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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犯罪原因分析及對策研究/郭銳法律論文網
農民工犯罪原因分析及對策研究
郭 銳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04級法律碩士 100038)
【內容摘要】“農民工”這一名稱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名詞，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工”經常讓人們聯系到“農民工問題”，其中包含著農民工犯罪率上升問題，社會對之非常關注。為什么會有農民工犯罪，我們應該有什么對策。
【關 鍵 詞】農民工 農民工問題 犯罪原因 對策
1984年以前，中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是通過鄉鎮企業，形成了一條“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1984年以后，國家放寬了對農民進城的限制，允許農民到城市落戶。于是大規模的“民工潮”出現了。到90代達到高潮。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顯示，自1978年至2000年間，中國農村累計向非農產業轉移勞動力1.3億人，平均每年591萬人 。據南方網訊有關調查預測，今后10年我國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的人口將達1.76億，預計今后20年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的人口將達3億。這個數字令人憂心忡忡。農民進城市本是為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服務，可是由于某些體制問題使得農民工的處境相當的艱難，社會犯罪率不斷上升等等，我們把這些問題統稱為農民工問題。
農民工——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是農民戶口，但他們又從事著非農產業的工作；他們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從傳統意義上講，他們既不是真正的農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眾多的學者們就干脆給了他們一個有概括性的名字：“農民工”。
“農民工是一個典型的由經濟和社會雙重因素造就的弱勢群體”
一、農民工具有的特點
（一）、經濟上貧困
“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干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形容中國農民工生存狀況的“經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憤怒青年”引申開來自嘲，后面還得加上一句：“賺得比民工還少。 ”
據有關統計，70％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600元以下，20％左右月收入在600～800元之間，只有少數能拿到千元以上的工資，所以他們中多數人的文化娛樂支出都為零，即便有也最多不過二三十元。
經濟上貧困決定了弱勢群體生活質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
（二）、生活質量低下
我們日常所見的城市農民工，大多數在衣食住行各方面與他們所在謀生城市的居民有著很大的不同。衣著方面，因為與他們所從事的各種粗、重且臟的活計有關，農民工的衣著一般都極為簡樸甚至粗陋。居住方面，農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鄉結合部的農居點，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則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內，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種建筑廢料搭建的棚屋內，農民工居住條件的共同特點是：居住擁擠、采光和通風條件較差、潮濕、蚊蠅滋生，往往成為城市中的衛生死角。為了盡可能地節約在城市中的開支，農民工的飲食一般比較簡單，他們是農貿市場的低檔菜蔬和街頭路邊飲食攤檔的主要顧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他們是舊自行車的主要銷售對象，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極為普遍且令人頭疼不已的自行車失竊現象也往往與他們有關。由于農民工的勞動強度普遍較大，勞動時間較長，閑暇時間少，基本上處于一種工作、吃飯、睡眠這種原始、簡單的生活狀態，日復一日地重復著從住處到工作地點再到住處的循環過程，與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遠。
（三）、文化生活單調
從目前農民工就業分布來說，在許多城市，農民工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和建筑業兩大領域。二者相比，從事娛樂、餐飲、美容美發、家政服務等服務業的農民工，還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生活，比如看電視和報紙。但從事較為艱苦的建筑業的農民工則90％以上沒有什么業余文化生活，聊天、睡覺、打牌賭錢、閑逛是他們打發空閑時間的主要方式。少數民工偶爾也參加一些文化活動，比如看電視或去廣場看電影和演出，但次數和時間都沒有保證。
長年累月重復“干活——吃飯——睡覺”的單調生活，加之又缺乏健康的文化生活，使得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用看黃色錄像或書刊的方式來打發時間。
（四）、中青年居多
據有關方面統計，現在人均耕地低于一畝的地方，出來打工的農民大約95%是中青年，留在家種田的大多是老人、婦女。
（五）、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職業技能差、謀生能力弱
大多是文盲，小學文化，初中文化，其中絕大多數人初中尚未畢業。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農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和建筑業兩大領域。在這些行業里從事普通的勞務性工作，對職業技能沒什么要求，收入自然也就不高，在城市生存的能力就弱。
（六）、法律意識不強
很多人沒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學校學到的法律知識很少，從各種途徑接受的法律宣傳教育少，可以這么說，大多數農民工是法盲。
（七）、具有群體性特征
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一般大伙是一個村的，要不是一個大隊的，要不是一個鄉的，要不是一個縣的，要不是一個省的。很少有單個農民出來打工的，我們經常能在建筑工地能聽到操著同種家鄉語音的農民工們在一起聊天。呈現群體性的特征。
二、由于農民工具有這樣一些特點，導致農民工犯罪呈現如下特點
（一）、涉案人員中青年比例高。據某法院統計，在一年的農民工犯罪案件中，472名被告人平均年齡為29歲，其中30歲以下的383人，占總人數的81.1％。
（二）、涉案人員文化程度低。據某法院統計，被告人中，文盲14人，小學文化130人，初中文化221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初中尚未畢業，可見，有很多人沒有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就來到城市打工。
（三）、涉案人員就業情況不穩定。被判決的被告人中，沒有工作的為317人，占總人數的67.2％。而其余的被告人中有失業經歷的達八成之多。還有一部分被告人雖然找到了工作，但系臨時用工收人很少。
（四）、涉案人員中有前科人員占一定比例。被判決的被告人中，累犯74人，曾受過勞動教養的32人，還有一部分人受過不同程度的治安管理處罰。并且這些人流動性強，再次犯罪率高，受過法律處罰不久又到別地重新犯罪，屢罰屢犯，有的甚至剛被刑釋就在服刑地重操舊業。
（五）、犯罪類型以侵財性案件為主。472名被告人中，犯盜竊罪的306人，搶劫的40人，搶奪的14人，詐騙的9人。
（六）、“同鄉”糾集進行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來自一個地區的占案件總數的74％，他們或為鄰居，或為親戚，有的甚搶劫等侵財性案件的增多。
三、農民工犯罪日益增多，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開始認真地思考導致這一問題的
原因，說法頗多，理由各異，我以為導致農民工犯罪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城鄉生活的差距是造成農民工犯罪的社會原因
農民工在出門打、工之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聽信，老鄉的介紹，或者根本不作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帶上很少的路費和生活費就來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由于素質偏低，適應城市生存能力不強，獲取工作、的機會短缺、競爭壓力激烈，他們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或者從事低收入高強度勞動。在沒有生活保障的情況下不得不淪為城市的新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抱著發財夢想的農民工一方面懷著城市致富的高期望動機，一方面承受著生存境遇艱難、生活環境惡劣。的殘酷現實，二者對比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方面農民工最終選擇違＿法犯罪行為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并借．以獲取生存的資源，由此導致了盜竊。至是親兄弟。只要一人產生犯罪意圖，總是想到找同鄉幫忙。
（二）、法律調控手段的不力
目前，應付社會犯罪的專門機構普遍力量不足，經費不充分，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社會犯罪日益嚴重化、規模化、組織嚴密程度提高，法律調控機構控制的松懈和能力的不足自然為鋌而走險的農民工犯罪提供了冒險一試的環境。另外，我們的執法工作者在處理農民違法犯罪行為時的簡單做法和歧視的態度，要么減少了農民工求助公共部門的欲望，要么增加了農民工對公共部門乃至社會的不信任感甚至敵視情緒。這些都為農民工走人違法犯罪的歧途埋設了伏筆。
（三）、教育不到位，腐朽沒落思想乘虛而入
近幾年，隨著高校的連續擴招，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不斷增加，在社會特別是農村形成了新的“讀書無用論”。在農村有大量的適齡兒童只上完初中甚至小學，就算“完成學業”。這部分人文化素質低，法制觀念淡薄，精神空虛，抵抗能力差。常會因一些瑣事而引起爭斗，從而釀成大禍。同時，腐朽沒落的文化渣滓也乘虛而入，他們禁不住誘惑，學習影視劇中的搶劫、盜竊、傷害等犯罪，闖入法律的禁區。
（四）、農民工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侵害農民合法權益行為時有發生
農民離開農村到城里打工，工頭老板經常無故苛扣民工的打工費，甚至根本不予兌現。農民無論是在家勞動，還是外出打工，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很容易為了生計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五）、心理失衡，好逸惡勞
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近年來城市生活水平相對提高較快，面對社會財富分配多元，收入差距較大的現實，農民工出來心理失衡，既羨慕他人出手闊綽盡情享受生活，又不愿意通過誠實勞動創造財富，而是想通過非法渠道快速致富，最終卻是身陷囹圄。
（六）、勞動保障機制不健全，就業環境有待改善
由于盲目流動，民工就業形勢嚴峻，再加上一些用工單位和個人，不講誠信拖欠民工工資，而農民工合法權益保障機制和相應救濟手段還很不完善，惡化了農民工生存環境，從而誘發犯罪。2002年一家企業因拖欠民工工資，就出現所雇傭的三名民工將企業的部分生活用品拉回家中的現象。
四、應采取的對策
（一）、對于農民工由于經濟困窘而進行偷、搶等犯罪的問題，我們應切實從保障其合法權益人手，杜絕拖欠農民工工資等現象，規范職業介紹機構，使其充分發揮積極作用，避免欺詐等侵犯農民工合法權利的事件發生。同時，也要對農民工進行教育，使他們知道只有勤勞、合法勞動才能致富，否則只能害人害己。要完善農民工登記管理制度。建立外來人員用工登記制度，向民政部門申報，對其要定期進行相關法律知識培訓；用人單位要了解流動人口來源，掌握他們的基本信息，與勞工輸出地要密切聯系配合；公安部門對流動人口的主要落腳點和活動場所經常進行治安檢查，對條件比較差的地方要組織清理整頓，在流動人口密集地區能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有系統的戶籍、檔案、從業狀態等的管理登記。民政部門要切實關心農民工的生活，對他們的子女給予同等的教育，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有效預防犯罪的發生。
（二）、全面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各項措施。按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采取各種措施，嚴密管理制度，加強治安防范和預防犯罪工作，抓好農村治安綜合治理。一是要切實提高依法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能力和水平，及時解決鄉親、鄰里之間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做好矛盾糾紛調處工作，消除不安定因素；二是要積極抓好刑釋解教人員、社會閑散青少年、有輕微違法行為青少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最大限度地防止各類治安問題的發生；三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維護農村青少年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的保證青少年完成九年義務教育。
（三）、針對農民工素質偏低的問題，除了嚴格貫徹和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還應對其進行道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其道德素養，使其了解一些必要的法律知識，教育其用合法手段解決爭議。可以設立法律援助服務站，組織專門的社工服務。通過這樣的機構直接與農民工接觸。一方面社工們能及時掌握矛盾糾紛，妥善加以調解，用法律來說服矛盾雙方，避免矛盾激化、事態擴大而引發治安問題，減少犯罪的發生。另一方面能為農民工提供法律咨詢、法律服務，讓農民工了解法律、明白自己的權利，懂得如何使用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的權利。而且，社工可以定期組織法律宣傳活動，達到強化法制宣傳教育的目的。
（四）、丟掉團體排外的思想。應當在農民工心目中樹立起一種“作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的觀念，這不僅要在農民工人員身上下功夫，也要對本地人員的觀念進行更新，摒除一些對外來人員歧視、排斥的心理，本著誠信對待外來人員。有關執法者應當把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和對農民工管理與控制的藝術性結合起來，以靈活多樣的形式讓初來乍到的農民工了解和適應城市的社會生活、社會管理、法律保障和其它法律法規等控制事項，使其感受到這座城市對其的接納、包容，而欣然成為這里的一分子，接受城市對其的規制。如 2003年 5月，我市開發區管委會與青龍街道高士村委在開發區紡織工業園區內籌建的新市民公寓，專門對城市農民工進行集中公寓式管理服務。公寓內建設有教育、服務、管理等相關基礎設施，不僅警務、醫療、計生等配備齊全，而且安排16周歲以下的女童全部接受學前教育和九年制義務教育，整個公寓管理有序、治安安全、生活和諧，成為廣大農民工安居樂的“新市民集居區”。
（五）、積極教育引導農民群眾走勤勞致富的道路。農民犯罪很大一部分是因謀取經濟利益而造成的。因此，除了進一步加強對到城市打工的農民群眾進行管理之外，基層組織還要帶領廣大農民調整產業結構，發展農村經濟，積極教育和引導農民群眾通過自己的雙手勤勞致富，使農民安居樂業。
（六）、政府要足夠重視解決農民工的問題
據國家發改委消息，中華全國總工會日前發布了《2004年中國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藍皮書》。藍皮書透露的信息表明，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組建工會組織、加強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已經成為各級工會組織的工作重點。
目前，各級工會正著力推動解決企業的欠薪問題。藍皮書披露說，去年，全國總工會向國務院報送了相關的建議報告，得到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的重視。廣東等地的工會還積極推動制定企業工資支付的地方性法規，加強對企業欠薪的監督。
在企業欠薪的問題中，最為突出的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各級工會配合勞動保障部門
努力建立欠薪預警預報制度、欠薪保障制度、勞動用工誠信制度，督促勞動部門加強對企業工資支付的監督檢查，加大執法力度，設立職工群眾投訴信箱、投訴電話，建立欠薪案件處理制度，暢通社會監督渠道。
（七）、取消二元戶籍制度，實行一元戶籍制度
在50年代初期我國建立的二元戶籍制度，實行城鄉分治，是為了在國家工業化初期避免過多農村人口流向城市而造成城市膨脹，工業化成本上升的問題。但現在條件變了，種種社會現象已經表明那種二元戶籍制度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了。但是也不能說改就改，在改革的同時還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有８億農民，而農民階級在最新的關于中國十大階層的劃分中，他們已經排到倒數幾位了。意思是說農民地位低下，如果這種改革來得太快，城市農民工問題豈不更嚴重？所以只能一步一步做。同時政府還要極力關注農村，可以“以工賑農”，從而緩解農民的流動。
（八）、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將農民工納入保障的范圍
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長遠目標。應該承認，就目前的條件而論，實現這一目標尚有很大的困難。但是，作為一種制度創新，首先將進城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則不僅可以為農民工解決工傷、疾病、養老等現實問題，也有助于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之間建立起一個連接的通道，對于逐漸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上這些做法都是可以借鑒的。相信只要社會、政府、用人單位都能真正從農民工的要求出發，農民工真正自強自立，農民工的問題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解決、農民工的犯罪率也會下降。
參考文獻
1、《犯罪社會學》，宋浩波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2、《城市犯罪治理與穩定機制研究》，宋浩波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3、《中國弱勢群體研究》，第36頁。
4、《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李培林。
5、《“壓力型”農民流動：一個新的解釋模式》，《中國農村研究》，徐增陽2001年卷，258頁。
6、《中國社會問題》，袁亞愚等著，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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