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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買賣合同的成立與生效
案情介紹本案訟爭房屋是第一被告甲和第二被告乙兩夫婦共同共有房屋。2000年8月甲、乙委托本市某房地產中介公司上市出售該屋，同月29日下午原告丙經中介公司經紀丁介紹并帶至訟爭房屋察看，并于次日下午與甲簽訂《協議書》。該《協議書》訂明：甲、丙商定成交甲之房屋（即訟爭房屋），價額為30萬元人民幣；2000年9月5日去房屋交易所及丁處交易，丙于2000年9月22日前把房款30萬元交齊；2000年8月30日下午二時成交，甲不得將房屋再賣給別人�！秴f議書》簽訂后，丙沒有依約于2000年9月5日到中介公司丁處及交易所交易，亦沒有交納中介費。2000年9月6日兩被告經丁介紹與他人簽訂了該房屋的買賣協議，并于同月18日到房管局登記備案。
審判結果一審法院認為，甲出賣房屋的行為，雖未經乙同意，但相對人丙有理由相信甲有代理權，因此構成表見代理，《協議書》有效。由于原告沒有依約于2000年9月5日到房屋交易所及中介公司與兩被告進行交易，兩被告因此而繼續委托中介公司出售房屋，兩被告的行為是在原告履行不當時拒絕自己的履行，屬于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應予支持。原告認為兩被告沒有依約將房屋售予，應承擔違約賠償責任的請求不予支持，由于違約首先在于原告，兩被告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即使原告有損失，也應由其自行承擔。為此，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甲出賣與乙之共有房屋，未經乙書面同意，其合同依法應為無效。為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關于本案的一、二審判決，在理論上都有一些瑕疵。本文試作探討。
一、《協議書》的性質
本案的《協議書》是房屋買賣合同，其簽訂即意味著在當事人之間完成了要約、承諾的合同程序，故應為成立。《合同法》第12條第1款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標的；（三）數量；（四）質量；（五）價款或者報酬；（六）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七）違約責任；（八）解決爭議的方法�！边@里規定的是合同的一般條款，并不意味著合同必須具備的“主要條款”�！爸饕獥l款”說曾被規定在《經濟合同法》第12條第1款，在實踐中一些地方的法院也會據此認定不具備上述條款的合同為無效合同，這種觀點并不正確。我國現行法，究其實旨，系采國際通行作法，將無效合同限定在損害國家利益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范圍之內。
筆者認為，關于合同條款的討論，主要是針對合同是否成立的問題。從上述“主要條款”的角度出發，合同是否應當有一個“必備條款”的問題呢？這是有的。當事人、標的及其數量是合同的必備條款。否則，連誰是交易人都不清楚，就無法確定權利的享受和義務的承擔，發生糾紛也難以解決；沒有標的和數量，合同根本不可能成立。其他的條款則均僅為一般條款，不是合同的必備條款。從合同成立的角度，只是合同程序，其事項作如何約定，并不涉及到條款的實質內容，因而也不決定合同效力。如果已經具備必備條款，則應認定其為合同，而非預約；此點為兩者的基本區別。在本案中，《協議書》的內容，可逐項分析如下：
第一，當事人是否具備。買、賣雙方分別為丙和甲。由于只是合同程序，套用訴訟法上的用語，是“程序上適格”，而不管出賣人甲是否有處分權或者買受人丙是否有民事行為能力，即不涉及其實質內容。因此，《協議書》的當事人已經具備。
第二，標的和數量是否明確。標的約定為訟爭房屋。因此，《協議書》的標的和數量均已明確�；诖硕c，房屋買賣合同已經成立。有觀點認為其不具備地方規章中規定采用的格式合同形式，因而不能認為是房屋買賣合同，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拘泥于合同形式，并據此否定當事人的意思表示，違反私法自治原則，因而是不正確的。
第三，除上述必備條款外，《協議書》還約定有下列條款：交易價款為30萬元人民幣，由買受人丙于2000年9月22日前把房款30萬元交齊；出賣人甲不得將該房屋再賣給別人；具體交易時間為2000年9月5日。這些條款均不影響房屋買賣合同的成立。
二、《協議書》的效力
合同效力的取得，不是來源于當事人的約定，而是由法律所賦予的，反映出法律對該約定的價值判斷。所謂合同的生效，是指只要合同具備一定的要件后，便能產生法律上之效力�！逗贤ā返�44條第1款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痹撘幎ㄖ辽僭诟拍钌蠀^分了合同的成立與合同的生效。合同的成立必須具備成立要件，前已述及；但合同成立后，能否發生法律上之效力，能否產生當事人所預期的法律效果，則非合同當事人意志所能決定。只有符合生效條件的合同，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合同法》第8條和第44條第1款中所稱為“依法成立的合同”，應當理解為既具備成立要件、又具備生效要件的合同。
《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边@里規定的是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生效要件。在本案中，就前二項而言，《協議書》均已具備；就第三項而言，《協議書》是否屬于具有違法性的合同，其可能影響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是否經登記�！逗贤ā返�44條第2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生效的，依照其規定�！备鶕冻鞘蟹康禺a管理法》第60條第3款前段規定：“房地產轉讓或者變更時，應當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申請房產變更登記”。因此，房屋買賣合同必須經過登記才能生效，如未登記的，即不生效力（區別于無效）。這也是為什么要求房屋買賣合同必須具備地方規章中規定采用的格式合同形式的原因，也是為什么雙方約定其具體交易時間的原因。但是，對于未以格式合同形式出現的、又未經法定登記手續的、由當事人“草簽”的合同，在當事人之間是否生其效力，法律并沒有為我們指示出來。這里說的是一般合同程序對合同效力的影響的問題。
第二，共有人是否同意�！冻鞘蟹康禺a管理法》第60條規定：“下列房地產，不得轉讓：……（四）共有房地產，未經其他共有人書面同意的”。二審判決理由即據此認為《協議書》為無效合同。但是，同樣從這個角度
出發，甲單方處分其與乙共同共有的房屋，應屬無權處分；無權處分所訂立的合同并非當然無效，如《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后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由此可見，未經其他共有人書面同意的房屋買賣合同，并非當然無效，實屬效力未定的合同。從二審判決理由中，并未體現出對此點的關注，知其考慮未及周詳。這里說的是特殊合同程序對合同效力的影響的問題。
在第一個問題上，《合同法》第44條第2款所規定的“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生效的”合同，類型繁多，不一而足。其中，有的合同從其形式上的確需要辦理上述手續方可生效的，是其合同程序的一個內容，例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規定，中外合資經營合同、中外合作經營合同必須經過有關部門審批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有的合同則是將產生物權變動的登記要件視同為合同的生效要件，例如，《擔保法》第41條規定，應當辦理抵押物登記的，抵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其中的“抵押物登記”，學理上稱之為抵押權登記。房地產買賣合同的登記手續。亦同此理。
在第二種情況下，如果合同訂立后僅僅未經登記，是否產生拘束當事人的效力呢？從上述規定來看，應采否定說，即合同應在當事人之間為不生效。如就本案而言，《協議書》不生效（區別于無效）。但是這樣一來，實踐中很多已經成立的“草簽”合同，即因不能拘束當事人而造成應受保護的利益未獲保護，必定會助長不誠實交易的風氣，對社會造成的損失（包括經濟損失和文化損失）將無法估計。在采否定說的前提下，只有締約過失責任制度可以救濟受損失方，這是不能全面保護其利益的。因此，應采肯定說，在此情況下的合同不以物權變動的登記為生效要件。由梁慧星先生主持起草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7條規定：“以發生物權變動為目的的原因行為，自合法成立之時生效。在不能發生物權變動的結果時，有過錯的當事人應當承擔違約責任�！�1故對本案的《協議書》效力的決定，應以此為依據。一、二審的判決理由避開了這個問題，不知道是否有意識的。
對第二個問題的探討，則牽涉到對案情的進一步分析，尤其是對當事人行為的解釋。這是一、二審判決理由的主要分歧所在。一審判決理由認為，甲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故《協議書》應為有效合同。首先，兩被告一起到從事房屋買賣的中介公司掛牌，對其共同共有的訟爭房屋進行出售。其次，作為第一被告甲是第二被告乙的丈夫，兩被告均是訟爭房屋產權登記人；再次，《協議書》的訂立是在兩被告家中進行的。上述三點足以使丙認為可以甲以其自己的名義并代理乙處分訟爭房屋。因此，雖然乙沒有在《協議書》上簽名或者提出書面同意，但甲的表見代理成立，故《協議書》應為有效合同。二審判決理由則徑以甲未取得乙的書面同意，認定《協議書》無效。
筆者認為，在本案中，并不是甲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而是乙的行為構成“視為同意”。關于“視為同意”是否屬于表見代理的爭論，在我國由來已久。筆者采區別說，認為表見代理為擬制之有權代理，“視為同意”為推定之有權代理之間。在表見代理，《合同法》第49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痹凇耙暈橥狻保睹穹ㄍ▌t》第66條第1款第3句規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義實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同意�！眱烧叩膮^別主要在于其中之價值判斷不同，表見代理系以善意第三人的值得保護、保障交易安全出發，“擬制”出拘束被代理人的交易效果，并不考慮被代理人的過失情況：“視為同意”則系以被代理人的不值得保護出發，“推定”出拘束被代理人的交易效果，必須考慮被代理人的過失情況，而不考慮相對人的過失情況。
在本案中，一審判決一方面確認，乙系與甲一起到中介公司將其二人共同共有的房屋掛牌出售的；而且丙與甲商議買賣事宜時，乙也在場。因此，乙對訟爭房屋的出售給丙，是處于明知的狀態。另一方面又認為，乙所辯稱之《協議書》訂立時其表示堅決反對，但沒有提供有關證據予以證明；即認定乙對甲與丙訂立《協議書》，當時并無實行任何明示阻止的行為，因而不存在其明知而表示反對的事實。由此最直接推出的結論只能是：乙明知其與甲共同共有的房屋出賣給丙而不表示反對，應當視為同意。二審判決理由并不考慮上述本案的實際交易情況，徑以甲未取得乙的書面同意，認定《協議書》無效——“一棍子打死”；這在對案情的理解上略嫌簡單化，對條文的解釋亦略嫌僵化。綜上所述，盡管《協議書》上只有甲和丙的簽名，但仍然應當認其為有效，可以拘束甲和乙、丙。
三、《協議書》的處理
平時，我們談無效合同的處理比較多，直接談有效合同的處理比較少。就有效合同的處理而言，多在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追究上，對其他責任形式的追究乃至合同的最終處理，往往欠缺周詳的考慮。在本案中，一審判決理由認為，《協議書》有效；由于丙沒有依約于2000年9月5日到房屋交易所及中介公司與兩被告進行交易，兩被告因此而繼續委托中介公司出售房屋，兩被告的行為是在丙履行不當時拒絕自己的履行，屬于行使同時履行抗辨權，應予支持。從本案事實可知，訟爭房屋的確于2000年9月6日由兩被告售予他人。但是，抗辯權的行使，能否導致合同拘束當事人的效力消滅，即發生終止合同權利義務的效果呢？這里面牽涉到我們對抗辯權的性質如何認識的問題。
依一方當事人的行為產生消滅合同效力的權利，屬于形成權。而所謂抗辯權，則是指權利人用以對抗相對人之請求權的權利。在學理上，有認為抗辯權為形成權之一種的。但是，抗辯權原則上只有停止請求權行使之效力，其作用在于防御，而不在于攻擊；因此，抗辯權之行使也必須待相對人之請求，無相對人之請求即無抗辯權之行使。而形成權之行使，不以相對人的意思為轉移，其作用在于攻擊。因此，抗辯權不屬于形成權。在本案中，于合同約定的交易日期2000年9月5日，丙并未前往交易，于此后，兩被告拒絕與其續行交易，并非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因為，兩被告的“拒絕抗辯”，并不會發生消滅有效合同對雙方當事人拘束力的形成效力。因此，兩被告拒絕與丙續行交易并將論爭房屋售予他人，應當認為系行使形成權，即消滅有效合同對雙方當事人的拘束力。從一審判決理由來看，其并沒有涉及到有效合同的最終處理問題，并不妥當。
從消滅有效合同對雙方當事人的拘束力的問題意識點出發，筆者認為兩被告是行使合同解除權。這里不是從《合同法》第94條第4項所規定的“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權加以考慮，而是從交易本身加以考慮的。由于兩被告是在中介公司掛牌出售訟爭房屋的，使其交易具有公開性與急切性；因此，雙
方當事人所約定的交易日期條款，應當視為合同的根本條款，如有違反即構成根本違約；雙方當事人于此默示的合同效果為，如果丙不于該交易日期前往交易的，即為自動放棄交易，該合同可視為當然解除，唯其結果應依出賣人的意思決定。兩被告于約定交易日期之次日將訟爭房屋售予他人，可視為行使該合同所默示的解除權。由于丙是自動放棄交易，且合同之當然解除已為默示，故兩被告于此并無通知其合同已經解除之義務。在寫作判決理由時，可將上述意思予以明確，以示法官并非機械適用法律條文之“工具”，實有其意義重大之“能動”所在。
注釋：
1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有直接采此觀點的，如《關于審理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房地產開發經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2條規定：“轉讓合同簽訂后，雙方當事人應按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到有關主管部門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一方拖延不辦，并以未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應責令當事人依法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第13條規定：“土地使用者與他人簽訂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后，未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之前，又另與他人就同一土地使用權簽訂轉讓合同，并依法辦理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的，土地使用權應由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的受讓方取得。轉讓方給前一合同的受讓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憋@然，其中之合同對當事人之拘束力，并非以物權變動的發生為其要件的。從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案件來看，亦采此種觀點，見于存庫訴董成斌、董成珍房屋買賣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1年第4期。但是，盡管如此，在具體條文的適用中還是有爭議的。
第一，《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85條后段規定：“財產所有權尚未按原協議轉移，一方翻悔并無正當理由，協議又能夠履行的，應當繼續履行：如果協義不能履行，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負賠償責任。”《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6條第2款規定：“法律規定登記生效的抵押合同簽訂后，抵押入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拒絕辦理抵押登記致使債權人受到損失的，抵押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庇杏^點認為這是締約過失責任的規定，筆者則傾向于將其解釋為違約責任。在抵押合同中，抵押的權登記僅生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不登記不影響抵押合同本身的效力：雙方于此所生的責任分配，可依其對于“登記”的合同義務大小決定。
第二，《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9條第1款規定：“依照合同法第44條第2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批準手續，或者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才生效，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當事人仍未辦理批準手續的�；蛘呷晕崔k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登記手續，但未規定登記后生效的，當事人未辦理登記手續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合同標的物所有權及其他物權不能轉移�！逼渲忻黠@意識到了問題，惜其僵化于所據條文之表面文義，既不考慮這此條文本身可能的不合時宜（包括觀感上的落后和機能上的滯后）。也不考慮實踐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綜上所述，在針對有關問題進行法律適用時，法官應審度時宜，充分利用法律解釋方法，規避僵化條文，實現實體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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