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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制度創新
一、經濟發展與制度西方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在考察經濟發展或經濟增長時，從不涉及生產方法的變革，它們所說的“經濟發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資本、工資、利潤、地租等在數量上的變化，主要通過各種物質生產要素和技術的變化去說明生產率的變化和經濟增長。保羅·薩繆爾森就說：“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必定安裝在四個相同的輪子上，無論窮國還是富國。”這四個輪子或者說增長的要素就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因而“總生產函數”的“數學表達式是：
Q＝AF（K，L，R）
其中Q＝產出，K＝資本對產出的貢獻，L＝投入的勞動力，R＝投入的自然資源，A代表經濟中的技術水平，F是生產函數”（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1999）。
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的上述經濟增長模型中，制度是被視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變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演進過程。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建立經濟模型時，一般把明確界定的產權、完全且對稱的信息和零交易費用當作暗含的假設。然而即使在最先進的經濟中，這種過于苛刻的假設條件也是難以成立的。由此導致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經濟發展時，特別是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或陷入停滯的原因時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C ·諾斯對此評價道：“新古典經濟學在分析經濟發展或經濟史時，只有當它針對某一個時期或運用比較統計學，才能很好地說明某種經濟的實績，一旦用它來說明某種經濟在整個時期的實績時，它就不大濟事了”（道格拉斯·C·諾斯，1991）。因此，正像約翰·M·凱恩斯曾預言的那樣：“如果正統經濟學有錯誤的話，其病不會在上層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夠明白、不夠普遍——上層建筑在邏輯上總是很少可非議的”（J·M·凱恩斯，1988）。
正是在批評并修改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假定的基礎上，羅納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論，這一理論經過后來者的不斷豐富、發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諾斯在其一系列論著中系統地分析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他在與羅伯特·托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論述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諾斯、羅伯特·托馬斯，1989）。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指出：“一種經濟長期變化的主要來源是結構變遷，……結構變遷的參數包括技術、人口、產權和政府對資源的控制。政治—經濟組織的變遷及其相應的激勵效應是將結構變遷的所有來源理論化的基礎，而且還有包含著有目的的人類活動的制度改變”（道格拉斯·C·諾斯，1991）。至此，以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建立了一個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該理論由于把產權結構、交易費用、有限理性的經濟人、信息不對稱以及國家（政府）、意識形態等因素作為內生變量納入了經濟增長的分析框架，并且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顯示出與現實經濟發展的更好契合。
事實上，早在19世紀，馬克思所創立的經濟學體系就是一個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也承認，馬克思是第一個研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關系的經濟學家。諾斯曾確認：“這里的一個例外是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他企圖將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結合起來。馬克思最早闡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是將技術限制與制約同人類組織的局限性結合起來所作的先驅性努力。”“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道格拉斯·C·諾斯，1991）。
當然，盡管都關注制度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但馬克思的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馬克思依據唯物史觀對生產力（經濟發展）與社會制度變遷的辯證關系所作的表述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1859）。可見，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社會經濟關系，其目的主要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揭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客觀歷史規律，從而為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事業提供理論和思想武器。但同時，馬克思也并不否認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矛盾的自我調節，并認為這種自我調節雖然不能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但卻能暫時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與新制度經濟學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疇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區分為制度結構（或稱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體交易的規則稱為制度安排，而把社會基礎性的規則稱為制度結構，認為制度結構是制度安排的總和。新制度經濟學家所說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維斯和諾斯就認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詞最通常使用的含義了”（L·E·戴維斯、D·C·諾斯，1991）。而馬克思研究的側重點則近似于新制度經濟學所謂的“制度結構”及其根本變革。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家更關注制度安排，從根本上說，是由新制度經濟學家的世界觀所決定的，他們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時，與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有很大關系。他們生活在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而且認為這種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沒有體驗過、也不認為會發生社會制度層次或資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變革，因而對他們來說，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動機去研究基本制度結構的變革。
可見，新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范疇作為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變量來加以研究，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從本質上他們還是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來看待的。這是我們在借鑒和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時必須要有的清醒認識。另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其不發達和不完善不僅體現在生產力方面，還體現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發展和演變的意義更為明顯，而且這種研究必然不能僅僅局限于制度安排層面，而必然涉及資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會制度方面的變革。
綜上，本文認為，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社會經濟制度，同時，制度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進經濟發展，也能阻礙經濟發展，使經濟陷于停滯，甚至遭到破壞。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經濟增長函數之外，是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對于正處于制度轉型期，不僅各種制度
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協調，而且整個制度結構也在發展完善之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就更是如此。
二、經濟發展與創新
20世紀初期，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是獨樹一幟的。熊彼特把“創新”作為其“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認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是創新。而“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生產手段的新組合”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說的“創新”、“新組合”或“經濟發展”，包括以下五種情況：（1）開發生產一種新產品，或開發一種產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或經營方法， 而這種新方法并不必須建立在新的科學發現基礎上；（3）開辟新市場；（4）獲得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5）實現生產或經營的新的組織形式。熊彼特認為，“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發展”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這樣，熊彼特就把資本主義制度的演進納入了經濟發展的研究視野。
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 或者說“創新理論”的特點是：（1）強調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創新——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至高無上的作用。這與馬克思主義重視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 ）強調“變動”和“發展”的觀點，并采用了歷史的方法；同時認為“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發展”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一種變動，從而又強調了社會經濟制度作為“內在因素”的作用。（3 ）強調“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獨特作用，把“企業家”看作是資本主義的“靈魂”，是“創新”、生產要素“新組合”以及“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這些觀點在傳統西方經濟學中并不多見。
傳統西方經濟學從不涉及生產方法的變更，它們所說的“經濟發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資本、工資、利潤、地租等在數量上的變化。而熊彼特則認為，“發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現有的資源，利用這些資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問這些資源的增加與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數量的增加……改變了經濟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用生產技術、生產方法和經濟中制度因素的變革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經濟發展過程，從而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分析結合起來，揭示了經濟發展的真諦：資源使用方式的進步——創新。而資源使用方式的進步歸根結底是由制度決定的，是制度的函數。
探索經濟發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經濟學的一個古老命題。有學者根據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類所經歷的經濟增長范式劃分為“亞當·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 Joel, 1990）。其中， 斯密增長方式是指社會分工和新技術的采用可以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和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長方式是指生產和經濟活動中的一種廣義的規模效應。大規模生產和制度建設能夠降低生產和社會成本，它既包括企業的固定資產投入等直接生產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體系的投入和改進、產權制度的確立等社會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產效率。索洛增長方式是指由資本深化引致的經濟增長。由于在給定的產業技術水平條件下，產出的增長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的比率，如果凈資本的形成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速度，則人均產出將增加，經濟將出現增長。熊彼特增長方式是指由于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增加而導致的經濟增長。這種知識包括技術知識和制度知識，前者表示一種新的信息可以使人類以較低的投入生產給定的產品，或者生產出新產品。制度知識包括對新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的認識、應用。熊彼特的增長方式實際上就是一種依靠技術和組織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
綜合上述幾種增長方式，本文把經濟增長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類：（1）技術進步。（2）規模經濟。（3 ）社會分工與專業化（廣義的社會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會、市場三者之間的分工和專業化，一個經濟體的理想狀態應該是政府、社會、市場三者分工明確、各司其職、互不越位、配合協調的經濟體，只有這樣的經濟體才充滿活力、具有內在的不斷創新的能力）。（4 ）制度建設（資本深化應該是經濟增長的表象和結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中）。其中，規模經濟是微觀企業的生產組織制度適應技術要求而變動的結果，社會分工涉及整個經濟體內的生產組合和協作方式，它們都可納入經濟制度的范疇進行分析。因此，本文認為，經濟發展的原因是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或者說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也就是說，本文認為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創新。
有關亞當·斯密的經濟發展觀點在這里有必要再多談幾句。亞當·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見的手”理論以外，還提出勞動分工是資本主義的起源，但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是等同于經濟發展的，因此，“斯密定理”無疑是說，經濟發展根源于勞動分工，但其制約因素是市場規模。回顧一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不難看出，不斷發展的社會分工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而瘋狂進行海外擴張，開辟海外市場，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斯密的觀點是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際的。又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實現新的勞動分工和開辟新的市場都屬于創新，所以，這又證實了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創新。
陳平（2001）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起源于勞動分工，但勞動分工不只受市場規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個“廣義的斯密定理”，即勞動分工受三種因素的限制，第一種因素是市場規模，這是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作用的結果，因為在市場規模一定的情況下，任何技術的邊際收益最后都會遞減。第二種因素是資源的種類。由于邊際收益遞減，在有限的市場利用一種資源的收益是遲早要下降的，這時就需要進行技術創新。新的技術革命就意味著開辟新的資源，如發現新的礦產、培育和發現新的腦力資源、開發新的信息。資源種類越多，創造財富的機會越多，不能開發利用新的資源就沒有發展前途。第三種因素是環境的漲落。系統的復雜性與穩定性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就是說如果一個社會穩定性大，那么它的代價就是復雜性或者說發展的機會；如果要發展得快一點，那么犧牲的就是穩定性。比如，傳統中國社會的優越性就是穩定，因為它是個簡單系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要比西歐社會穩定。但其代價就是犧牲了工業革命的機會。如果環境的漲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這個系統的復雜性就會瓦解，它就會從復雜系統簡化為簡單系統，因為簡單系統的穩定性比較高。只有一個系統的漲落相對比較小，這個系統才有可能從簡單系統演化成復雜系統。因此，陳平不同意農民戰爭是社會發展的創造力的觀點（當然農民戰爭不是自覺戰爭，是統治階級逼出來的），因為如果環境漲落非常大，就會使社會發展經常被打斷重來。所以中國好多發明都會失傳，好多發明重復發生，因為中國古代社會不是一個能夠連續積累
知識的系統。這樣，就會得出一個一般的結論，對于一個社會來說，只有鼓勵創新和發明，不斷創造新的資源，而且相對來說比較穩定，這個社會系統才能從簡單向復雜演化，才能產生勞動分工，產生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社會形態。否則，這個社會就會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工業化的過程，是通過大規模的工業化，實現現代化的過程。那么，什么是工業化？徐長生（2001）比較了對工業化含義的兩種不同理解，一種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工業化的定義：“工業化是一種過程……首先，一般來說，國民收入（或地區收入）中制造業活動和第二產業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業和第二產業就業的勞動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趨勢。在這兩種比率增加的同時，除了暫時的中斷以外，整個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認為，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W. A.Lewis）、錢納里（H. Chenery）、庫茲涅茨（S. 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類似的觀點。另一種是張培剛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提出的工業化定義：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這里所說的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就是熊彼特所說的創新。張培剛解釋說：“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整個社會。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能引起并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對于后者我們可以稱為‘被誘導’（Induced）的生產函數。從已知工業化的各國的經驗來看，這種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最好用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等部門來說明”。“這些基要的創新或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更進一步地加強了伴隨現代工廠制度、市場結構及銀行制度之興起而來的‘組織上’的變化”。
徐長生認為前一種定義是對工業化的“狹義”的理解，而后一種則是“廣義”的理解。其實，不僅如此，本文認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工業化的定義，是對工業化的表象和結果的描述；而張培剛基于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把工業化定義為“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則更側重于工業化的實質、動力、起因、發生機制的分析。前一種定義描述了由工業化帶來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而張培剛的定義則承襲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把工業化定義為不斷創新的過程，也就是認為工業化的原因是出現了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創新。
什么是發展？本文認為，發展就是創新。經濟是發展還是停滯的關鍵或者說根本在于能否實現創新。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創新，是經濟資源得到了更為有效的配置，是生產要素實現了新組合，是資源利用方式取得了進步，而不是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如儲蓄（資本）、勞動力等——數量的增減。沒有創新就根本談不上發展。創新是指人們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全部領域中進行的創造性活動，既包括技術創新，也包括制度創新。從廣義上講，創新是對傳統觀念、理論、體制、技術進行革命性揚棄的過程。創新有相對性，并非只有全人類的最新成果才是創新，只要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內引入一種新的成果，并能夠增進該經濟體的經濟福利，就是創新。熊彼特的創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創新活動，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基本上限于技術與企業組織創新，至于社會制度的變革，他只看作是創新的社會效應，并不是他研究的創新本身。而本文討論的創新既包括微觀層面的技術與組織創新，也包括宏觀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革，認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同時，要實現經濟發展和創新還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
這里強調了四個觀念，一是資源組合觀念，為了實現發展，經濟資源必須組織在一起，分散的、處于自然狀態的資源，只是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可能。如鄉村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同時，銀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儲蓄，這時，應該說經濟發展的主要條件是具備的，但這卻不一定必然帶來發展，如果銀行的儲蓄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渠道，閑置勞動力找不到合適的就業崗位，這些閑置的資本和勞動力仍然存在于生產體系之外，經濟仍然可能停滯。只有當生產要素被有機地組織起來，潛在的生產力才可能變成現實的生產力。
二是變革觀念，如果前述閑置資本（儲蓄）和勞動力雖然實現了結合，但是卻沒有實現新的結合，繼續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產組合，進行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重復生產，那么帶來的不是經濟增長，而很可能是（結構性的）生產過剩。只有實現了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建立了新的生產函數，新生產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帶來經濟發展。
三是效益觀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長才是真正的增長。如果組合在一個經濟體中的生產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實現的是沒有經濟效益的組合，雖然會生產出產品（服務），但也不會實現經濟發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經濟規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蘇聯，其經濟總量為什么會突然大幅度萎縮至不足原來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產是沒有效益的，很多工廠生產出來的東西還沒有投入的各種生產要素值錢。
四是創新的層次觀念，生產函數的創新可以分為“基要的”生產函數的創新和“被誘導”的生產函數的創新，基要的生產函數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能夠引起并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被誘導的生產函數隨著基要生產函數的變革而變化。而基要的生產函數的內涵也是變化的，在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上，基要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張培剛建立其理論的時代是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等部門。而目前，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部門的生產函數顯然更為“基要”。制度創新可分為制度結構的創新和制度安排的創新，制度結構的創新是指一個社會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制度安排的創新是指某一具體的交易方式的變革。制度結構的創新是帶有全局性的創新，是制度安排的創新的總和，能從根本上決定制度安排創新的方向和進程；制度安排創新的不斷積累也能引起制度結構的創新。當一個社會基本制度比較成熟，能增進社會福利時，其創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創新；當一個社會處于變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穩定時，就會發生制度結構的創新。
如果一個經濟體能夠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的新組合，能夠建立新的生產函數，特別是在基要的生產函數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處于變動中的經濟體，其制度變革的方向是資源利用方式實現了進步，那么，它就會實現發展。而且，它不僅能夠利用其本身的經濟資源來發展，還會成為一個發展的磁體，能夠吸引經濟體以外的資源參與它的發展。
所以，創新包括科技的新發展、新突破，新資源的發現和利用，新市場的開拓，新的資源組合的出現，新的生產方式的采用，新的生產函數的建立，包括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等。概括地講，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是生產力的重要變革，制度創新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科技創新能夠開發利用新的資源、市場，提高原有的經濟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帶來新的經濟組合；制度創新既可能是把閑置的經濟資源組合起來，進行有效益的經濟活動，也可能是重組沒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經濟資源，進行有效益的經濟活動，還可能是對原本有經濟效益但效益較低的資源進行重組，進行更有效益的經濟活動，或者是從根本制度上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
變革。重大的科技創新能夠帶來經濟組合方式的變革，或帶來以前從未有過的經濟組合；制度創新不僅能夠使科技創新的潛力盡可能充分地發揮出來，甚至可能誘導出新的科技創新。
本文的經濟發展概念的內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幾層意義的創新。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因此，經濟發展函數的表達式為：
G＝f（I，T）
其中：G＝經濟發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與科技（T）的關系是：以科技為核心的生產力決定制度，制度對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進科技創新，又能阻礙科技創新。
從經濟發展史來看，經濟發展迅速的時代就是創新活動密集的時代。人類的經濟發展史就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歷史。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正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密集期，創新的重要性愈益明顯，這對各國的經濟社會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戰。
三、制度與創新
現在，應該給制度下一個定義了。
研究制度問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給制度下了不同的定義。舒爾茨（1991）認為制度是管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諾斯（1991）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他還說，制度通過提供一系列規則來界定人們的選擇空間，約束人們的相互關系，從而減少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規則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及其實施機制組成。斯考特（Schotter, 1981）認為，當行為當事人處于一種重復博弈狀態時，一個群體的所有成員的行為就具有一種規律性，當且僅當這種規律性是真實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識的時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為關于如何協調分工的人們的知識的載體。
汪丁丁的定義側重于制度形成過程：制度是在世代相傳過程中，經由人類理性不斷積累和篩選的協調分工的知識。舒爾茨和諾斯的定義概括了制度的表現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現為人們合作、競爭及其他在社會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規則、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倫理規范；其功用在于約束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使人們能對他人的行為做出預期，減少不確定性，以降低交易費用。
新制度經濟學所講的制度，分為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又可以分為：（1）基礎性規則（屬于制度環境或制度結構范疇）， 如憲法秩序等國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國家的產權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規則，是決定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秩序的基礎，具有普遍約束力，是制定規則的規則。（2）制度安排， 它是在基礎性規則框架內約束特定行為和交易的具體操作規則，包括成文法、習慣法和自愿性契約等。非正式規則包括：（1）文化進化所形成的規則或叫“文明”， 它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文化積淀，包括最基本的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人際交往方式、風俗習慣等，它對各種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形成、發展以及外部規則的引進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礎性影響，是人們必須接受而難以改變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認為，應該把這種由文化進化所形成的規則與制度嚴格區別開來，因為前者是我們不能選擇、不能重新構造的，并始終對我們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而后者則是可以通過人類有意識的行為來推動其不斷演化的。（2）意識形態，它“由相互關聯的、包羅萬象的世界觀構成，它必須解釋現存的產權結構和交換條件是如何成為更大的體制的組成部分的”（諾斯，1991）。意識形態是一種社會信念體系，人們通過它來判斷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社會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決定制度效率或節約交易費用、降低制度變遷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規則。
新制度經濟學所討論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規則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規則中的意識形態。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論述中，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制度結構（制度環境）—制度安排的分類是交叉的，也就是說制度結構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們所強調的制度安排“必須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標：提供一種結構使其成員的合作獲得一些在結構外不可能獲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種能影響法律或產權變遷的機制，以改變個人（或團體）可以合法競爭的方式。”
總之，理性有限的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面臨著不確定性，既有侵犯別人利益的動機和可能，也面臨著自己的利益被別人侵犯的風險；同時，個人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還需要與他人合作，而且隨著生產力和分工的發展，經濟行為主體的合作日益復雜和廣泛。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那些能夠減少不確定性，有助于人們對未來建立長期預期，保護經濟行為主體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經濟行為主體合作，能夠保證個人利益，從而保證社會整體利益實現的行為規范，就被篩選并固化下來，成為了制度。
馬克思主義認為，制度是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在階級社會，它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實現統治階級利益的最大化服務。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反過來，制度又是影響經濟科技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那些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趨勢，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制度，不斷揚棄和代替已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創新，而制度則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經濟發展是制度的函數，所以，從研究經濟發展的角度，本文給出如下的制度定義：從宏觀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同時又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制度是約束機制，它維護一定的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降低社會經濟運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勵機制，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制度能促進和刺激經濟發展，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制度則是經濟發展的桎梏。從具體經濟行為主體（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觀角度來看，制度可以被界定為行為規范，它是約束機制，規定人們的行為界限，約束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并使經濟行為主體能夠判斷他人的行為，從而減少不確定性、形成長期預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個人效用；制度還是激勵機制，較優的制度就是較能激發經濟主體的潛能和創造力的制度，較劣的制度則會壓抑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因而從本質上說，制度是一定約束下的激勵機制的組合。
由前面的討論我們知道，經濟發展過程實質上就是創新的過程。那么，從宏觀的角度看，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質是技術或基要生產函數的不斷創新，制度促進經濟發展或阻礙經濟發展的實質，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會的創造力充分釋放出來，從而不斷推動技術及基要生產函數的創新。從經濟行為主體的微觀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實現經濟主體的利益，也體現在它能否使所有經濟主體都能通過自己的能力和創造力的充分發揮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利益，也就是體現在對經濟主體的創造性的激勵或抑制。一句話，制度促進經濟發展或阻礙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
制度是刺激創新還是阻礙創新。能夠激勵創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釋放經濟發展潛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狀態是什么呢？如果我們承認整個社會經濟是各經濟主體及其相互關系的有機結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進社會技術和基要生產函數創新，與充分調動和發揮各個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統一起來，那么，這個制度就必須是激勵相容或稱自選擇的。也就是說，各個經濟主體按照這個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內在激勵下所做出的決策對于他們每一方來說都是最有利的，從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實現了納什均衡。如果一種制度能夠使經濟人在自利的內在激勵下所做出的決策與該制度所要達到的目標相符，或者說，如果一種制度所發出的激勵信息恰好是對經濟主體的自利行為的激勵，那么，經濟主體就會自愿選擇這種制度，這種制度就會自動實現，而這種狀態就是納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實現了納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勵創新的制度，是當事人作為自己的一個最優選擇而自覺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規范。顯然，至少在現階段，這樣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漸并無限趨近于納什均衡。
在強調制度激勵創新的功能的同時，還應指出其中暗含的幾點：首先，制度不僅是激勵機制，它還是一種約束機制。它決定了行為人的行為規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過損害他人的利益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須損害，那么必須通過談判相應地付費。說理想的制度是納什均衡就包含了這一點。其次，制度要能鼓勵創新、促進發展，使人們自覺地遵守它，它就必須能夠使人們形成一種穩定的、長期的預期。也就是說，它要使人確信，如果干了壞事，一定會受到壞事后果的懲罰；如果做了貢獻，一定能夠得到回報（這就是產權制度的精義）。否則，如果無法確定一個人的行為后果由誰承擔，行為人就有積極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會進行長期的投資和創新。第三，能有效激勵創新的制度必然是開放的制度（陳平，2001）。
人類社會的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不斷發展演變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態是納什均衡，是各經濟主體及整個經濟體系的創新潛能被充分釋放的制度。因此，制度變遷就是制度為了更好地促進創新而不斷調整的過程，是一個不斷逼近納什均衡的過程。無論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還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經濟效率，都是通過創新來實現的。也就是說，高效制度對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經濟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變遷的目的和結果，而制度變遷過程的實質則是創新。沒有創新，就不能實現制度變遷，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滯。
總之，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進或阻礙經濟發展是通過激勵或壓抑創新實現的，因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創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續激勵創新的制度，同時，這種制度本身也應是充滿生命力的、開放的、不斷調整和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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