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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不同發展模式的政府證券監管
證券市場不同發展模式的政府證券監管摘要：因經濟、政治背景不同和證券市場發展路徑的差異，導致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政府證券監管權的發展呈現出不盡相同的特征，但兩種類型國家的歷史仍然有共同的規律性，這對我國政府證券監管權的制度設計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政府證券監管權；證券市場；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
世界主要國家地區的證券市場發展模式大致可劃分為自然成長型和政府主導型兩類。自然成長型以美、英等發達國家為代表，在自由市場理念籠罩下的市場發展中，政府并未采取具體的發展規劃或加以過多的行政引導。政府主導型以新興證券市場國家為代表，政府通過明確的規劃和積極的政策設計來推動證券市場發展。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中，政府證券監管權的發展狀況存在較大差異。
一、自然成長型證券市場發展模式的政府證券監管
�。ㄒ唬┱C券監管權的缺失時期
證券市場的發展歷史表明，最早的證券市場是以場外市場的形式開始的。證券交易所是證券市場規模化、公開化和有序發展的產物，早期的證券市場監管呈現出松散及以自律監管占主導地位，政府監管缺失的特征。政府奉行不干預政策，各國關于證券監管的法規很不健全，缺乏統一、專門的證券立法。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前的美國、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英國、1994年以前的德：國均處于這個時期。
�。ǘ┱C券監管權取得法律授權并逐步強化的時期
隨著證券市場規模的日益擴大、交易量的增加和投資者數量的增多，政府逐漸意識到證券市場對一國經濟發展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伴隨著自律監管弊端的暴露，自律監管占主導地位的現狀已經無法滿足證券市場發展的要求，各國通過立法設立政府證券監管機構，授權其進行證券監管并不斷強化其監管權，形成了政府監管與自律監管并行的局面，政府監管不僅需要與自律監管分工協作，還涉及到與其他不同政府部門的配合。
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對投資者信心的打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根據1934年《證券交易法》設立，作為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統一管理美國證券市場，違法行為的查處是SEC的工作重心。自律監管機構包括證券交易所和全美證券商協會（NASD）。SEC與自律組織之間的基本分工是：對上市公司、證券商和證券交易的日常監管主要由自律性組織負責，而SEC主要對自律性組織進行監管，但是，仍然保留有限的對證券公司、上市公司和證券交易直接監管的權力。SEC不但扮演監督證券自律機構的角色，更扮演與自律組織合作的角色。SEC除了與自律組織分工外，還涉及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包括：財政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貨幣監理署、保險業監管機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之間的協作與合作。
英國和德國設立政府證券監管機構，主要目的在于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1986年，英國議會頒行了《金融服務法》，授權新設立的證券投資管理局（SIB）代表政府對從事證券與投資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管，自此，英國建立了政府證券監管機構，但SIB之下設立了3個自律機構，因此，英國仍然是以自律監管為主。德國于1994年頒布了《第二部金融市場促進法案》，根據該法授權，聯邦證券交易監管局（BAWe）為管理證券市場的聯邦政府機關，自此，德國建立起了對證券市場的聯邦、州、自律機構的三層監管框架。1994年以后，德國又進行了多項立法，采取一系列措施，對金融市場實施進一步改革，市場管理由自律管理模式向政府監管模式轉變。
�。ㄈ┰O立單一金融監管機構之擴權與監督并重的時期
為了適應混業經營下金融統一監管的需要，各國逐漸放棄了以往的分業監管模式，設立了對金融市場進行統一監管的單一金融監管機構，為提高監管效率，逐漸增加該機構權力。與此同時，為了克服監管權力過大帶來的弊端，通過明確權力行使程序，建立各種機制，強化對其監督，為合法權益受損者提供多種救濟途徑。
美國沒有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但是，由于美國法律采取了功能監管理念，而且SEC十分注重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合作，因此，分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并不影響對混業經營主體的有效監管。為了提高SEC的監管效率，國會通過對證券法及相關法律的數次修改，擴充了SEC的權力。權力擴大對監管效率的提高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也帶來了一些弊端，其中之一是侵犯了自律組織的原有空間，頻繁地行使原來保留的對證券公司進行直接監管的權力，結果導致了政府證券監管權與自律監管權的高度重疊，監管成本提高、效率下降。為了防止類似情況出現，自律機構首先進行了改革，NASD與紐約證券交易所將兩者之間的會員監管、執行和仲裁功能進行整合，于2007年7月成立了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目前該局為全美最大的自律監管機構，負責監管所有在美國經營的證券公司。SEC下一步必須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實現與FINRA的配合。
權力擴大的另外一個弊端是可能侵害投資者的合法權利。為防止這種情況出現，美國通過多部法律嚴格規定SEC的權力行使程序。其中規則制定程序受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以下簡稱“程序法”）、1995年《文書精簡法》、2003年《監管彈性法》。的調整，其他權力行使程序主要受到《程序法》的調整。不僅如此，SEC還根據上述法律的要求，制定了《SEC行為規范、公平基金規則和償還計劃》，適用于SEC所有的執法程序。限于篇幅，這些法律規則無法展開，但上述法規對SEC程序規定共同的特點是：一是程序的規定極其詳細，自始至終貫徹對當事人權利保護和尊重的原則，尤其強調給公眾及利害關系人參與并發表意見的機會，所有程序均體現了公開性和公眾參與性；二是程序規定的靈活性與嚴謹性并存，體現了監管效率原則，突出體現在《程序法》規定了行政機構可以依據執法的需要，依法定情況選擇不同的程序。為了保障SEC依法定程序行使權力，還對SEC進行了議會監督和司法審查。
在混業經營趨勢的影響下，為了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制度競爭力，英國和德國都對本國證券監管機構進行了整合，建立起了單一的綜合行使金融監管權的機構。英國根據《2000年金融服務法》（FSMA）建立起了集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等金融服務業的監管職能于一身的金融服務管理局（FSA）。自建立以來，其職權也在逐步擴大。作為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FSA并非監管所有的金融活動，還涉及與其他機構的協調，如，貿易和產業部負責管理公司法方面的事務，職業養老金監管局負責職業養老金計劃的監管等。為避免FSA權力過大，FSMA對FSA的權力行使程序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包括FSA的行政許可程序和處罰程序，這些規定均體現了公開、保護相對人利益的特點。同時，防止權力擴大的另一措施是對FSA進行了廣泛的外部監督：一是財政部與議會的監督；二是金融服務與市場法庭（以下簡稱“金融法庭”）的監督與司法監督。
2002年，德國根據《金融監管一體化法案》和《聯邦金融服務監管局法》，將原銀行監管局（BAKred）、保險監管局（BAV）和證券交易監管局（BAWe）合并組建成聯邦金融服務監管局（BaFin），對整個金融市場實施兼容性的統一監管，獨立履行金融市場監管、客戶保護和流動性監管的全部職能，是德國證券行政執法的核心機關。BaFin通過內設金融監管論壇的形式，與聯邦財政部和聯邦銀行進行金融監管方面的合作與協調。此外，因為Fafin內部仍然由不同的機構分別對證券、銀行和保險市場進行監管，涉及機構之間的協調問題，為此，FaFin內設跨行業事務協調部，專門負責協調工作。對BaFin執法程序規定的法律主要包括《行政程序法》和《違反秩序法》，其中分析、立案階段和調查階段適用第一個法律，處罰階段適用后一個法律。為了有效監督BaFin的監管行為，內設有管理委員會，主席單位為聯邦財政部，負責監督BaFin的監管行為，并決定其預算；同時還設有專業顧問委員會，對BaFin的業務管理提出建議，并協助其完善監管法規。
（四）小結
第一，政府證券監管權取得合法授權的原因不盡相同，總體而言，可以歸納為彌補自律監管的缺陷。但各國情況又不盡相同，如美國是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對投資者信心的打擊，英國和德國則是為了提高本國證券市場的國際競爭力，這些都只是表面原因。更為深層的原因是各國政治經濟的差異導致對證券市場重要性的認識不同，由此決定了政府職能定位從原有的不干預經濟，到后來的積極履行職權，最終目標是促進本國經濟的繁榮。
第二，從政府證券監管權未來發展的趨勢看，由一個部門集中統一行使是大勢所趨，目的是為了適應對金融混業經營的綜合監管要求。英國和德國已經實現了統一的金融監管，但是由于德國金融監管機構內部仍然采取分部門監管，因此仍然存在協調配合問題。美國之所以堅持原有分業監管，主要原因在于該國法律對金融監管采取功能監管的理念，并且注重與其他機構的配合，并不影響其應對混業經營監管的效率。因此，怎樣設置監管機構必須根據本國國情，同時，也依賴于其他相關制度的發展水平。
第三，近年來，各國政府證券監管權的內容和范圍不斷擴大，為防止權力的觸角漫無邊際地侵入私人領域，各國都通過法律詳細規定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的權力行使程序，并強調程序的公開、公眾參與、靈活性，以及對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利益保護。不僅如此，各國也越來越重視對政府證券監管機構權力行使的監督，在這些監督機制中，來自行政機構內部的監督應該是位于第一層級的，同時還有議會監督，因為議會通過的法律是監管機構的權力來源，因此，這種監督是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
第四，政府證券監管權必須與自律監管權有效地協調和互補，才能達到對證券市場的最優監管。上述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盡管對自律組織能否具有維持公正和透明交易的能力一直有所懷疑，但是事實已經顯示，政府監管同樣也一直存在缺陷，政府作為唯一的監管者并不是最高效的。雖然政府最初希望對交易所的微觀管理進行監管，但現在看來賦予自律組織更多的監管權才是更為有效的�！币虼�，政府證券監管必須要和自律結合，讓自律組織發揮基礎性監管的作用。
第五，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的地位具有差異性，無論是否設立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各國都非常重視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并通過立法加以確認與鞏固。各國的監管經驗已經顯示：“獨立監管模式帶來的主要好處是它能夠避免由于被俘獲政治家和官僚的干預所導致的市場擾亂。獨立性使監管者免受特殊利益集團（如被監管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非政府利益集團）干擾。獨立性也改善了透明度、穩定性，提高了專業知識水平�！�
二、政府主導型證券市場發展模式的政府證券監管
新興證券市場是區別于發達國家傳統證券市場的、發展中國家的證券市場。按照國際金融公司的權威定義，只要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沒有達到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水平，那么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股市就是新興市場。
�。ㄒ唬╉n國
韓國的證券市場基本在20世紀50年代起步，效仿美國建立了證券市場體制�？傮w而言，韓國政府證券監管主體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56——1996年，財政經濟部主管證券市場，具有最高的金融監管權限。20世紀60年代初軍政府上臺后，韓國逐漸實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大大加強了對銀行和證券等金融領域的干預。與此相適應，在財政金融關系上采取大財政、小金融的做法，由財政經濟部主管證券市場，以便金融部門聽命于政府，為政府及時籌集發展資金。專門的政府證券監管部門是根據1976年修訂的《證券交易法》，于1977年設立的證券管理委員會及其執行機構——證券監督院，確立了強有力的綜合性證券行政管理體系。第二個階段：1997——2004年，該階段金融監管權從財政經濟部分離出來，集中于金融監督委員會行使。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使韓國政府意識到建立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的重要性，于是根據1997年的《金融監管組織設立法》，設立了獨立的政府機構——金融監督委員會（FSC），負責整個金融市場的監管。在FSC之下，設立證券與期貨委員會（SFC），具體負責證券和期貨市場的監管事務和可能被移送FSC的一些初級問題。第三個階段：2005年至今。為了將韓國締造成為東北亞金融中心，應對混業經營等多種變化，韓國政府認識到有必要改革現有資本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加強該國金融市場在21世紀的國際競爭力。因此于2006年12月向國民大會遞交了《金融投資服務與資本市場法》，該法將極大放寬韓國非銀行金融業的準入限制，立足于消減當前韓國金融領域法規的數量，放松對金融領域的監管，約束跨行業經營和對投資者的保護幾個方面。
總體而言，韓國的金融監管體系一直是政府主導型模式。但從發展趨勢來看，韓國正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政府干預，在金融監督委員會的監管下，發揮韓國自律機構——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KRX）和韓國證券業協會（KSDA）的職能，走向政府主導與自律結合的中間型管理體制�！绊n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歷程表明，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限制和干預程度越小，證券市場發展的可能性就越大。與此同時，政府必要的限制和干預，又會對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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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獨立后，印度與中國一樣，長期奉行計劃經濟原則。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印度政府堅定地實行經濟自由化改革措施。此后，印度政府不遺余力地提升證券市場的透明度和效率，制定保護投資者的法律，使印度證券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取得了巨大成就。1991年7月，印度經濟開始了巨大的變革：國家管制、許可證、冗長的審批程序以及僵硬的官僚體制被廢除，經濟獲得新生。同年，印度實行證券市場自由化并加強證券市場基礎建設，通過《1992年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法》設立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賦予SEBI投資者保護、促進證券市場發展和監管證券市場的全權職能。SEBI為法定團體，不是政府機構。雖然其主席由政府任命，但SEBI并不是唯一的政府證券監管機構，印度經濟部、印度公司部、印度儲備銀行與SEBI共同監管證券市場。另外，SEBI也十分注重與自律監管機構的配合，共同實施證券監管。通過整合市場監管系統，收集證據證明違規，SEBI決定在所有交易所和市場實施一套市場監管綜合系統，由綜合監管部負責監督市場走勢、分析交易憑證和交易指數的模式，并與交易所和托管公司協商對策。為了防止SEBI履行職權的不規范，對SEBI進行的監督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體系內的監督，表現在財政部對SEBI主席的任免方面，以及在特定情況下，根據《1992年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法》第17條規定中央政府可以代行SEBI的職責；二是司法監督，受到SEBI處罰的主體不服可以上訴，直至最高法院。
印度十幾年來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府寬松的政策環境有直接關系，其以上市公司及產品本身的吸引力為基礎，靠市場去發現價格，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是，印度的證券監管也有亟待改進之處，如：監管機構過多導致監管權分割、職能重疊和沖突問題，不利于整合監管資源；中央政府過度干預證券市場的傾向仍然明顯，尤其體現在《1992年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法》第17條的規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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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證券市場成立于1991年，屬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新興市場，其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6年以前的財政部監管時期。1991年，俄羅斯聯邦通過了《有價證券發行、流通和證券交易所章程》的決議，標志著俄羅斯證券市場正式誕生，該章程確立了俄羅斯財政部為證券市場的管理者。之所以進行這種設置，主要因為當時的俄羅斯剛剛經歷了休克療法，經濟處于低谷，法律混亂，政府的職能定位是恢復并促進經濟發展，財政部作為國家財政經濟的主要部門，自然擔負起了監管市場的重任。1993年，根據總統令設立了證券和交易委員會，為部委級機構，但沒有獨立的執法權。第二階段為1996——1998年。1996年，根據第1009號總統令《關于證券市場委員會》的規定，將證券和交易委員會改為俄羅斯聯邦證券市場委員會（FCSM），該機構為部委級機構，主席由總統任命。1996年的《俄羅斯聯邦證券市場法》（以下簡稱“市場法”）賦予FCSM監督金融市場的權力。第三階段為1998——2004年。1998年俄羅斯經歷了三次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了本國經濟，促使政府通過進一步保護投資者并改善市場環境促進證券市場的恢復。因此，政府對證券市場的管理框架進行了重要改革，通過1999年修改《市場法》和制定《投資者保護法》（2000年生效），強化政府監管機構的職權，FCSM的權力在1999年發生了徹底改變。新法改變了以往FCSM必須經法庭允許才能對違法公司處以罰款的規定，明確FCSM可以授予其國內分支機構以執法權，該機構的地位進一步加強，此時俄羅斯擁有了類似美國證券監管模式的法律框架。但FCSM并不是證券市場唯一的監管機構，財政部和中央銀行也對證券市場進行監管，由于分工不清，經常發生職責沖突。第四階段為2004年至今。2004年第314號總統令宣布建立俄羅斯聯邦金融市場服務管理局（FSFM），該機構為政府機構，直接對總理負責，統一監管整個證券市場。設立該機構的目的是為了順應俄羅斯金融業向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從而改變了多頭監管的現象。FSFM作為FCSM的繼承者，擁有了更大的職權。但該機構并不是類似德國BaFin的全能金融監管機構，因為保險基金歸聯邦保險監管機構監管、審計機構由財政部監管、銀行由中央銀行監管，并且FSFM沒有行政立法權，因此仍然涉及不同機構的協調問題，但其未來的發展方向為全能監管者。
在俄羅斯證券市場的發展歷史上，尤其在1991——1995年政府尚未集中監管證券市場的時期，自律機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導致俄羅斯實行的是政府監管與自律監管相結合的中間型。但由于俄羅斯證券市場發展初期極其混亂，經濟低迷，政府的職能定位必然是恢復經濟，大力發展證券市場。因此，政府監管一直處于主導地位，也導致俄羅斯證券監管是不完善的中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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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證券監管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0——1992年為分散監管階段。這一時期，政府證券監管機構以中央銀行為主，多部門（財政部、計委、人民銀行、體改委）介入，形成由多個部門共同監管證券市場的局面。但由于令出多門，協調不夠，實踐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亂。地方政府，主要是上海、深圳市政府，還有人民銀行的當地分行充當了證券市場的主要管理者。由于缺乏明確的監管主體，自律機構在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對資本市場的巨大制度需求是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的內在動因�！痹诖藙右蛴绊懴�，政府的職能定位為大力發展證券市場，為國有企業融資、解困，導致政府監管機關在承擔監管責任的同時，也承擔了發展市場、為國有企業融資等非監管責任。政府職能定位從根本上導致政府對證券市場的全面干預，并通過制度安排建立自律監管機構，從而決定了自律監管機構長期的從屬地位，無法發揮自律監管職能。1992——1997年為多頭監管階段。1992年中國政府證券監管的最高機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及其執行機構一一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CSRC）成立，中國證券市場的監管開始走向規范化和制度化。除了證券委和證監會以外，地方政府負責選拔和推薦公開發行股票的企業，會同企業主管部門審批地方企業的股份制試點，上海、深圳市政府歸口管理滬深交易所。1996年3月，證監會決定分批授予地方監管部門行使部分監管職責。1997年至今為集中統一監管階段。1997年8月，國務院決定，深滬證券交易所劃歸證監會直接領導，地方政府不再行使管理權。同時，撤銷了原來的證券委，將其監管職能移交證監會，人民銀行的監管職能也移交給證監會，將原來隸屬地方政府的證券監管部門收歸證監會。證監會作為全國證券期貨市場的主管部門，是國務院的直屬事業單位。但政府證券監管權并未完全集中于證監會，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國資委、發改委仍然擁有部分政府證券監管權，證監會事實上并不能實現法律規定的對證券市場的集中統一監管�！岸囝^監管”仍然存在，而且這些機構之間存在權力重疊和沖突現象，嚴重影響了證券監管的效率。之所以存在這種狀況，與歷史上多部門監管形成的路徑依賴有關，更為根本的原因則是在部門權力利益化影響下，各機構對部門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如何與這些機構協調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直接影響到政府證券監管權的運作效率。
2004年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國九條”）中明確提出要以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目標，建設透明高效、結構合理、機制健全、功能完善、運行安全的資本市場。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導致了證監會監管任務的改變，也促使法律對自律組織地位的認同。2005年《證券法》明確規定了證券交易所是組織和監督證券交易、實行自律管理的法人。但目前交易所的事實地位和法律地位仍然不符，證監會與自律機構監管權邊界不清，導致了監管效率低下，尤其是證監會對違法行為的處罰效率低。
證監會從產生之日起權力不斷擴大，最大的問題在于缺乏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監督，尤其是監管程序的缺失，導致權力行使的不規范，執法中存在違法現象，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F有對證監會的監督主要以行政體系內部監督為主，其他的監督機制尚未發揮應有的作用。
（五）小結
第一，新興市場國家政府監管介入證券市場的原因并不是源于對自律監管不足的彌補，而是為了籌措資金，或者應對經濟危機，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治經濟背景決定下的政府急切促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職能定位。因此，權力介入的初期，都對證券市場進行了集中全面的管理，自律監管也成為政府的制度安排。但隨著經濟政治情況的改變，尤其是市場化的深入，政府職能定位再次變化，逐漸意識到放松管制、促進市場機制作用發揮的重要性，開始了市場化的改革，集中體現在對行政許可、審批等制度的廢除，并促進自律監管作用的發揮，但政府主導的狀態仍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第二，相對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證券市場產生和發展的時間較短，政府監管經驗不足，監管體制尚未成型。因此，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證券監管機構一般均經歷了由財政（經濟）部、中央銀行等多個監管機構共同監管證券市場到設立較為集中監管部門的過程，未來的發展趨勢是設立統一的政府證券監管機構。但是，由于這些國家相關法律體系尚不健全，加上出于維護部門利益導致的路徑依賴，即使在集中監管者出現后，多部門監管格局短期內仍然無法消除，各個監管主體之間仍然存在職能重疊和沖突的現象。這也成為影響證券監管效率的最主要問題之一。如何提高監管效率，是各國都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第三，新興市場國家中，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的性質雖然包括事業單位或者法定團體，其主席（或理事長）由總統（或總理）任命，但獨立性仍然較差。加之證券市場發展變化快，政府對證券市場的干預較多，對監管主體進行約束和監督的法律不夠完善，導致政府證券監管機構容易受政府政策調整的影響，使其監管行為的連續性和規范性降低。與此同時，隨著政府證券監管機構擁有越來越廣泛的監管權，這種不連續和規范性差的監管行為對被監管主體的利益可能產生更大的損害。因此，新興市場國家更需要完善對政府證券監管權行使的約束和監督，但這種監督主要集中在行政體系內部，其他監督相對薄弱，這與上述國家司法體系的完善程度有關。
三、政府證券監管的共識及其啟示
比較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政府證券監管權的演變歷史，可以得出政府證券監管權具有如下共識，這些共識也為我國政府證券監管權未來的制度設計指明了方向。
第一，各國政府證券監管權介入證券市場的原因差異較大，對自律監管缺陷的彌補，或者是應對經濟危機都只是表層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本國政治、經濟環境，即具體的國情，以及由此決定的政府職能的不同定位。政府職能的定位不僅決定了政府何時介入證券市場，還決定了政府證券監管權與自律監管權之間的關系。不同國情和相關制度的發展水平，決定了政府證券監管機構的設置情況不同。
第二，政府證券監管權必須與自律監管權配合才能發揮作用。但是，究竟怎樣配合，各國需要選擇不同的完善路徑。發達國家的自律監管歷史久遠，已經比較成熟，因此，這些國家目前的核心任務是如何界清兩者之間的權力邊界，防止重復監管帶來的監管成本激增，監管效率下降。對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發展與規范”證券市場的雙重職能定位，決定了政府主導的監管狀況很難短期改變，自律監管長期內只能處于從屬的地位。因此，對這些國家而言，要實現兩者的協調和配合，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明確自律機構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礎上，通過政府證券監管機構對自律機構的逐漸授權和放權，促進自律機構發揮其應有的監管職能。之后，劃分兩者的界限以提高監管效率。這些經驗對我國同樣適用。
第三，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對證券市場集中統一監管的要求是所有國家的共識。尤其是對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由于存在多個政府機構共同監管證券市場的歷史，路徑依賴和部門權力利益化導致政府證券監管權至今仍然無法完全集中于一個監管部門之中，權力重疊與沖突現象嚴重，降低了監管效率，因此，必須考慮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就發達國家而言，對證券市場的統一監管已經基本實現，是否設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則根據本國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水平和該國相關法律制度的情況決定。對我國而言，如何處理好證監會與其他部委的權力重疊和沖突現象，真正實現證監會對證券市場的集中統一監管是提高政府監管效率必須要解決的難題。
第四，政府證券監管權從產生至今，權力內容和范圍一直處于不斷的擴充之中。權力的擴大一方面可以提高監管的效率，但同時也導致了政府證券監管權對自律監管領域的侵入，損害被監管主體合法權益等違法行為的增多。因此，各國都強調對權力進行約束和監督，這源自發達國家權利保護的傳統，及由此形成的對權力“惡”的認識，強調權力行使程序的公開、透明、公眾參與和對利害關系人的保護，并構建了多層次的監督體系，其中議會監督最為根本，但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司法監督和政府內部的監督。新興市場國家由于不具備這種歷史傳統，加上發展經濟的要求，對權力的程序性約束很少，對政府證券監管權的監督更多地體現在行政體系內部的監督，其他監督機制仍然很難發揮作用。如何完善對我國證監會的立法、司法和媒體監督機制，是未來我國政府證券監管權制度設計應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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