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天地精神獨往來

莊子：天地精神獨往來

莊子：天地精神獨往來　　
　　莊子在先秦的士人中，顯得那樣格格不入。當先秦的文人們熱衷于都市生活，奔走于諸侯之間，游說各方，名滿天下時，莊子卻獨自遠遠地站在朝野之外。
　　
　　莊子是那個時代的守望者。一個時代的守望者總需要與時代保持著距離，這個距離不應太遠，也無需太近。孔子講“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里面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潛臺詞，那就是他認為人性是一致的，有共同的趨鶩與規避，因而也就可能有一種大家共同接受的標準原則來統一人們的追求和幸福感。于是“禮”就出現了，它既像它所許諾的那樣，是對人群幸福的保障，也是對異端進行起訴和懲罰的根據。這便使得儒家文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專制意味。莊子卻不以為然，當人們注意到他時，他卻背過身去，到江湖中迷蒙去了。這確實讓同時代儒家所蠅營狗茍的功名利祿黯然失色。當儒家要用規范去統一時代的行為甚至思想時，卻不得不面對莊子逍遙而游，于九萬里高空而來的冷眼相對：你不是我，你怎知我內心的喜哀？我與你既然是不同的個體，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個性與趣味呢？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思想與志向呢？憑什么一定要統一它們呢？統一它們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呢？有足夠的道德依據嗎？天下有不易的人人喜愛的“正味”“正色”“正處”嗎？在《齊物論》中，他證明的就是萬物的差異性與不完美性，從而論證世間萬物的平等并存關系，否定了儒家的“禮”。莊子是專制思想的死對頭，又是難以制服的對手，他游蕩江湖，我行我素，獨持偏見，一意孤行，在歷史的擂臺上飄然落定，使腐儒不寒而栗。
　　
　　如果說儒家堅持要求個人削平個性，適應社會，認為完美的個性就是無我地奉獻給社會；那么莊子則要求社會給予個人發展的自由，他堅定不移地認為，假如一個社會是道德的、合理的、正義的，是生機勃勃的而不是僵死的，那么這個社會就必須盡可能地為個體提供自由與發展的條件。同樣，個體能否感到自由與幸福，能否有充分的權力表明自己的思想與意愿而不受到暴虐，是這個社會存在的最終道德和歷史依據。莊子一廂情愿地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地炮制出這一套反對專制的綱領。但他的這些天才的綱領，使得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專制君王大為氣餒與不安，也使得儒家的衛道者們在歷史的每一時期都對此勞神竭慮又無可奈何。
　　
　　莊子的獨特之處還在于，他是先秦諸子中惟一不對帝乇說話而對平民說話的。當別人都在對著諸侯不甚耐煩的耳朵喋喋不休地說著如何如何“治人”的時候．莊子轉過身來，懇切而激動地告訴我們如何自救與解脫，如何在一片混亂中保持心靈的安寧與清凈，如何在丑惡世界中保持住內心的自尊自愛，不為時勢左右而無所適從，喪失本性，以及如何在“無逃乎天地之間”的險惡中“游刃有余”地養生，以盡天年。無疑，他是親切的。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說莊子哲學“專在破執”，可謂一語道破，很多我們執著不放孜孜以求的所謂價值，到底對我們心靈有什么好處呢？！
　　
　　先秦諸子，孔子似乎是一貫嚴正而間或幽默的；孟子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的；韓非子是懷才不遇冷峻孤單的……莊子最有魅力。當莊子對炙手可熱的暴發戶們——他當著梁惠王的面直指為“昏君亂相”——投以輕蔑的一哂，并把他的超人的智慧轉向對自由的追求時，他就魅力無窮了。對莊子，我們只有張皇四顧，不知道他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了。從江湖上傳來的他的消息總是云遮霧障，他是一個充滿去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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