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準備的濫用與治理

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準備的濫用與治理

   內容摘要：在深入剖析上市公司濫用資產減值準備趨向表現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探討提出了上市公司濫用資產減值準備的治理建議。
　　關鍵詞：上市公司 濫用資產減值準備 治理建議
　　
　　上市公司濫用資產減值準備操縱利潤，美國SEC稱之為“甜餅罐”（Cookie jar）手法。在我國作為操縱利潤的主要手段還是最近兩年的事情，但卻有愈演愈烈之勢。

　　上市公司濫用資產減值準備的趨向表現

　　避虧公司該提不提，虛盈實虧
　　按規定，上市公司應當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終了，全面檢查各項資產，對可能發生的各項資產損失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其本意是促使上市公司遵循謹慎性原則，糾正過去或有損失計提不足導致的“利潤泡沫”，夯實期末資產的真實價值和盈利能力，降低財務風險。但該項規定對“微利”特別是“避虧”類上市公司則是生死攸關。該類公司瀕臨虧損的邊緣，財務狀況持續惡化，期間費用大幅增加，若再據實計提八項資產減值準備，其結果肯定會造成當期的全面虧損。只有該提的減值準備不提或少提，才能避免當期的凈虧損而逃過“生死大劫”。2003年年報顯示，方大A為避免連續兩年虧損，僅降低應收賬款壞賬準備計提比例就貢獻利潤715萬元，占當期稅前利潤的55%，然而當期的應收賬款增幅卻遠大于主營業務收入增幅，因無證據顯示該項會計政策變更之必要性而深受市場的質疑。
　　虧損公司巨額計提，“休克療法”
　　按中國證監會的現行規定，上市公司若連續兩年虧損，或每股凈資產低于面值，或財務狀況異常時，公司的股票就要被特別處理（即ST處理）；若連續三年虧損，公司股票就將被暫停上市交易（即摘牌）。上市公司為避免連續虧損，往往利用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的模糊性，采用所謂的“休克療法”，巨額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一次虧個夠”，以便來年“輕裝上陣”，降低重組門檻，為“扭虧增盈”留下操縱空間。而在權責發生制下，巨額預計資產減值損失還可冠冕堂皇地說成是遵循謹慎性原則的結果。ST輕騎2002年巨虧34億元，其中42億元為巨額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ST長控2002年虧損6.68億元，每股虧損高達罕見的10.996元，其主要原因是公司對大股東四川泰港、西藏天科虛假重組資產全額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高達4.3億元，占全年虧損總額的60%以上。
　　扭虧公司巨額沖回，“保牌”、“摘帽”
　　虧損上市公司要想“保牌”或“摘帽”，就一定要避免出現“連續兩年”或“連續三年”虧損。由于該類公司通常主營業務不景氣，很難在短期內依賴主營業務扭虧為盈，只有在扭虧年度將以前巨額計提的減值準備通過“會計估計變更”的巨額沖回而刻意制造“報表利潤”，造成“扭虧為盈”的虛假表象以逃避市場的監管。*ST美雅2001年虧損3.2億多元；2002年巨虧8.48億多元，究其原因主要是計提壞帳準備3.5億元、計提產成品跌價準備8100余萬元所致，而令人費解是產成品跌價準備是在公司年報自稱“國內毛毯市場恢復性增長，加入WTO之后紡織品出口量大增”情況下計提的；2003年度*ST美雅如愿實現賬面凈利潤580多萬元，但巨額轉回資產減值準備達1.46億多元，其中沖回產成品跌價準備8200余萬元，占轉回資產減值準備總額的近60%，若扣除轉回的資產減值準備則該公司將凈虧損1.4億多元。
　　盈利公司加速計提，“秘密準備”
　　一些績優上市公司往往趁著當前生產經營態勢較佳、利潤大幅增長的經營背景，大額加速計提各項資產減值準備，這樣既能集中清算、釋放一些歷史問題遺留下來的各種潛在風險，又能利用“會計估計”而低估資產形成秘密準備金，為以后的會計期間留下足夠的“業績儲備”。山西焦化2003年三季度的每股凈收益已高達0.58元，但年報公布卻只有0.47元，其主要原因是將大股東山焦集團一年以內欠款計提壞帳準備的比例調高至極不正常的15％，僅僅應收賬款壞賬準備計提比例的提高就使該公司2003年度凈利潤減少了約6954.5萬元；與此同時，山西焦化還計提了多項其他資產減值準備，如計提兩項長期投資減值準備共計1005.48萬元，以及因擔保產生的300萬元或有負債等；但即使如此，山西焦化2003年度實現的凈利潤仍比2002年增長103.83%。

　　上市公司濫用資產減值準備的治理建議

　　借鑒國際會計慣例，制定資產減值準則
　　與國際會計慣例相比，我國現行的有關資產減值準備的相關會計規定還比較模糊，尚未規定明確的計算程序及標準，從而為上市公司留下了一定的操縱空間，主要表現在：一是規定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時間是“定期或至少每年年度終了”，但對“定期”卻沒有規范的說明，使得上市公司在實際操作時具有一定的隨意性；二是八項資產期末價值的計量采用多種計量屬性，如歷史成本、賬面價值、公允價值、可收回金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銷售凈價、使用價值、市價等，且在不同的會計準則中又各有表述，可操作性差；三是減值準備的計提方法和比例由上市公司自行選擇，導致上市公司將壞賬準備、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存貨跌價準備和固定資產減值準備等作為操縱“八項計提”的重頭戲；四是資產計提減值準備后的使用處理規定不具體，如對計提減值準備后的資產的結轉、攤銷、折舊的處理均無明確規定；五是對“秘密準備”未給予規范明確的界定，未對正常的資產減值準備轉回與刻意的秘密準備沖回提供區分標準；六是資產減值信息披露的規定不明確，如對資產減值準備巨額計提與轉回、不提或少提的原因及理由等均未作出統一的披露規定。因此，建議我國當前應借鑒FASB和IASB的做法，盡快制定統一的資產減值會計準則，以從會計規范上治理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準備的濫用行為。
　　規范會計選擇權利，增強準則可操作性
　　上市公司八項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本質上是一種規避風險的會計處理，屬于會計估計的范疇，也是我國加大會計改革力度，盡快與國際會計接軌的具體體現。但是，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時間畢竟還不長，市場各方參與者無論是上市公司、投資者還是監管者等都還很不成熟，在這種還不成熟的市場實施成熟市場的會計制度則可能付出較高的實施成本。眾多實證研究結果亦顯示那些面臨“報表壓力”的上市公司并未合理應用資產減值會計處理的選擇權，而是將其視作操縱“報表利潤”的機會，違背了資產減值會計規定的初衷，從而導致了資本市場資源的錯誤配置。為此，建議我國會計準則制定部門應對資產減值會計處理的專業判斷范圍及其會計政策的選擇權持謹慎態度，在當前情況下適當限制上市公司對資產減值會計處理的選擇權則具有其必要性。具體講，應針對不同行業、不同資產減值狀況及減值準備計提與轉回的時間、計價、比例、方法、上限、下限等，制定引導性、參考性的標準及限制條件的具體實施細則，以增強會計準則的規范性與可操作性。
　　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加大市場監管力度
　　盡管我國現有的相關會計法規已明文規定，上市公司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對本年度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有重要影響的應予說明，但幾乎絕大多數上市公司對于其巨額計提與轉回、不提或少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原因及其具體估價、計算方法等，均未作出詳細的信息披露

。因為上市公司受其利益的驅動性，通常會千方百計地尋找新的利潤操縱手段以逃避市場的監管，從而達到上市、“保牌”、“摘帽”、“扭虧增盈”和增發、配股等多重性目的，且在相關信息披露時會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和內容予以披露。所以，建議我國當前應改進八項資產減值準備計入利潤的會計處理方式，統一設置“資產減值損失”賬戶集中反映八項資產的減值與轉回情況，并在利潤表上設專項列支與披露，以提高資產減值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同時建議市場監管部門應加大相關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力度，對于資產減值會計信息披露不足的公司，除責令其充分、詳細地補充披露其相關會計信息外，還應追究其有關責任人的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
　　完善市場信息機制，甄別各種秘密準備
　　我國八項資產的期末計價，總體上是采用其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Market value）孰低法，即在衡量八項資產減值的情況時，應用的是公允價值計量基礎。而公允價值的本質是基于市場價值的判斷，凡是偏離市場價值的判斷，都不是公允價值。所以，建議在當前應充分利用國家各級物價、工商管理、資產管理部門和獨立誠信的相關中介機構、行業協會等所掌握的市場動態價格信息，通過建設現代信息技術網絡來定期公布有關資產、商品的市場價格信息，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市場信息機制，以減少資產減值會計計量中的人為主觀因素，壓縮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準備的濫用空間。同時建議會計規范和市場監管部門明確界定“秘密準備”的內涵定義與外延范圍，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因低估資產所形成的秘密準備與正常資產減值準備的區分標準，嚴禁上市公司濫用資產減值準備而計提秘密準備，以便于其各方利益相關人和CPA獨立審計甄別各種實質性的秘密準備，保護其各方利益相關人的正當、合法權益。
　　制定獨立審計準則，強化CPA審計監督
　　根據《企業會計制度》，資產減值準備是上市公司管理當局對未來有關風險所做出的會計估計，因而難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人為因素，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利潤的操縱空間。正因為此，一些上市公司在預計資產損失和計提減值準備時，就具有極強的目的性和傾向性，有的甚至將其視為操控利潤的“水龍頭”，根據自身的利益需要不斷相機調節，調緊時謂之遵循會計的謹慎性原則，調松時也有其自圓其說的各種理由。這樣既加大了CPA和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風險，也增大了CPA審計的工作難度與審計成本。因此，建議在2000年頒發的《資產減值準備審計指導意見》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當前上市公司濫用資產減值準備的實際情況，盡快制定資產減值準備的獨立審計準則，規定明確、具體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的審計程序，進一步規范和強化上市公司資產減值的CPA審計監督，以通過降低審計風險、防止審計失敗與提高審計質量等，來遏制上市公司的資產減值準備濫用行為。 
　　
鐘新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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