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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六朝的應用文理論
略論六朝的應用文理論作者/趙忠富
按照魯迅先生的觀點，漢魏六朝是中國文學走向自覺的一個時期。魯迅先生主要是就純文學而言的，其實中國的應用文研究也是在這一時期走向自覺的。六朝的應用文研究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要的社會作用，而且對后世的應用文寫作與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我們仍可從這一時期的應用文理論中獲取有益的借鑒。
六朝的應用文理論包羅萬象，且析理入微。概而言之，有以下四大方面的貢獻：
一、應用文功能的發現
斯大林曾說：“生產的繼續發展，階級的出現，文字的出現，國家的產生，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的發展，商業更需要有條理的書信來往。”由此可以推斷，應用文是伴隨著文字的產生而產生的。但是，在魏晉以前漫長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里，沒有人對應用文進行過專門的研究，甚至沒有產生一個專門的名詞來指稱它。
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門的文論，它開啟了中國應用文研究的先河。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寫道：“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這里的文章，按照曹丕自己的觀點應當包括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即“四科八類”。既有奏議、書論、銘誄等應用文體，也有詩賦等文學文體，筆者認為曹丕更側重于應用文體，以“麗”為旨歸的“詩賦”顯然肩負不起“經國之大業”的重任。這樣一來，從應用文研究的源頭，曹丕便為我們確立了應用文的無上地位，應用文可以濟世經邦，成不朽之功業。
此后，陸機、摯虞、劉勰等人在此基礎上把應用文研究不斷地推向前進，對于應用文功用的重視與推崇也一以貫之。陸機說：“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政教要通過文章來表現，文章對于國家治理、民眾教化起著無可替代的功用。摯虞也非常重視各種文體的功用，他在紋章流別論》中說，“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勛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每種文體都與一定的社會功用聯系在一起。
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不朽巨著，這部“體大慮周”的巨制對應用文研究之深入程度是空前的，對于應用文功用的認識同樣非常深刻。劉勰秉承了儒家崇實用、尚教化的文學觀念，在《文心雕龍·序志》中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他認為，五禮六典的奧義、君臣父子的儀禮、軍國戎機的典章都有賴于文章來呈現，一切文學都要講求功用，應用文尤其如此。他在《章表》中說：“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他在《奏啟》中又說：“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劉勰在探討應用文時，功用始終是一條清晰的主線。
二、文筆之分與文體的厘清
文體問題是文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就像王瑤先生所說的“中國的文學批評，從他的開始起，主要即是沿著兩條線發展的——論作者和論文體。一直到后來的詩文評或評點本的集子，也還是這樣。一面是‘讀其文不知其人可乎’的以作者為中心的評語，一面是‘體有萬殊’而‘能之者偏’的各種文體體性風格的辨析。一切的觀點和理論，都是通過這兩方面來表現或暗示的”。這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附會》中所說“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都強調了文體區分對于創作的重要意義。
我國文體研究的深入有一個前提，就是“文筆之分”——純文學與應用文的辨別。“文筆”的概念始見于東漢王充的《論衡·超奇》，但王充所謂的“文筆”并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概念，而是對于文章的統稱，既包括純文學也包括應用文。真正意義上的“文筆之分”肇始于范曄、沈約等人的“聲律理論”，黃侃即認為：“‘文’‘筆’以有韻無韻為分，蓋始于聲律論既興之后，濫觴于范曄、謝莊，而王融、謝眺、沈約揚其波。”文筆之分開啟了中國文體學的先河，純文學文體和應用文體因此具有了各自獨立的地位和疆域，為進一步的文體劃分和研究打下了基礎。
在文筆之分理論前提下，文體的劃分便開始了。曹丕的《典論·論文》中提出了“四科八類”的說法，“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四科八類的劃分方法今天看來過于粗疏，不可能涵蓋當時所有的文體，對于每對兩類文體的一字之評更是失之籠統。但是，文體辨析的首功足以使它流傳不朽。一石入水而浪花迭起，文體問題遂引起了創作者和理論家的特別關注。
陸機在《文賦》中寫道：“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嘩而譎誑。”這里，陸機將文體分為十類，詩賦為文學文體，其他八種是應用文體．相較曹丕較為細致；同時，從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來探討各種文體的規定性。比如“詩”：“緣情”是對內容的要求，“綺靡”是對形式即文辭的要求。“誄”的“纏綿凄愴”兼指意與辭，其他的界定也都是如此。這種對文體特征的認識比曹丕更為科學。
摯虞和蕭統不同于曹丕和陸機的專門理論研究，而是通過文集的編撰來辨析文體。據《隋書·經籍志·總集類》記載：西晉摯虞編有《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別論》二卷。《文章流別集》按照文體的不同編輯文章，是文章總集的開始。可惜原書大部分已亡佚，只有《藝文類聚》和（鈦平御覽》中還保留著片斷佚文。從現存片段來看，《文章流別論》一書中論及的文體至少有頌、賦、七、箴、銘、誄、哀辭、解嘲、圖讖、碑等十余種，且大都為應用文體。蕭統的《昭明文選》基于南朝文體學的理論成果，在“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選編的過程中將文體劃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移、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凡三十八類，細密詳贍，超邁往世。
三、應用文各體的源起和流變
六朝時期關于各種文體源起與流變的考察，主要出于文體辨析的需要，只有對各類文體的歷時性發展有一個充分的了解，才能清晰地認識各文體之間的差異性。李充在《翰林論》中所說的“容象圖而贊立”、“研核名理而論難生焉”、“在朝辨政而議奏出”、“盟檄發于師旅”，即是對文體起源的探討。任防在《文章緣起》中，將每一種文體的源頭具體到人，雖然可能有些牽強，但任昉去古不遠，所言多可借鑒。事實上，六朝時對文體源起和流變用力最多的要數摯虞和劉勰。
摯虞不僅分文體編撰有《文章流別集》，而且“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晉書·摯虞轉》）。對各種文體進行“沿波討源”的探究，正是摯虞編撰《文章流別論》的目的所在。“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勛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他一一考察各種文體的源起，認為各類文體的產生都源于生活的不同需要。
在探討各文體源起的同時，他對歷時性發展流變亦予以關注。比如對“銘”的考察：“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于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王粲《觀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他從上古論起，迄至東漢，認為東漢李尤以前銘之為體雖有“至約”到“至繁”、“質”到“文”的形式演變，但內容都是“表顯功德”。從目前可見的文字資料來看，摯虞對于文體源起和流變的研究依然不是很深入，如對“碑”和“圖讖”等文體就只有片言只語的論述。《文章流別論》史的意義大于它本身的價值，因為它直接影響了劉勰《文心雕龍》對于文體源流的研究。
《文心雕龍》“論文敘筆”，有20篇專門討論文體，其中《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祝盟》《頌贊》《銘鋤》《碑》《綴吊》《書記》等12篇24類屬于應用文體。每篇文體論的寫作體例大致相同——“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序志》），對每一文體都從淵源流變、名稱含義、代表作家作品、寫作規律四個方面加以探討。中國的應用文體理論，到了劉勰這里才形成了系統完備的框架。
劉勰在《詔策》篇中，首先闡釋詔策的出現在于帝王統治天下、傳播政令的需要；接著按時代先后順序論述詔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稱謂，軒轅以至唐堯虞舜名為“命”，“三代”名為“誥誓”，戰國又改稱為“命”，秦時名為“制”，漢初又派生出四品——“策書”、“制書”、“詔書”、“戒敕”。同時，還說明了詔策在每個時期的不同作用。
羅宗強先生認為，對于文體的探討，源流考察十分必要，“文體論，如果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性質與特點的闡述，不作史的回顧也能辦到。事實上曹丕、陸機正是這樣做的。他們論文體，僅論其特點，而置史的發展脈絡于不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摯虞、劉勰等人對于文體理論的卓越貢獻。
四、應用文創作的探究
作為文章大系統中的一支——應用文更需重視體制。因為應用文體體裁的規范化比文學文體更穩定，程式化色彩更濃。應用文文體的區分和源流考辨都是為寫作服務的，亦即程式化創作規律的探究與總結。總括六朝時人對于應用文的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今人借鑒。
一是寫作目的的“尚用”。無論從應用文的緣起還是從現實功能來看，實用性都是它首先要符合的規定性。曹丕認為文章是濟世經邦之器，陸機認為文章可以“濟文武”、“宣風聲”。劉勰不僅從總體上將文章視為“經典枝條”，而且分文體明確了其實際作用：《奏啟》“術在糾惡”，觫碑》“累其德行”，《書記》是“政事之先務”，《章表》乃“經國之樞機”……王安石在《上人書》中說“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用以規范文學的所有成員就有失偏頗，但若用來要求應用文則恰如其分。
二是語言運用的合體與變通。文學究其根本乃是語言之處理與操作，文體的區分除了功能上的差別外，更多的是語言上的差別。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論述，就是從語言來區分文體的。陸機對于十類文體的劃分，內容和形式（主要是文辭）是并重的兩條準則。蕭統選編《文選》的標準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這和陸機的觀點相似。劉勰在《文心雕龍·定勢,》中說：“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官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翼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總論各類文體，指出各類文體都有自己獨特的語言規范，在寫作過程中要注意用語的合體，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應用文創作在注重語言運用合體的同時，不能膠柱鼓瑟，應該有所變通。陸機紋賦》在總結了各類文體語言運用規律后，又說“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茍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即認識到了文體、語言變通的情況。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還說：“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也？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馳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才疏耳。”他不僅認識到了通變的情況，而且把通變當成了一種創作規律。
三是創作主體的學識修養。陸機在《文賦》中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說：“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這都是在探討創作主體的學識修養對于創作的影響。相對于純文學而言，應用文寫作要求創作主體具有廣博的見聞與學識。應用文涉及人們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寫作者只有熟識時務，深諳政治，通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寫作的應用文才能切中肯綮，更好地發揮社會功能。《文心雕龍·議對》中說：“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采故實于前代，觀通變于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禮，戎事必練于兵，田谷先曉于農，斷訟務精于律……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游辭所埋矣。”說的就是“議”這種文體的寫作，不僅要通曉經典和時事，還要根據內容了解禮儀、軍事、農業、法律等方面的知識，一言以蔽之就是博學通識。
六朝時期對于應用文創作規律的研究是全面而深入的，以上只是舉其大略。這方面還有許多珍寶，等待識者來采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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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唐山學院文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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