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法治/郝鐵川

“理性”與法治/郝鐵川

“理性”與法治

2000年12月6日 00:17 郝鐵川
　　貫穿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線是對人類理性的呼喚。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哲人中率先提出法治主張與學說的，同時又是西哲中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動物”命題的。大體而言，在人類法律史上，凡是法治論者多是理性主義者。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治建設的一盞指路的明燈，而自然法的一大內容就是理性。海克·孟德斯鳩、盧梭等是近代西方法治的主要設計師，他們又都是啟蒙思想家和理性主義的倡導者。因此，理性與法治密不可分。
　　然而，什么是理性？人在何種狀態下才可稱為“理性”？人作為“理性的動物”有何本質性的規定？對于此類問題，千百年來思想家們一直在苦思冥想，但卻始終未能給出一致的答案。特別是近代西方哲學史上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爭，使問題顯得更為復雜。由于對“理性”缺乏公認的定義，對其內涵與外延沒有明確的界定，所以在許多問題上不免歧義叢生，尤其對包括法律在內的一些重大文化現象的評價，很難持有公允的價值尺度。
　　筆者多年來也一直思考理性問題，近日在菜場上買菜時，對理性忽有頓悟：人在什么狀態下最具“理性”？就是在市場上做買賣時最理性！此時的買賣雙方討價還價，斤斤計較，計算成本與收益，評估商品的樣式與質量，是多么冷靜與理智！理性是什么？理性的核心是人依照市場交易活動中引申出來的主體平等、意思自治、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來設計生活和追求真善美的一種能力。
　　第一，理性更多地屬于商業民族，農業民族則是總體上理性不足的民族。西方學者把追求理性的精神稱為日神精神，把追求非理性的精神稱為酒神精神。商業民族整日計算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收益、效率與效益，所以最具日神精神。哲學是生活實踐的反映，哲學家論證的理性不過是對商品交易生活中人類能力的高度提升與總結。農業民族一般來說正如列寧所批評的那樣：“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抱殘守缺”。農業民族缺乏理性思維的根源在于它生活在宗法社會中，缺乏商品交易能力，最具酒神精神。這種酒神精神具有兩大特點，一是以情為本，感情用事，情緒如同酒精那樣濃烈。中國人喝酒，什么“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寧要胃里穿個洞，不讓感情留條縫”。西方人則即便喝酒時也保持計算成本與收益的能力。美國一位教授曾邀筆者到酒吧飲酒，他既不為我點酒，也不舉杯勸酒，更不為我買單。打聽下來，西方人似乎都是這樣請人喝酒的。東西方這種酒文化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非理性與理性的差異。二是不計成本。黃仁宇先生說資本主義就是小算盤，工于計算。商業民族的確如此。受商業民族生活影響較大的上海人在賣菜、買菜中很早就學會了斤斤計較，賣者拿桿秤，買者也拿桿秤，而且為一兩一錢吵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可我小時候所在的河南，賣菜從來是論“堆”的，一堆菜多少錢，從來不用秤。這一“堆”菜的成本與收益到底應該是多少，淳樸的北方人從不去認真計較，久而久之，竟形成了論“堆”不論“斤”的思維方式和說話方式。
　　第二，理性是對人的本性不信任的人們所特有的一種思維方式。自然法學派力主法是理性的體現，但他們卻是一群性惡論者。在他們看來，理性是對性惡的否定，是上帝賦予人們戰勝惡欲的能力。理性是持性善論的人們所不具有的，因為在他們看來，人的本性是善的，感性即理性，理性即感性，產生非理性的那些人則不是人，性善論者不主張法治，是因為他們不承認理性與感性之間的某種對立關系，沒有把法作為與感性對立的理性的表現。
　　理性是什么？理性是商業民族的一種思維方式，其主要內容是主體平等、意思自治、權利神圣、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契約自由等。不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不從農業民族轉變為商業民族，是不大可能具有理性精神的，也不可能支撐起法治大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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