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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從危機到契機

時間：2023-02-24 14:01:12 調研報告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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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從危機到契機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災難的勇氣和堅韌，而且應該具有科學關懷和理性思維一個偉大的政府不但是一個直面危機、勇于負責的政府，同樣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敢于自我反思，不斷超越、銳意改革、永遠進步的政府危機讓我們走向成熟自2002年11月中國廣東發現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來，SARS以極快的速度和極強的傳染力蔓延開來。由于SARS是一種未知疾病，加之其傳染快與危害大等特點，幾乎每個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習慣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隨之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并且給我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與心理等各方面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SARS的出現讓我們國家、政府和人民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抗擊SARS讓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目前，疫情的發展已在控制之中，我們深信SARS病毒在中國大地上的肆虐終將成為過去。為了及時地了解與掌握不同時期SARS肆虐對民眾的心理與行為等所造成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正確認識與評價現代傳媒在這次突發災難性事件中的作用與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時期政府在處理突發災難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態度、措施的公眾反響，以便政府及時地總結經驗與教訓，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繼2003年5月1日－5日對全國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首次SARS輿情調查的基礎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對上述五大城市進行了第二次有關調查。SARS病毒首先是醫學問題，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卻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通過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傳播學家等的深度訪談，我們試圖從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導致SARS流行的社會原因，總結抗擊非典的經驗和教訓，分析闡述SARS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公眾生活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本次調查重點是有關SARS的流言在中國普通民眾中傳播的程度及其路徑，不同社會階層的民眾在這次危機中的反應、應對舉措及其相互之間的差異以及產生差異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可能產生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與處于危機中的現代公民意識狀況，公眾對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態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評價等。 SARS危機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引發的思考是深刻的。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災難的勇氣和堅韌，而且還應該具有科學關懷和理性思維；一個偉大的政府不但是一個直面危機、勇于負責的政府，同樣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敢于自我反思，不斷超越、銳意改革、永遠進步的政府。我們相信，調查危機，研究危機，吸取教訓，將會使我們更加成熟。　　我們的調查調查對象本次電話問卷調查的對象為居住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五大城市城區的市民，共調查了1034戶，樣本分布為：北京205戶、上海203戶、廣州208戶、重慶211戶、南京207戶。樣本分析在本次電話訪問的1034個家庭中，被訪問者的性別分布比較理想，男性與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48．4％和51．6％；被訪問者年齡最大的84歲，最小的10歲，平均年齡為39．99歲，樣本中20歲以上人口的年齡與實際人口的年齡分布比較接近；調查對象來自于國有與集體企業（32．1％）、民營、私營企業（17．8％）、事業單位（15．6％）、在校學生（14．2％）、下崗或失業（5．5％）、黨政機關（4．4％）、外資、三資企業（3．9％）。在五大城市被訪市民中，南京在國有與集體企業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廣州最低（21．6％）；相反，廣州在民營與私營企業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廣州下崗或失業的比例最高（9．1％），北京則最低（2．9％）。經統計學檢驗，全國五大城市被訪市民在職業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被調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專、中技）學歷占33．8％，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37．8％。分地區考察，北京、上海與南京三地市民的學歷層次比較接近，并且明顯高出重慶和廣州，而其中廣州市民的學歷層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學歷人口比例最高，廣州市則最低。從居民收入情況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其中北京、上海與廣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較接近，并明顯比南京與重慶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調查所得到的上述結果不僅與這五大城市的實際情況基本吻合，而且與第一次電話調查的結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樣本分析表明本次電話問卷調查抽樣科學、數據準確，從而為報告的分析和研究結論提供了詳實、客觀、可靠的實證資料。調查時間、地點與人員本次調查由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教授主持；周曉虹教授、陳友華博士、朱虹博士與閔學勤博士負責電話調查問卷的設計工作，陳友華博士承擔了文獻檢索、電話問卷調查的組織實施、數據處理與調查報告撰寫等工作；專家訪談由朱虹博士、閔學勤博士與杜駿飛副教授三人負責進行。此外，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40名碩士研究生承擔了電話問卷調查工作，專家訪談與電話問卷調查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在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內）進行。對調查結果的評價本次調查由計算機隨機生成的電話號碼組成樣本，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與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訪問了1034個家庭，其中每個城市均略多于200個家庭。在整個電話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被訪問家庭對這次電話問卷調查非常理解，并積極給予支持與配合，從而使我們順利與圓滿地完成了這次電話問卷調查任務。從統計學上講，本次電話調查樣本對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實際情況，調查結果真實可信。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公眾在這半年的時間里，非典疫情的擴散和傳播，在給人類的健康直至生命安全帶來威脅的同時，也把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積弊暴露了出來，同時也給生活在非典時期的人們提供了一次重新審視人類自身行為的機會。許多人在逐漸適應非典威脅下的生活后，這才發現：人類自身行為原來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而健康生活方式原來是如此的重要與美好，要捍衛身體健康，我們的生活方式需要改進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于是生活在非典時期的人們便有了對環境衛生的重視、飲食文化與飲食習慣的反思與對人類行為方式的重新審視。　　危機改變了公眾的生活　　市民對非典緊張感明顯下降　　公眾的關注度（1）關注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對非典有關情況表示“非常關心”和“比較關心”的比例分別為40．8％與47．2％，兩者合計高達88．0％，說明民眾對非典相關事情仍高度關注。與第一次電話調查結果相比，表示“非常關心”與“比較關心”所占的比例分別有了明顯的下降與上升。由此看來，非典有關情況從公眾視野的敏感關注區消失，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這時間的長短則取決于對我們非典疫情的控制以及醫學研究進展情況等。（2）關注點從SARS的關注熱點來看，市民對最新疫情數字（70％）、醫學研究進展（30％）、非典知識和預防措施（24％）最為關注，而對非典事件中醫護人員等的情感故事等的關注程度較低。（3）具體表現我們可以從SARS流行期間市民在聽廣播、看電視、讀報紙、上網等所花時間的增減（與往常相比）上了解市民對SARS的關注程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與往常相比，在非典期間近70％的市民聽廣播、看電視、讀報紙、上網等所花時間比以往有所增加，而所花時間減少的僅占3．0％。市民平均每天花費在關注非典方面的信息的時間為76分鐘。當被問及從現在起是否還需要對非典進行大量的報道時，有高達69．0％的被訪問者認為還需要，大大高于認為不需要再進行大量報道人數所占的比例（24．9％）。公眾的緊張度（1）緊張度本次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有18％的被訪問者對非典還感到緊張。在對非典仍然感到緊張的18％的被訪問者中，感到“非常緊張”、“比較緊張”與“有點緊張”的比例分別為5．9％、32．3％與61．8％。與第一次電話問卷調查的結果相比，對非典感到緊張的市民比例已大大下降。（2）緊張原因本次調查中，對非典還感到緊張的18％的被訪問者中，當被問及緊張的原因時，怕被感染（65％）、非典的高傳染性與病死率（41％）、怕感染后連累他人（13％）與受周圍人情緒的影響（12％）占據了緊張原因的前四位。公眾的措施防范（1）口罩佩戴率在人類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絕大多數人會采取種種措施來保護自己與家人免受傷害。在非典流行期間，有56．3％的人曾帶過口罩，另有43．7％的人則沒有戴過。（2）措施防范在問及在非典流行期間“您及家人是否采取過預防非典的措施”時，有超過90％的人回答采取過預防措施。在采取預防措施的家庭中，保持個人與家庭環境衛生（90％）、注意室內通風（69％）、少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場所（40％）、外出戴口罩（35％）與增強身體抵抗力（29％）都占有相當的比例。（3）防范非典物品消費在本次電話問卷調查中，當問及被訪問者家庭有無預防非典的物品時，有82％的家庭回答有，17．5％的家庭回答沒有，另有0．6％的人回答不清楚。在明確回答有預防非典物品的家庭中的平均花費大約是103元。從上述的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在SARS危機面前，大部分市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這表明公眾的防范意識與自我保護意識有所增強。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還有少部分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識比較薄弱。例如我們注意到，在非典流行期間，有超過40％的人沒有戴過口罩，更有近10％的家庭未采取過任何預防非典的措施。對此，必須引起政府的重視，加強對這方面的宣傳力度，以進一步增強民眾的自我保護意識。公眾生活、消費習慣有所改變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63．4％的被調查者認為非典的流行與中國人在飲食、衛生等方面的不良習慣有關，大大高于持否定態度（15．9％）的人所占的比例。在經歷非典事件以后，人們對中國人隨地吐痰、吃野生動物等不良習慣的改變抱有較大的信心。在被訪問者中，有超過四分之三（75．5％）的人堅信在經歷非典事件后，中國人隨地吐痰、吃野生動物等不良習慣會因此而發生改變，大大高于持否定態度的人口比例（13．5％）。 SARS在對普通民眾的正常生活造成沖擊的同時也在悄悄地改變著他們的生活模式。調查表明：有超過半數（51．1％）的被訪問者回答在非典期間的生活行為習慣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在回答在非典期間的生活行為方式有較明顯變化的51．1％的被訪問者中，有高達80％的人回答衛生習慣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此外分別有45％、33％、18％與10％的人回答其出行習慣、飲食習慣、生活起居習慣與消費習慣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本次調查結果表明：在非典流行期間市民的娛樂休閑方式也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有三分之二（67％）的被訪問者回答在非典期間的主要娛樂休閑方式之一是看電視聽音樂等，人們選擇的其他主要休閑娛樂方式分別是：讀書看報（45％）、體育鍛煉（26％）、戶外活動（20％）與上網（16％）。非典疫情使良好的休閑娛樂方式悄然興起。沒事也不聚堆聊天、打牌了，常常夜不歸宿的男人被非典趕回家，讀書、上網、看電視的人多了。這些良好的休閑娛樂方式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身體素質無疑是有益的。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社會 4月20日，歷史不會忘記。正是在這一天，黨中央、國務院以驚人的勇氣與對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地總結“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經驗教訓，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開等在內的一系列果斷措施，使流言趨于消失，民眾恐慌趨于緩解，非典疫情開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非典“鏡子”中，我們看到了不足謠言止于公開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超過40％被調查居民并不是從媒體，而是通過其他途徑最先知道非典有關信息的，其中在公開疫情前，非典疫情已蔓延開來的廣州有近60％的被訪問者是從非正規渠道最先得知有關信息的。從流言的傳播路徑來看，主要以“聽別人說”（56．7％）、“與人交談”（如通過電話等）（19．4％）與“網絡”（14．2％）傳播為主。面對這一突發災難性事件，有如此眾多的市民從非正規渠道最先得知這一事關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以至于在4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公開非典疫情報道前，流言滿天飛，給民眾造成了恐慌，北京、廣州等地出現的搶購風潮等就是最明顯的佐證。 4月20日，歷史不會忘記。正是在這一天，黨中央、國務院以驚人的勇氣與對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地總結“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經驗教訓，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開等在內的一系列果斷措施，使流言趨于消失，民眾恐慌趨于緩解，非典疫情開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球化與信息化使得個別地方想隱瞞疫情信息成為不可能，封鎖消息反而為流言的傳播創造了條件，要想讓流言傳播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壤與避免過度恐慌出現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及時、準確地向公眾告訴事實的真相，并教會人們如何應對。　　社會救助亟待完善危機使人們尋求物質與精神的慰藉，在有效社會救助機制缺失的情況下，危機使人們一方面在重視以血緣與婚姻為紐帶的傳統關系，一方面仍從組織或單位那里尋求心靈安慰與精神支持。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非典時期，當人們遇到問題或困難時，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向政府（28％）、家人（28％）與單位（17％）求助。當被問及在非典期間得到的社會幫助的主要來源時，有28．9％的人選擇主要的幫助來源于單位，18．4％的人選擇社區（街道、居委會），12．3％的人選擇社區與單位兩者。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35．3％）回答在非典期間沒有得到過來自于社會的任何幫助。許多人認為政府的大包大攬增加了民眾對政府的依賴。在我們看來原因并非如此簡單。不可否認，上述觀點有其合理成分，但造成中國百姓對政府高度依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長期以來政府的大包大攬是導致民眾對政府過度依賴的原因之一，另外的一個原因應該是，除了政府（單位）與家庭以外，中國民眾在社會上缺少其他可依賴的路徑，也就是社會救助網絡尚不健全。中國的內地與香港特區同樣都經歷了SARS的磨難，但我們發現在應對SARS危機方面卻有太多的不同。在香港，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在積極應對的同時，更多的則是看到許多民間團體與普通市民，在抗擊非典的戰斗中，與特區政府并肩作戰，他們走街串巷，為百姓排憂解難，緩和人們心中的恐慌，化解社會矛盾與社會危機，以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反觀內地，在政府領導人民抗擊非典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仍采用了傳統的行政動員，效果良好，并得到了民眾的有力支持。本次調查結果表明：當被問及您對有些地方對疫區來人實行有獎舉報制度的看法時，竟有高達69．1％的人持贊成態度，大大高于持反對態度的比例（16．3％）。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國原有的以單位為主的組織體系，已經難以做到全面控制社會資源，而新的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從這次SARS危機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與社會公眾對行政動員的過度依賴。因為除了行政動員以外，我們發現政府有關部門缺少更多的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這導致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存在許多困難。現代政府的社會職能處在弱化過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所有的社會事務，因此，必須借助于社會的力量。調查表明，當國家和社會遇到困難與危機時，有許多人愿意站出來為政府分憂解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現在的問題是還缺少有效的組織。本次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的民眾（85．3％）愿意或比較愿意為防治非典做一些義務工作，大大高于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的人口比例（6．4％）。因此，在這次危機過后，構建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隊伍與社會救助網絡是我們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社會危機的重要舉措之一。　　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政府　　SARS并不是人為的事故，它是天災，但如果處理不當，天災也會帶來人禍。SARS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SARS正在考驗政府：它像一次沒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測驗，要考驗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鉆的追問，要考驗政府在患難時刻是否仍然能夠把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給我們的警示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充滿危機的風險社會，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開放社會。全球范圍內，極目所及，金融危機、財政危機、戰爭危機、石油危機、自然災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隨時降臨政府經受了考驗　　政府的公信力在提高 SARS并不是人為的事故，它是天災，但如果處理不當，天災也會帶來人禍。SARS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SARS正在考驗政府：它像一次沒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測驗，要考驗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鉆的追問，要考驗政府在患難時刻是否仍然能夠把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給我們的警示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充滿危機的風險社會，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開放社會。全球范圍內，極目所及，金融危機、財政危機、戰爭危機、石油危機、自然災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隨時降臨。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0％的被訪問者對當地政府與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表示滿意或比較滿意，大大超過不太滿意或不滿意的人口比例。通過SARS事件，大多數（71．9％）的被訪問者認為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很強或較強，只有少數的被訪問者認為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較弱或很弱。 SARS事件也使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增強。有超過四分之三（76．4％）的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較而言，僅有1．7％的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心下降。毫無疑問，某些政府官員、某些部門對于SARS的全國性流行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果斷措施已經對疫情的防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通過本次調查結果，我們看到中國政府經受住了SARS事件的考驗，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與擁護，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政府應設立社會危機基金對非典病人的及時醫治既是人道主義的要求，同時也是現代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另外，這也是防止疫情擴散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對非典病人的治療費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這時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保險的作用凸現出來，而SARS恰恰碰到了中國社會的軟肋——覆蓋率低與很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非典危機挑戰中國社會保障。因此，中國政府在非典防治過程中遇到兩難問題：由個人和家庭承擔非典醫治費用，絕大部分人因經濟上承擔不起而不得不放棄治療，這不但不利于非典疫情的控制，而且也可能會導致人道主義災難；而由政府出錢，將大大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從而影響到對其他方面的投入，進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與民眾整體福利的增加。因此，這里自然引申出一個問題：非典究竟該由誰來埋單？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40．6％的被訪問者表示應由政府承擔，而贊成分攤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贊成由個人承擔的僅占4．4％。由此可見，中國百姓對政府的依賴是很強的，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社會保障與社會危機機制不完善，其中包括危機應急基金儲備不足。因而加快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與設立社會危機基金應該是我國今后應對類似SARS事件的兩大重要措施。　　中國經濟回升有望恐怕沒有人會懷疑SARS對中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至于SARS對中國經濟將產生多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持續多久，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SARS對中國經濟究竟會產生多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持續多久，可能主要取決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我國對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續時間，如果不能對SARS疫情進行有效的控制，SARS流行的時間較長，甚至SARS進一步流傳到廣大農村地區，那么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中國有可能由此走向衰退，現在看來沒有這個可能。二是醫學上的研究進展，人類如果能盡快地找到防治SARS的有效方法，那么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比較有限的，中國經濟在經過短暫的恢復后，會保持強勁增長的態勢；三是公眾對遭受SARS打擊后的中國經濟的信心和對戰勝SARS的決心。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7．1％的被訪問者認為已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認為還有一個月和三個月才能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別為17．3％與28．1％，三者合計占被訪問者人數的一半以上（52．5％）。與第一次調查結果相比，三周后的第二次調查結果表明，公眾估計恢復正常生活秩序所需時間有所縮短。當被問及非典以后對中國經濟回升是否有信心時，超過90％的被訪問者表示對SARS過后的中國經濟回升抱有信心。公眾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我們有理由堅信：中國經濟一定會盡快走出SARS陰影，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　　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專家訪談　　生活方式的改變，不是靠某種危機的出現。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不能僅僅依靠一場災難留給人們的痛苦的記憶去養成，而應該依靠一種強制的長期的法律制約力來完成，光靠自覺是靠不住的非典給我們帶來許多課題南京大學副校長、經濟學家洪銀興：非典時期的巨大支出，一大部分應該屬于遭受的經濟影響。這次這種傳染病的災害，它實際上造成的經濟影響，不僅僅是有形的，同時也會是一種無形的。有形的，我們可以看到，如旅游、餐飲、交通，我們為了治療疾病而支付的各種醫療費用等等，都是一種有形的損失。這是一個方面。直接的經濟損失還是比較大的。這種自然災害一旦在一個國家流行，范圍又比較大，就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對外形象，進而影響到進出口的活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情況是很好的，我們的對外貿易、出口水平、利用外資等等，一向是非常好的。政治上穩定，經濟上又處于成長期，對我們來講，已經出現了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由于這個非典的出現，它可能會使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將影響擴大到外資、對外出口。我同意這么一個說法：“這種影響來得快，去得也快。”它與其他問題造成的影響不一樣，只要非典得到控制，這種形象上的影響就不會那么嚴重。世界衛生組織一旦宣布這種疾病已經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響我們的出口問題馬上就會解決，外資馬上也會回來。雖然近期的影響是嚴重的，但從長遠來看，它僅僅是發展中間的一段。況且這種疾病就世界范圍來說也是新的，至今還沒有研究出徹底解決的辦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陳力丹：非典時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擔了。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一個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沒有錢，把錢花在什么地方，是一個分配用錢的過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美國在“9·11”事件之后，有一個紅十字會的負責人向全國號召捐血，一下子從全國各地捐來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場的只是一小部分，絕大部分過期無效了。美國人這就不干了，逼著那個負責人下了臺，認為他的行為造成了浪費。那個負責人迫于壓力引咎辭職。這個例子說明，政府在分配那筆財政支出時，應該有一個法律進行制約，比如什么時候能啟動這筆錢，如何評估該用多少錢，如何保證合理有效地使用。對一件事純粹從動機出發進行評判是不完善的。經濟學家茅于軾：預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離疫區（從設立專門非典醫院，到封鎖一幢樓、一個區，到整個城市）；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又分在馬路上，在商場里，在交通樞紐里等等）；停止會議（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區或者僅限于疫區，疫區又可分一般或者嚴重的）；停工停產，或者只要求進廠檢查體溫等等。有幾十種措施可以采用。顯然，每種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別，它們對減少非典傳播的效果也極不相同。從經濟學來看，我們應該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應該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所以我們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防止非典傳播”，而必須計及成本效果，并由此來選擇哪些措施應該優先考慮。某種措施的成本可以請經濟學家來估計，效果則要由防疫專家來估計。現在越來越明確，非典的傳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離接觸。因此在公共場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遠遠沒有隔離病人的作用大。醫治一個非典病人的費用高達十多萬元，絕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F在各地規定不一樣，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崗工人、城市困難戶和農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費醫療，結果就出現非典病人逃避就診的情況。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嚴重的病情擴散。一個人為了減少自己的負擔而造成幾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醫治成本。惡性傳染病的治療不只是病人個人的事。他不治療就會造成更多的傳染，而每個被傳染的人又會造成更大范圍的傳染。所以對這一類傳染病的治療應該看成是社會的事。再說，這類傳染病的感染也不完全是個人的責任，應該說主要是社會防治不力造成的。所以從責任來看，醫療費用由社會負擔也是應該的。由社會承擔個人非典的治療費用，會不會造成個人有空子可鉆，占了公家的便宜呢？對于非典而言，這種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規定治療非典的醫療費由政府承擔是合理而且必要的。為了避免少數富人也享受公費治療，至少應該允許一般家庭申請公家補助非典的治療費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經過這場非典災難，很多好的生活方式和衛生習慣應該會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深刻的一筆。人們住醫院會想到住單人房，公用空調和地暖不再受歡迎。人們的私人空間開始擴大，排隊的時候會注意相互之間的距離。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鄧偉志：有道是“敵存滅禍，敵去招過”。災害社會學告訴我們：要辯證地看待災害。在每一個大的自然災害面前，人心不齊的會變齊，人品不高的會變高。在這次非典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為，就很值得我們反復回味。像今天這樣深受歡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廣開來，擴大人民的知情范圍？非典迫使我們精簡了不少會議。非典過后，能不能總結非典時期的工作經驗，把會議減少到盡可能少的程度？最近公款吃喝就少了。長期以來，幾百個文件沒能堵住官員的一張嘴，現在一個口罩就堵住了。我們從現在起，是否能開始把從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錢，用來彌補非典帶來的損失？非典還在改變人們的行為習慣：社會交往少了。家庭團聚多了，非典過去以后又會怎么樣？關鍵是一個呼吁和推廣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陳力丹：非典過去以后，那些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完全持續下去，因為有些問題是老毛病了，危機一過還會復發。好的習慣應該從小就教育起，可現在，那些教育別人的人也會有隨地吐痰等壞毛病，可以說這已經是中國人的頑癥。生活方式的改變，不是靠某種危機的出現。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不能僅僅依靠一場災難留給人們的痛苦的記憶去養成，而應該依靠一種強制的長期的法律制約力來完成。光靠自覺是靠不住的。危機處理機制需要完善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蔡禾：首先，SARS是一個醫學問題，但是這個過程可以引發出許多反思。也許，我們可以把問題處理得更好一點，但由于種種原因，在處理上就會造成種種不理想。從完善處理危機的制度來看，我們要注意的是如何使我們處理危機的措施法制化，所以說在面對突發事件的時候，如何對突發事件分等級，當出現某一級別的事件時，可以采取那些措施。現在，我們對這些都不很明確。這就要求我們以后在處理相類似問題時能夠更加有法可依，也讓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職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建立應急機制不能有僥幸心理。確實，災難不是每時發生的，比如大廈里的火災報警系統，誰都知道不可能每天都有火災，但火災卻是隨時都可能發生，如果你報警裝置完善，那火災造成的損害就能減弱到最低程度。這是一個比喻，我們的社會應付危機的制度也是如此，預先把人員分工明確，資金到位，一旦出現危情就可以避免更大的損害了。有時候這樣的社會救助體系平時看不出有什么用，但一到危機時刻就能派上大用場。美國這次也發現了非典，流動性如此大的國家卻沒有形成蔓延，我想這和他們在“9·11”后建立了一個完善的防化防恐怖的防護救助體系可能有關。中評網主編、法學家蕭瀚：危機處理與對策是現代世界各國政府最為關注和耗費人力、物力、精力最多的一個領域，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說的那句名言：“今后的戰略可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將是危機管理�！闭f明危機管理對于現代社會的安全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危機源于醫學用語，指人瀕臨死亡，生死難料的狀態，有生的可能，又有死的威脅，后被演繹為描述人們不愿面對、不可預期、難以控制的局面。漢語的“危機”可以理解為兩層含義，危意味著“危險”，機意味著“機遇”。兩者處于最嚴重的對立之中，因此危機的發展變化常常極富戲劇性效果。在對危機的研究中，最大類的通常被分為天災和人禍兩類，但危機學家們也根據危機發生的領域將危機分為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民族宗教危機、生態危機等，當幾種危機互相激蕩，同時并發時，就會出現嚴重的綜合危機。在危機管理的各類模式中，最關鍵的要素就是政府對待危機的態度以及民眾對待危機的心理承受能力，還有雙方對危機的共識程度也常常決定了危機被消減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因此這就需要政府正確地對待和處理危機信息，在保證公眾知情權基礎上，謀求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在英美等國家，雖然有時容易出現信息保密與公共信息公開之間的矛盾，但總體而言，政府迅速地處理并且及時向大眾公布可靠信息對危機的處理有著決定性影響，因為危機的存在和應對絕不可能僅僅是政府的事情。例如，英國政府在處理瘋牛病危機時就表現出對國民健康和世界食品安全的高度責任心，值得學習。衛生部已將非典列入甲類傳染病，而甲類傳染病原本限于鼠疫和霍亂，由此可見此次政府對非典肺炎的重視程度，但是由于我國在應對社會危機方面的缺乏經驗和制度固有的結構性缺陷，有關方面在應對此次非典過程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有關方面由于未曾建立一個常設的、強有力的危機對策中樞指揮系統，公共信息的收集和處理都出現了不應有的混亂狀態，導致危機處理過程中除了觀念上的失誤以外，技術性失誤也不少，一度未能及時有效的控制疫情。中央有關方面已經重新提醒各級政府和社會大眾關注并有效落實以《傳染病防治法》為核心的傳染病防治管理制度，同時這一提議也多少開啟了不僅限于政局安全的公共安全管理體制的框架性構想，希望中國未來危機管理基本制度能很快建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鄧偉志：媒體從嚴防死守到公開透明，反映了信息透明化的一個前兆。對于SARS就應該公開，有什么不可以公開？中山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李偉民：社會救助制度需要把整個社會動員起來，而且是有組織地動員起來，就得依靠政府，不能依靠個人，或是通過非正式群體組成的網絡，就像現在的單位，包括一個系統，有很多單位，他們聯合起來采取了很多措施，什么健康的檢查，隔離的觀察，到醫院的隔離治療，還有互相之間情況的通報，上報，匯報制度，這本來就應該由政府出面通過公共的關系建立起來，通過居委會、社區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機制，有些配套的設施。由于這方面的工作還沒有做到位，現在只能通過計劃經濟年代下的體制與運作方式，通過各個單位、各個系統，一層一層地去做，去組織和動員。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對策與建議　　非典危機暴露出舊模式中的弊端，強化著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領導人在危機處理中的權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將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們有理由好好抓住這次非典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新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機遇與災害同行　　SARS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SARS并不只是從負面對人類社會產生影響。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訪問者（74．1％）看到了SARS危機背后所隱藏著的機遇。在回答非典雖然是災難性事件，但還存在積極一面的被訪問者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68％）認為，非典流行促使人們對人類自身的某些生活行為方式進行深刻的反省，從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事實上，非典危機有力地促進了衛生保健知識在全民中的普及，環境保護等意識因此而大大增強，在非典流行期間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可喜的變化。有超過一半（56％）的被訪問者認為，SARS流行將迫使人們對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進行必要的檢討并研究對付這種疾病的方法與措施，從而有助于推動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衛生政策的完善和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分別有24％、22％、15％與9．8％的被訪問者還認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識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契機并促成新聞媒體改革步伐的加快。非典危機暴露出舊模式中的弊端，強化著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領導人在危機處理中的權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將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們有理由好好抓住這次非典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新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我國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通向良好政府治理結構的道路是漫長的，在這條道路上需要耐心和智慧。在SARS危機之后，痛定思痛，我們認為，應該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政府需要一套高效的危機應對機制在處理此類事件的時候，首先需要出動的是一支精干、高效、靈活的危機處理隊伍。但是目前調動的仍然是整個行政體系，吸取SARS危機的教訓，應該建立專門的危機應對機制。政府需要一套成熟的公共關系體制為了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在公眾中的親和力，有必要使得政府的公共關系體制走向前臺。政府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衛生體制從公共衛生體制的歷史演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共衛生的發展自始至終離不開政府的介入，一方面是因為公眾提高了對公共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公共健康作為一項重大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提高控制社會問題的能力。對疫情的控制首先要求對人口狀況有詳盡的了解，這也是提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信息。防治傳染病中的很多做法，如對全國人口注射疫苗，發動公共衛生運動，在緊急情況下對民間資源的征用、隔離和對人口流動的控制、甚至對個人生活的干預（戒煙、戒酒）等，都在無形中顯示了國家對社會問題的控制能力。提高公共財政對公共衛生的支持，首先必須在公共產品的框架秩序中，對公共衛生的各項內容仔細進行擬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資、政府承辦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資、民間承辦的；哪些是需要民間出資，政府給予優惠政策扶持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加強管制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放松干預的。政府需要引入外部的監督力量 SARS事件還反映出來，單純依靠行政體系對官員行為的約束力量已經不夠，有必要引入外部的監督力量。公民和企業的參與和發言權對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政府決策效率至關重要，僅僅寄希望于政府的內部體制改革，建立政府內部的責任制度，無法有效地保證政府的決策質量。首先，應該向有關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及時、暢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和主要的風險承擔者提供政府有關決策、預算、統計資料、財務披露等信息。其次，應該將利益集團對政府決策的參與制度化，盡可能地吸收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進入決策過程，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對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調整施政目標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方向是增長優先，相對忽視了公共健康、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SARS事件的沖擊，使得忽略這些問題的成本得以顯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國從“增長優先”的目標，轉變為更廣泛的發展目標。相應地，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也將逐漸從單純的經濟增長率、吸引外資數量轉變到關心民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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