，吳設平夷縣于珠江口之西，西晉時更名為新夷。東晉成帝咸和六年(331)，更置東官郡于珠江口之東。南朝宋另設盆允縣于今新會之北，并作為新建新會郡郡治。齊時東官郡徙治懷安，原地改設寶安縣。梁時博羅縣移至今東江邊新址。這一時期眾多的墓葬材料也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如1980-1990年十年間，深圳共發現古墓葬220座，其中屬于先秦的3座，漢代主要是東漢的15座，東晉南朝的152座，隋、唐、宋、元各代的21座。（注：參見黃崇岳、文本亨：《深圳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1990年第11期。）東晉分立東官郡，轄六縣（合寶安），郡治、寶安縣治同設在深圳南頭，使這一帶逐步得到開發。居住在珠江三角洲的俚人，由于耕作方式的變革及“逃亡入蠻”的漢人影響，“巢居崖處，盡力農事”，使農耕區由沖積平原逐漸擴展到深山腹地及僻遠地區。《宋書·徐豁傳》載，元嘉初，始興太守徐豁上表，主張將中宿縣俚民課銀改為“計丁課米”，可見其已是國家編戶之民。《宋書·州郡志》中還記載有因少數民族歸化而設立的郡縣，如廣州新會郡的封樂縣，“文帝元嘉十二年(435)，以盆允、新夷二縣界歸化民立”。所謂“歸化民”，即指通過招撫與征討后編入國家戶籍的俚、僚等少數民族。編入國家戶籍，也就意味著其居住地區的開發。對于編戶之外的土著諸族，六朝政權為加強統治，便推行羈縻政策。
　　為了鼓勵人民從事農業生產，六朝政府對珠江三角洲等地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史載其田租及賦稅只相當于內地的一半，甚至更少，徭役也很有限。（注：參見《晉書》卷26《食貨志》；《宋書》卷97《夷蠻傳》。）派至當地的一些官員為了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如《宋書·徐豁傳》載，徐豁不僅在郡界內推行類似屯田的“大田”制度，而且上書宋文帝減輕大田武吏、郡領銀民及中宿縣俚民所受的剝削。
　　珠江三角洲農業生產條件較好，生產技術自秦漢以來一直居于嶺南前列，從佛山和廣州漢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來看，已經相當平整。（注：參見《廣東考古結碩果，嶺南歷史開新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故推測其已用耙來平整稻田，農業生產進入精耕細作階段。196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廣東連縣西晉“永嘉六年”墓發現的陶水田犁耙模型可以為其佐證。（注：參見徐恒彬：《簡談廣東連縣出土的西晉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晉人郭義恭《廣志》介紹了南方在稻田種植苕草作為綠肥的情況，這比秦漢時期利用人蓄糞肥和野生綠肥有了進步。早在漢代，珠江三角洲等地已有秈稻、粳稻等品種。從六朝文獻來看，又增加了糯稻。《南方草木狀》（注：舊題（晉）嵇含撰。此書傳本自清末以來有真偽之爭，至今尚無定論。）即有以草曲“合糯為酒”的記載。《初學記》卷27引葛洪《抱樸子》曰：“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所謂“九熟之稻”，乃是指不同品種在不同時間內收獲，而非一年九作。又引《廣志》稱，有虎掌稻、紫芒稻等多個品種，其耕作制度是一年三熟：“南方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
　　上述條件大大有利于糧食生產的發展。三國吳時，蒼梧、南海一帶，“風氣絕患，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注：《三國志》卷61《陸胤傳》。）《水經·溫水注》稱其地“米不外散，恒為豐國”。梁末，陳霸先從始興出兵北上討侯景，曾預籌軍糧50萬石。（注：參見《陳書》卷1《高祖本紀上》。）這在當時是個了不起的數字，據《隋書·食貨志》載，聚居140萬人口的梁都建康，城內七大官倉貯糧總數也不過50萬石。其后，陳霸先又以陳擬、胡穎等留守嶺南，“共知后事，并應按軍糧”。（注：《陳書》卷15《陳擬傳》。）作為嶺南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珠江三角洲必定對此有重大貢獻。
　　就經濟作物而言，雖然其中有些品種早已被嶺南百姓開發出來，但其在珠江三角洲得到推廣普及當在六朝時期。因為六朝文獻中對各種經濟作物的種植區域已有相當明細的記載，這一方面與當時人口發展及由此引起的行政機構的增置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經濟作物對于當地百姓生活的重要意義，以及這些地區經濟開發的特色。試舉幾例：吳人朱應《扶南異物志》云：“南海郡多荔支。”（注：轉引自（清）吳應逵：《嶺南荔支譜》。）江南洲，在番禺境內，沈懷遠《南越志》載：“江南洲周回九十里，東有荔支洲，上有荔支，冬夏不凋。”（注：轉引自（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廣州南海縣”條。）顧微《廣州記》云：“荔支精者核如雞舌香，甘美多汁。”可見當時已培育出許多優良荔枝品種。香蕉被列為今廣東四大水果之一，其最集中的產地乃是珠江三角洲，六朝時可能已經大面積種植。《齊民要術》卷10引《南方異物志》曰：“甘蕉……一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似牛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蕉大如藕，長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珠江三角洲所產甘蔗也比較有名。南朝齊梁間陶弘景所撰《名醫別錄》載：“蔗出江東為勝，廬陵亦有好者，廣州一種數年生，皆大如竹，長丈余。”據《南方草木狀》記載，當時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特產還有五斂子、人面子等水果；榕、水松、越王竹等林木；ｊǔ＠⑤醬、綽菜等菜蔬；ｋē＠⑥藤、留求子、蕙草等藥物。所有這些，無疑大大豐富了當地人民的生活，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六朝時期，珠江三角洲的手工業百花齊放，異彩紛呈。舉凡造船、紡織、制瓷、食品加工諸業，與前代相比，均有一定發展。
　　吳主孫權很注意發展造船業。番禺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船上的水手，也大多出自該地。左思《吳都賦》所謂“篙工楫師，選自閩、禺”是也。黃武五年(226)，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注：《三國志》卷60《呂岱傳》。）征討交趾太守士徽，足見當時造船勢力雄厚。晉末盧循自廣州北伐建康時，“遣徐道覆逾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艟樓十余丈”。（注：《太平廣記》卷295引（梁）任ｆǎｎｇ＠⑦《述異記》。）這種單艦起樓的技術，比西晉伐吳時“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注：《晉書》卷42《王ｊùｎ＠⑧傳》。）的水平，又進了一步。
　　六朝時珠江三角洲一帶以葛、麻、蠶絲等為原料的紡織業均有所發展。吳時，董督南海、交趾等七郡的交趾太守士燮，獻給孫權“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注：《三國志》卷49《士燮傳》。）其中一部分細葛可能來自珠江三角洲。《南史·宋武帝紀》載：“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武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這種簡細布是以苧麻細紗織成，長達八丈的一匹布，可以竹筒盛之，足見其精致。最早明確記載珠江三角洲植桑的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經·＠①水注》，說是吳時交州刺史步騭到南海，觀尉佗舊治處，“高則桑土，下則沃衍”。另外，在1988年4月清理的深圳寶安南朝墓等一些墓葬中，曾發現過隨葬的滑石蠶。（注：參見深圳市博物館：《廣東深圳寶安南朝墓簡報》，《文物》1990年第11期。）有了桑蠶，可能與此相聯系的蠶絲紡織業也已出現。
　　珠江三角洲的六朝墓葬，無論隨葬品多少，均有陶瓷器出土，反映了陶瓷器

生產的普及。20世紀50年代清理的廣州沙河獅子崗晉墓，（注：參見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沙河鎮獅子崗晉墓》，《考古》1961年第5期。）1981年清理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注：參見廣州市文管會考古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考古》1985年第9期。）均出土了胎質細膩堅硬、胎色灰白、釉層青里透明、火候高、色澤好的青瓷器。其種類以日常生活用品居多，如雞首壺、罐、碗、碟、杯、缽、果盒、勺、盂、唾壺、燈等。20世紀30年代，廣州西村、增步等地還曾發現過六朝窯址。（注：參見李景康：《石灣陶業考》，《廣東文物》卷10。）
　　就食品加工業而言，主要有制糖和釀酒。季羨林先生認為：“中國的蔗糖制造始于三國魏晉南北朝到唐代之間的某一個時代，至少在后魏以前。”（注：季羨林：《蔗糖的制造在中國始于何時》，《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3期。）前引陶弘景《名醫別錄》言廣州產甘蔗之后，便有“取汁為砂糖，甚益人”之語。《齊民要術》卷10引《異物志》曰：“甘蔗……迮（榨）取汁為飴餳，名之曰‘糖’，益復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磚棋，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者也。”以曝曬法制蔗糖，應該說是我國古代南方勞動人民的創造。至于釀酒，《南方草木狀》載：“南海郡多美酒，不用曲蘗，但杵米粉，雜以眾草葉、冶葛汁滌溲之，大如卵，置蓬篙中蔭蔽之，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為酒。”這是南方特有的一種制曲法。此外，珠江三角洲在六朝時曾是產鹽區，珠江口東邊有鹽場。裴淵《廣州記》曰：“東官郡煮鹽，織竹為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注：轉引自（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
　　  三
　　就中國古代區域經濟開發而言，人口數目的增加，郡縣的設置，城鎮的興建與商貿的繁榮，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六朝時期，盡管珠江三角洲新設置的郡縣不少，但關于城鎮建設的史料卻不多，僅以廣州城的建設為例說明之。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騭遷交州治番禺，始筑立城廓。（注：參見《水經·＠①水注》。）三年以后，東漢亡。六朝時廣州城雖未見擴展，但建設有之，且日益繁榮興盛。《宋書·孫處傳》載，孫處從海道襲廣州時，“城池甚固”。吳時，陸胤鑿甘溪引水入城北，《三國志·吳書·陸胤傳》稱：“州治臨海，海流秋咸，胤又蓄水，民得甘食。”至于廣州的城市人口，六朝均無明確記載。《晉書·吳隱之傳》載，盧循攻廣州時，“逾城放火，焚燒三千余家，死者萬余人，城遂陷”。可見其時人口不少。
　　六朝珠江三角洲與中原和江南等地的交通路線，就陸路而言，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過韶關、南雄，越大庾嶺到江西南康的道路；一條是過陽山、連縣，越騎田嶺到湖南郴州的道路。由于六朝都建康（今南京），故陸路交通線由建康到廣州自然以五嶺東端的大庾嶺最為直接。重大的軍事行動，朝廷官員的赴任替代，商貿的往來以及漢人的遷入等，多由此道。荊州是六朝另一經濟政治中心，與廣州的聯系也相當密切，地處要沖的騎田嶺路乃是聯系荊、廣兩地的直接通道，其地位僅次于大庾嶺路。海路交通更為方便，從珠江海灣出發的船只，可以抵達中國沿海任何一個港口，其中與閩、浙港口的往來最為頻繁。循海路南遷的漢人，多沿江、淮至長江下游，經陸、水兩路抵達閩、浙港口，再取道去珠江三角洲等地。珠江三角洲內部的水陸交通，由于西江、北江和東江三大珠江支流在境內交匯，河道縱橫，更是四通八達，無須贅述。
　　珠江三角洲至遲在南越王時代已有海外貿易存在了，番禺作為當時我國史書記載中唯一的港口城市，獲得了一定發展。但自漢武帝平南越，設交趾刺史部統轄嶺南諸郡后，交趾的龍編等港口的發展便日益超過番禺了。《舊唐書·地理志》載：“交州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自漢武以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進入六朝，廣州港再度崛起，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究其原因，一是嶺南地區政治經濟中心的東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貿市場的變遷，珠江三角洲相對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及其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為廣州海外貿易的崛起提供了契機，并且奠定了物質基礎。孫權時交州州治從蒼梧廣信遷至番禺，使嶺南政治中心逐漸東移。交、廣二州的分立，實際上加強了廣州的地位，士家大族的南渡和六朝定都建康等，引起了全國外貿市場的轉移，即進口商品較多或大部在江南一帶傾銷，就是北方所需要的舶來品，亦多從南方進口。這樣一來，進口的物資如由交趾登陸，其內運路線要比由廣州登陸長得多，所以外商便自然地以廣州為碇泊地點了。很顯然，珠江三角洲極為便利的交通條件在此發揮了積極作用。六朝時，廣袤的中原大地是多種政治力量紛爭的舞臺，黃河流域胡馬奮蹄，江淮兩岸戰鼓頻傳，唯有珠江流域保持著一分難得的寧靜。20世紀50年代初，廣州西郊晉代磚室墓出土的墓磚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皆平康”的銘刻，廣州南郊晉代磚室墓出土的墓磚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平且康”及“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土，盛且豐”等銘刻，（注：參見麥英豪、黎金：《廣州西郊晉墓清理報導》，《文物考古資料》1955年第3期。）這其中雖然不無粉飾的成分，但由于珠江三角洲相對兵燹較少，某個時期的“平且康”的局面，還是有其歷史根據的。這種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不僅吸引了大批漢族移民，而且有利于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二是六朝時期國際航運業有了進一步發展，無論是造船技術還是航海技術方面，均有很大提高，船舶可以選擇較為快捷的路線直航廣州。據史書記載，當時航行在南海中的船“大者長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注：《太平御覽》卷769引（吳）萬震《南州異物志》。）東晉僧人法顯的《佛國記》也反映，當時廣州與爪哇之間已有定期的船舶往來，船可載200余人，存50日糧食，在正常情況下，只需50日即可抵達。這為廣州海外貿易新局面的出現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六朝廣州港市的繁榮局面，史書中多有描繪。《晉書·吳隱之傳》云：“廣州包山帶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宋書·夷蠻傳》載，廣州“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南齊書·東南夷傳》也說：“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ｒèｎ＠⑨積王府。”又同書《州郡志》稱：交、廣一帶“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為比”。《梁書·王僧孺傳》也載：廣州“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廣州的海外貿易給六朝政府帶來了豐厚的收入，所謂“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注：《梁書》卷33《王僧孺傳》。）“半價就市”實際上是一種原始的關稅征收形式。六朝幣制缺乏統一性和連貫性，因貨幣減重而使物價不穩，百姓常以谷、帛代替錢幣。《隋書·食貨志》即載：“梁初，唯京師及三吳……用錢。其余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以金、銀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廣州海外貿易的繁榮，因為波斯等外國人是使用金、銀貨幣的。此外，在廣州西郊晉代磚室墓出土的墓磚上有“永嘉七年(313)癸酉，皆宜價市”的銘文，（注：參見麥英豪、黎金：《廣州西郊晉墓清理報導》，《文物考古資料》1955年第3期。）這種商賈意識很濃的銘文，在別處很少見到，正是當時廣州港市繁榮局面的直接體現。
　　六朝時期，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的許多國家先后與我國友好交往，既主動表示尊奉的誠意，又貢獻本地特產。六朝政權均厚加賞賜，并遣

使致意。據不完全統計，六朝時通過廣州口岸前來向中國貢獻的有大秦、天竺、占婆、扶南、師子國等12國共97次。（注：參見鄧端本：《廣州外貿淵源及早期發展》，《學術研究》1987年第2期。）貢獻和回賜實際上也是貿易的一種形式，但更多的乃是商賈之間的海上往來。《梁書·諸夷傳》稱：“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余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航海歲至，逾于前代矣。”作為當時國內最大外貿港市的廣州，自然是這種聯系的主要承擔者。史載六朝時前來廣州與我國通商的國家計有大秦、天竺、師子國、ｊì＠⑩賓、占婆、扶南、金鄰、頓遜、狼牙修、盤盤、丹丹、訶羅單、干陀利及婆利等十余國。（注：參見《晉書》卷97《南蠻傳》、《宋書》卷97《夷蠻傳》、《南齊書》卷58《東南夷傳》、《梁書》卷54《諸夷傳》、《南史》卷78、79《夷貊傳》。）
　　在較為頻繁的對外往來中，我國的絲織品、陶瓷器等源源不斷地通過廣州口岸輸往海外，外國的土特產品也大量傳入我國。今僅擇其中對人民生活影響較大者，略述一二。古貝，又稱“吉貝”，出自馬來語之kapas或karapasa,（注：參見李思純：《學海片鱗錄》，《文史》第三輯。）即指棉花。吳人萬震《南州異物志》在談到棉花、棉布時指出：“五色斑布，以（似）絲布，古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毛……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績，任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為斑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為布。”從現存文獻考察，后代成為人們主要衣著原料的棉布，最遲在南北朝時已通過南海航路由廣州輸入中國。如《宋書·夷蠻傳》載訶羅單國所獻“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梁書·諸夷傳》載丹丹國、婆利國、中天竺國所獻“古貝”等，均可為證。蘇合、郁金等香料約在東漢時輸入中國，（注：參見陳連慶：《漢晉之際輸入中國的香料》，《史學集刊》1986年第2期。）六朝時已成為家喻戶曉之物，并且絕大部分由海路輸入。《梁書·中天竺國傳》載：“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榨其汁以為香膏，乃賣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郁金獨出ｊì＠⑩賓國……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征雇，以轉賣與它國也。”這一時期，香料的使用已頗為廣泛，或用以熏衣物被褥，或裝入香囊隨身佩帶，或用以禮佛，或用以殉葬等。
　　六朝時，通過廣州往來南海的僧人大為增加，比較著名的有曇摩耶舍、（注：參見（梁）釋慧皎：《高僧傳》卷1。）拘那羅佗、（注：參見（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1。）曇無竭（注：參見（晉）釋法顯：《神僧傳》卷。）等。這不僅有其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意義，而且促進了中外交通和貿易的發展。現在廣州城還留存的光孝、華林、六榕等佛寺，均創建于六朝，而且都位于當時廣州城的西郊，靠近珠江的水岸線，正表明了中外僧人大多從廣州上岸的歷史狀況。僧人往來南海者增多，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因為僧人往來南海，多搭乘商人的海舶。法顯歸國途中，多次換乘的均為商船，即是一例。甚至有個別商人參與到商貿活動中來，如《南齊書·東南夷傳》載，劉宋時，天竺僧人那伽仙從廣州乘船到扶南，便帶有私貨進行販賣。
　　總的來看，六朝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水平，各個部類不盡相同。農業經濟的發展已幾乎與中原和江東并駕并驅。其所采用的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在當時均屬先進的，水稻生產已由粗放經營向精耕細作轉變，農用耕作面積與稻谷產量也有所增加，富有亞熱帶特色的各種經濟作物廣泛種植，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糧食生產。手工業方面，就其總體水平而言，與中原和江東相比有一定差距，特別是紡織業和陶瓷生產在技術上還有所欠缺。但持續發展并一直居于領先地位的造船業，因地制宜的食品加工業等，無不使人感到其手工生產的創造偉力與勃勃生機。對外貿易方面，珠江三角洲憑借其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全國遙遙領先。由廣州港進出口的各種商品，源源不斷地進入國際國內市場，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的生活，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總之，珠江三角洲作為獨具特色的經濟區，在六朝時已經粗具規模了。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懇去心
　　  ＠②原字危加頁
　　  ＠③原字奚加谷
　　  ＠④原字韜的繁體
　　  ＠⑤原字艸下加（立右加句）
　　  ＠⑥原字木右加（去下加皿）
　　  ＠⑦原字日加方
　　  ＠⑧原字浚的繁體
　　  ＠⑨原字牛加刃
　　  ＠⑩原字四下加（廠內加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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